暴徒占国会 美宪制几危 民主选举难除极端政治
为支持特朗普推翻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大批暴徒于上周三（1月6日）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确认选举人票之际，武力攻入国会山庄，是为英军自1814年火烧华盛顿以来所未有。见证过近两百年来无数重要政治演说的参议院主席台，被一名头戴维京牛角裘皮帽、赤裸上身露出纹身的阴谋论界活跃份子“占领”；众议院议长办公室则遭另一男子闯入捣乱、脚放桌上摆拍留影；穿着各异或藏械的人群在古雅的走廊大堂中或游荡、或破坏；猝不及防的西装警卫仓皇持枪戒备，并以重物阻门应急。骚乱造成五人死亡，包括一位中枪而死的女示威者，以及一位因伤不治的警员。
两院点票程序被迫中止了数小时。待各方增援赶至，将暴徒一一清走后，两党参众议员才回到会议厅中连夜继续宪制程序，终于翌日清晨确认拜登胜选。议员纷称骚乱失败、宪法得胜，而鼓动支持者向国会进发的特朗普随后亦首次承认自己不能连任，保证权力交接顺利。冲击过后，虽然呼吁特朗普下台的声音不断、民主党人亦料将再启弹劾，可是，美国宪制的运作似乎又回复正常。这场骚乱到底只是美国民主偶遇的歧出，还是其深层弊病的体现？
骚乱的场面很容易让人忘记“占领国会”并非上周三唯一一宗极端政治事件。当日的两院点票本应只属政治仪式，然而，在特朗普派系穷尽司法、重新点票、施压州政府人员，用诸多方法试图推翻选举结果无功之后，共和党竟有过百名众议员和数十位参议员表明会利用此仪式反对各州选举人票，无顾选举人由各州推举的宪法明文，而于法只负责主持程序的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更被特朗普公开要求否定选票。
另一极端政治事件本来是当日焦点所在，只不过被骚乱喧宾夺主而已—不要忘记，当暴徒攻进国会之际，两院议员正分别开会应付共和党人对亚利桑那州（Arizona）选举人票的反对，骚乱过后，反对票数只较预期稍减。
美国民主政治今天遇上的挑战，其实早已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中预示。两千多年后，预言再在“世界民主灯塔”上演，不禁让人反思这是否是民主制度的必然结果。
煽动家的极端政治
柏拉图明言，暴君将出于民主：煽动家诉诸情感，打着人民守护者的旗号对抗有权有势、精英阶级的“人民公敌”，以漫天遍野的政治许诺，透过民主方式夺得权力；手握大权的煽动家不断制造国内外的敌人，以维持人民对于领袖的需求，就连本来跟着他上位而显出自由意志的盟友也将被打成敌人。面对自己制造出来的敌人，煽动家将需要一支私人卫队，而人民对其安全的担心比对自己的还着紧。
特朗普正是这样的煽动家。他以“我的人民”（my people）与华盛顿政坛人物对立起来、许下各种“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不切实际承诺，在2016年总统选举击败两党传统政治人物而夺得权力。掌权后，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团结全国：先是透过他对于共和党选民的掌握，清扫党内不服从的传统势力，导致诸如前众议院议长赖恩（Paul Ryan）等明日之星放弃寻求连任。民主党2019年拿下众议院后，他们就变为特朗普口中的“（极端）社会主义份子”，成了反美国的代名词。特朗普不断制造敌人的倾向在本年疫情之中更是展露无遗，除了鼓动多州民众群起反对抗疫封锁政策之外，连戴口罩也一度被他指为是反对他的讯号；而直至本月，他仍对美国医疗体系“开火”，称新冠肺炎死亡人数被夸大。
早已毫无根据地质疑邮寄选票的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在去年11月大选遭遇挫败后，更是变本加厉，其敌人从民主党人扩展至一般票站职员、多州选举当局、各级法官，以至不愿意配合特朗普质疑或推翻选举结果的共和党盟友。过去数年，一直被民主党人猛批打压选民投票权的佐治亚州（Georgia）州长坎布（Brian Kemp）和州务卿拉芬斯佩格（Brad Raffensperger），竟在选后因不愿“配合”特朗普而变成其誓要铲除的政敌。包括特朗普忠实盟友、参议员科顿（Tom Cotton）在内，不愿反对各州选举人票的共和党国会议员也被他标签成不能“守护国家”的“投降党团”（Surrender Caucus）。
上周三当天，连经常站在旁边、以尊崇眼神望向特朗普的彭斯也不能幸免。当日早上，在向听从他号召到华盛顿的集会群众讲话时，特朗普就多次要求彭斯将选举人票送回各州重新确认，并说如果彭斯不答应，他将会“非常失望”。特朗普又呼吁白宫前的支持者向国会进发，去给予那些“懦弱”的共和党人“骄傲和勇气”，去“夺回我们的国家”。
在得知彭斯已发表声明，指他无权否定选票后，特朗普随即在Twitter上批评他没有勇气去保卫国家和宪法。此时，向国会进发的部份群众已攻进国会，彭斯本人亦被送往安全地点。不少记者都表示听到闯进国会的暴徒指摘彭斯是向特朗普背后插刀的“叛徒”，并要将他以行刑队“枪决”。如今事态平息，美国体制的确击败了这种极端政治行为，可是，当天美国宪制并非没有败亡之危。当暴徒攻入国会之时，能够发动宪法第25条修正案免除总统职务的彭斯—出动国民警卫队支援国会据报正是彭斯不顾特朗普抗拒所作的决定—以及其后两位总统继位者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和参议院临时议长格拉斯利（Chuck Grassley）尽在国会山庄之内。
一些有备而来的暴徒若果真要使得这些人失去行动能力，特朗普将极有可能为所欲为。如果他借机宣布紧急状态、出动军队，甚至试图像如今右翼媒体一般将暴力占领国会的责任反推向左翼极端份子，类似纳粹般的国会纵火案剧目并非没有可能上演。虽然这看似是天方夜谭，然而，上周三来临之前，又有谁料到暴徒可如此轻易攻进国会山庄，并占领、捣乱长达四小时？
民主体制何以沦落
民主制度并非铁板一块，其下有着各种具体体制，也有着执行和参与这套体制的个人。说民主制度必生极端政治显然是言过其实，但美国此刻的民主体制及其中个人所处的社会氛围，的确会衍生出极端政治的挑战。
美国的各级选举几乎都以单席位单票多数制的方式进行，而原来在总统选举中由人民选出各地贤能、再由贤能作自由选举人的制度，在立国之初已因各州发现全州一致投票能增加该州对结果的影响力，而变成了以州作单位的胜者全取游戏。这种只求过半或多数的规则使美国两党政治根深柢固。
由于以往通讯不如今天便捷，地方议题吃重，人们难以跨地域意识形态作阵营区分，如今围绕一小撮有广泛听众人物的社交媒体所构成的“回音房”意见极端化效应更不存在，使得两党在不同议题上都有合作的可能。即使是作为美国内战主轴的奴隶制度之争，其中一大部份也源自南北州份在经济产业发展和城市化程度等地域差异。如今，我们认为是壁垒分明的红蓝之别，也其实是迟至2000年大选、因各大电视台采用同一颜色分类才形成的区分。
随着通讯愈加便利，全国性议题愈趋重要，跨地域的两党阵营区分也愈加严重。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统计，此次州参议院选举与其前一次总统选举属“不同党派获胜”的比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尚在50%上下徘徊，但到了互联网兴起的九十年代，此比例不断下跌，本年已跌至3%。由此可见，全国性的党派归属已成为美国人政治行为的核心动因。
这样的发展也影响了政客的行为。在对方党派执政白宫期间，任何全国性的政绩也会成为对方竞选的筹码，变相有损己方。于是，两党合作空间愈缩愈窄。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2010年曾明言，共和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使奥巴马成为单届总统；而去年大选前民主党的佩洛西迟迟不愿在经济刺激方案上让步，也被指是为避免选前派钱对特朗普有利。
在此等政治环境下，除非一党能同时掌握白宫、众议院和参议院（甚至是能阻拉布的60席大多数），否则，任何大规模的政策改革都几近不可能。在近二十年来的产业结构转变和重大经济冲击之下，政府的无为就造成了一大群生活长期未见改善的人群。政治精英们在华盛顿的争吵，对他们而言纯属无谓的党争，与日常生活全然割裂。反建制情绪的土壤由此而生，透过社交媒体产生“回音房”效应，配合煽动家的引导而使政治意见愈走极端。
柏拉图认为，在煽动家毁掉所有他一开始拥有的盟友之后，最终会以对社会最感不满的群体（即书中的“奴隶”）作为朋友、作为他可以信任的人。当特朗普质疑选举危及美国国本使共和党多数政客敬而远之，共和党的群众就成为了他的依靠和武器—根据《经济学人》民调，64%共和党人支持国会推翻选举，45%共和党人支持进攻国会（反对者为43%）。在美国两党民主体制之下，不少共和党人（那些1月6日投票反对确认选举人票的议员）难以别投他党，也就只能服膺于其极端政治之下。
重拾政治文化规范的重要
虽然如今，Facebook与Twitter将特朗普的帐号封锁，而不少人用以交换极右阴谋论资讯、被暴徒用以组织行动的另一社交媒体Parler亦遭Google和苹果（Apple）下架，可是，这些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手段，更可能引起早已深陷特朗普极端政治宣传之中的民众反感。
柏拉图的制度性解方基本上是一套由精英管治及培养接班人、人民按其天赋各安其位、将个人福祉置于群体福祉之下或之中的专权体制，当中包含着政府宣传和对言论自由的较严格管控—后者正是如今美国各科企平台开始着手处理的问题。这一套制度，在一些泛儒家文明的国家中或者可以不同的具体形式实现，诸如中国、新加坡等。然而，在个人至上的现代西方社会，却似乎不切实际。
要解除极端政治持续的威胁，一国的政治精英首先要能让人民感到他们有得到政府管治的照顾，使煽动者失去其鼓动民情的土壤。然而，要做到这一点，政治制度必须能够有效运作、推动政策，亦必须能够凝聚务实的共识，为国家指出未来方向。
在政治体制的层面，美国有必要重新审视其选举机制，特别是简单多数决的制度，以解两党分裂、排除第三党的问题。在社会氛围的层面，其实共和、民主两党都已寻得改革之处，就是要重整社交媒体的言论规管架构，只不过，他们对如何改革选择了不同的方向，且未有明确主张。
然而，这些改变要能够成事，如果美国权力分布未见大变的话，美国各派人士都需要重拾一套有利于民主体制的政治文化。正如哈佛学者Steven Levitsky和Daniel Ziblatt在其《民主国家如何死亡》（How Democracies Die）一书指出，除了一套宪法机制之外，一个有效运作的民主制度尚需两个基本规范：一是“互相包容”（mutual toleration），即承认政治对手是合法且平等的竞争者；二是“制度性克制”（institutional forbearance），即拒绝以合法却违反法律精神的方式有权用尽。
任何形式的民主选举制度本身，都不能强迫人们接受这一套政治文化。这也是民主选举本身不能扫除极端政治，甚至为极端政治打下根基的原因。上周三的国会骚乱，显示出美国随着其极端政治已走到悬崖边缘，随时会跌个粉身碎骨。然而，有见共和党多数政客对于特朗普争议选举结果的否定，加之来届总统拜登团结全国的温和立场，这一场骚乱也许是一个政治精英们重新修正旧路的契机。
上文刊登自第248期《香港01》周报（2021年1月11日）《暴徒占国会 美宪制几危 民主选举难除极端政治》。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