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安法｜从16岁到19岁——谁把钟翰林推向“港独”？
“港独这回事有点不切实际。”——“学生动源”前召集人钟翰林上周二（10月27日）寻求美国驻港领事馆庇护被拒，遭警方以涉嫌“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等罪名拘捕；此前，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刚刊出10月中旬专访钟翰林的报道，19岁的他如此反思“港独”。有人质疑钟翰林为“洗底”推翻论述，不过，其实钟翰林16岁接受《香港01》专访时，早已透露对“港独”感迷茫。
问题是，从16岁到19岁，他懵懂不知的时候，我们可曾竭尽全力唤醒他、保护他？他迷途忘返的时候，又是谁把他推向这条代价沉重的“掘头路”？
2017年9月，扬言展现“管治新风格”的特首林郑月娥刚上任不久，政圈吹起一片和风，但沉寂一时的大学校园却掀起“港独”声浪。
香港中文大学举行开学礼当天，校内文化广场出现“HK INDEPENDENCE”横额和海报，民主墙也贴满印有“拒绝沉沦，唯有独立”的单张；校方随即要求学生会立即拆除违反香港法律物品，对方反驳校方打压言论及学术自由，扬言留守抵抗。事件迅速蔓延至其他高等院校，城大、港大、教大、浸大及树仁大学等相继出现“港独”标语，令有关伪命题再度闯入公众视线，成功引起港府和中央关注，除林郑月娥之外，时任中联办主任王志民和港澳办主任张晓明也都公开反“独”。
不过，年轻人思潮澎湃，大部分人却漠不关心，以为“港独”根本不成气候，不料后患无穷——而这场声势不小的校园“宣独”风波，与当时年仅16岁且刚刚升读中学五年级的钟翰林不无关系。
和很多同龄人一样，钟翰林11岁那年，因反国教事件启蒙政治，先后寻求加入学民思潮、热血公民、本土民主前线（下称“本民前”）等关注本土的组织；至2016年新界东补选和旺角骚乱后，15岁的他与本民前助选伙伴频繁交流，更加笃信“香港必须脱离中国”才有出路，故与另外三人成立专注启蒙中学生本土理念的“学生动源”，高峰时期吸引约60人加盟，整个暑假都摆街站派发“港独”传单，甚至自发为所有独派组织助选立法会——后来更与“香港民族党”联手，呼吁把“港独”声音带校园，获得不少学生组织的响应，包括中学和大学。
16岁受访：大家都看不到港独出路
不过，在闯出名堂之前，钟翰林和学生动源都曾陷入低谷。事源2016年底青年新政梁颂恒及游蕙祯的“宣誓风波”触及中央底线，导致六名非建制立法会选举当选人被一举取消议员资格，令“港独”阵脚大乱，瞬间萎靡。学生动源也愈发凋零，成员少了一半，四名召集人只剩钟翰林一个，相关的中学本土关注组织接近名存实亡；钟翰林同样感到前路茫茫，但又倔强不甘就此退让；尽管校园“宣独”风波备受瞩目，他仍然困惑。
那时钟翰林16岁，破天荒接受向来被独派拒诸门外的《香港01》专访，坦言不知“宣独”计划能否帮到香港、会否令“港独”更难前行，但他已经“洗湿个头”。他谈及此前两年的“宣独”历程，承认“港独”之所以气势如虹，是因为有部份年轻人把“港独”当成“潮流”，“以为支持港独就‘好威、好型’，他们跟同学说自己撑港独，人家就觉得他‘好劲、好犀利’”，却未深究相关论述，而整个阵营不时内讧分裂，已陷入“口号式”抗争。
“整个独派都没有明确的独立路线，因为大家都看不到出路。有人提出武装革命、民族自决、外国介入等方法，但究竟是否行得通，我们心知肚明，所以我们不像个别组织，不会大大声声鼓吹那些方法。那是宣传伎俩，我们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钟翰林当时慨叹，正正因为对“港独”前途的种种“不知道”，所以更希望动员整个独派一同思考“港独”前路。
当记者问及，既然发现此路不通，为何还不往回走时，钟翰林斩钉截铁说无论如何都不会回头，他也时刻在思考万一将来因宣扬“港独”被捕，到底应该逃亡海外，还是接受审判入狱——但那时的他还没有答案，只知道“如果（回头）跟着泛民走，那更加是条死路”。
泛民之路是否“死路”，目前不得而知，但“港独”的终结，似乎来得比所有人预想的都要快而猛一些。2018年6月，被视为“精神领袖”的梁天琦因旺角骚乱被判暴动罪成，入狱六年，独派顿失依靠；同年9月，特区政府又刊宪引用《社团条例》取缔香港民族党，明显杀鸡儆猴，令独派再无遐想。
正当大家开始看清“港独”的不切实际，一场因为特区政府的粗暴傲慢而瞬间引爆的反修例风波，令早已安静下来的“港独”势力卷土重来，本民前更率先在“6．12冲突”前夕发布《抗争手册》，图文并茂列举抗争装备和策略，又鼓吹“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不是毫无代价）、扬言要“Die for Hong Kong”（为香港而死） ——对后续的极端抗争造成极大影响。
钟翰林也活跃了起来，尤其去年赴台回港后，一改昔日否定“武装革命”的论调，扬言“建立军队”，并成立全新独派组织“香港独立前线”。
19岁再受访：港独有点不切实际
风波延绵至今年，全国人大因而授权人大常委会亲自制定了《港区国安法》，以图彻底打击“港独”；而在法律自6月30日正式生效后一个月，警方国家安全处便以涉嫌“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名拘捕钟翰林。他其后获准保释，据报曾向台湾寻求政治庇护，碍于疫情未能成行；直到上周二（10月27日），钟翰林向美国驻港领事馆寻求庇护被拒，旋即再被警方以同一罪名拘捕，案件上周四（10月29日）提堂，他要还押至明年1月再审。
“现在对我来说，难听一点说，‘港独’这回事是有点不切实际⋯⋯这刻来说，北京的确获得阶段性胜利，自《港区国安法》实施后，大量提倡香港独立的人或离开香港，或转趋低调，街头抗争大幅减少，市民不敢提及政治性的口号，即使与香港独立无关的口号也有所避忌，的确，我们暂时失败，但争取民主这条路是漫长的，一日未到最后也未知结果。”钟翰林被捕当天，BBC刚刚发布了早在10月中旬专访他的报道，而19岁的他如今这样反思“港独”，明显也仍然透着深深的不甘和厚厚的迷茫——就像16岁的他一样。
只是，16岁的他仍有机会从头来过，但19岁的他，可能沦为阶下囚。
钟翰林的故事，让“黄丝”扼腕叹息，也让“蓝丝”拍手称快，但我们不得不问，从16岁到19岁，在他懵懂无知时，我们可曾竭尽全力唤醒他、保护他？他迷途忘返时，又是谁把他推向这条代价沉重的“倔头路”？
我们要问，在“港独”思潮崛起之前的2010年本土主义萌芽初期，特区政府、政党精英、乃至整个社会，曾否认真理解“港独”成因、致力纾解“港独”情绪、防止极右势力炒作吗？没有！
在港英时期，根本没有什么人在乎“港独”。早在1960年代，先施百货创办人马应彪的儿子马文辉已经成立“香港民主自治党”，他也因而被后人视为“港独之父”；不过，必须厘清的是，马文辉并非要推动香港成为独立国家，而是成为英联邦内的“自治城邦”。他认为，殖民体系下的特权垄断造成贫富悬殊和阶级仇恨，深信只有民主自治才可改善不公和穷困。此前，港英政府曾经打算推动香港宪制改革，让本地居民参与管理事务，但新任港督葛量洪担心民主选举或会威胁殖民政权，说服英国终止放权，曾任葛量洪即时传译的马文辉遂展开体制外的“自治运动”，包括举办讲座、发表蓝图。
不过，那场运动并未引起广泛回应，而且遭到殖民政府打压，后来更随领导集团内部分裂告终。至1970年代，反资反殖运动迭起，殖民管治转趋柔化，加上香港经济起飞、市民生活改善、流行文化普及，更加没人提起“港独”。到1980年代中英谈判期间，当邓小平提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一国两制”，深明民族大义的知识份子更是心生期盼提出“民主回归”，而只想“维持现状”的普罗大众也乐见其成，“港独”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
根据《香港01》统计，回归第二年，全港只有五篇略略提及“港独”的报章评论文章，其中四篇刊登于《文汇报》，但自2010年“五区公投”论争，有亲中阵营猛攻“总辞”议员变相发动公投有违《基本法》精神、等同提倡“香港独立”等等，此后涉及“港独”的报道和评论开始增加，至2012年梁振英上任前已飙升至191篇，只是港府不以为然，除了反对便无作为，仿佛只要“反对”了，问题就不复存在了。
那么，2010年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本土主义擡头，继而演进成“港独”？
第一，因经济问题恶化而形成愈发突显的民生矛盾。从殖民地到特区，港府始终保持“官商共治”格局，一方面囿于自由放任的经济教条，另方面碍于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长期未能秉承公义分配社会资源，导致资本主义日渐腐败扭曲，使得经济结构固化、地产金融独大、产业发展单一、欠缺新增动力、向上流动停滞、贫富悬殊严重，令普罗大众营营役役、焦虑不安。当港府早已埋下“重商”隐患、遇着经济的起伏规律，加上外围经济猛烈冲击，衰退本就无可避免，但却非无可救药。
偏偏，特区政府始终未能摒弃“小政府、大市场”的迷思，也未能透过“一次分配”建立更加合理的按劳获酬制度，更未能利用“二次分配”调动社会资源减轻市民的房屋、医疗、交通及教育等等生活负担，无法令人人安居乐业。所以，历经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金融海啸后，香港经济明显走下坡，资产泡沫却愈发膨胀，带动物价飙升，但工资增幅却怎追也追不上，导致港人生活品质急速下降，难免心生怨气和怒气；与此同时，昔日落后的周边地区逐渐追上香港，令香港逐渐失却“黄金时代”那种一枝独秀的优越感，产生强烈而又无法宣之于口的不适应。
第二，因民生问题突显而衍生二元对立的政治矛盾。香港作为高度依赖外部因素的经济体，价值链从上游到下游，都需要和周边经济体有机结合，方能形成内生动力，才能继续繁荣发展。不过，当陆港两地交往愈渐频密、内地发展翻天覆地，而香港人却过得愈来愈不称心如意时，很多人基于傲慢和偏见，把香港政府的“资源分配不均”，错误且简单归咎于“内地争夺资源”，未能看清根源在于特区政府未曾做好“港人治港”。
例如自2003年非典型肺炎（SARS）肆虐后用于“拯救”香港的“自由行”政策，被指摘为“蚕食香港资源的罪魁祸首”；然而，如果港府能够做好旅游产业的资源管理，又怎会导致巨额利益流向地产业主和大型零售企业，令老百姓无法共享成果？如果港府能够适时因应旅客激增而提升旅游配套设施、改善城市规划，又怎会导致港人日常生活受到极大影响，甚至出现奶粉、药物、化妆品等资源紧缺？正如，面对资产泡沫、楼价飙升、房屋短缺，大家不去怪责美国量化宽松导致热钱流入，更不怪责港府未有好好管理房屋需求与供应，却只归咎内地人推高楼价，甚至埋怨新移民涌现，而完全无视其实推高资产泡沫的正是香港人自己。
正当市民焦躁不安，极端右翼势力趁机把民生问题，扭曲成针对中央政府和两地关系的政治原因，并联同整个泛民阵营大举宣扬一套令人深信“只有普选才能解决香港经济民生问题”的论述，重新建构香港市民对“一国两制”的想像，把矛头指向中央政府未能兑现香港普选承诺——贫富悬殊源于官商勾结，官商勾结基于缺乏普选，缺乏普选因为中央拒绝，而中央之所以拒绝则在于中央高层与香港商家形成牢不可破的管治同盟和千丝万缕的利益结构。
无可否认，改革开放以后，内地官员贪腐相当严重，难免令人怀疑政治家和资本家之间过从甚密；然而，近年内地打贪反腐成效有目共睹，但不少香港政客对内地政治的认识仍然只停留在过去，甚至因而忽视香港自身本就存在的利益瓜葛。再者，环顾世界经济体系，政治家和资本家关系最紧密的，难道不是资本主义吗？而香港更是裙带资本主义最为严重的经济体。只是，面对那套论述的深入民心，别说特区政府置之不理，连中央政府也没有积极“解构再重构”，而是采取“河水不犯井水”的消极策略，放之任之。
第三，因经济、民生、政治问题交织而导致身份认同矛盾。2010年“五区公投”过后，由于投票率偏低而无法彰显“争取普选”的象征意义，民主派面对“循序渐进”抑或“原地踏步”的政改困局——尔后民主党与中联办破冰会谈，最终促成政改通过，令立法会议席由60个增加 70个，但激进泛民并不买帐，甚至以此攻击“民主党，卖香港”，全盘否定传统泛民的努力成果；而个别被扣上“港独”帽子的本土势力，更开始情绪化地为宣扬“港独”可以成为真实存在的政治主张，甚至是值得考虑的出路。
不得不说，当港府未能及时改善经济民生，加上文化冲突、“双非”压力、水货客问题激化，导致民粹主义泛滥之际，“藉著本土搞港独”的策略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利用“城邦自治”等新颖术语进行包装，煽动“怀缅殖民”和“中港区隔”两大情感元素——鼓吹殖民政府为香港建立优越制度、高等文化、普世价值，把香港打造成开放、高效、自由、公正的乐土，令香港享有举世闻名的经济成就；宣扬回归造成香港衰落、经济倒退、文化沉伦、自治受损，扬言必须驱逐劣质内地来港移民，否则面临灭族——成功引起青年学子关注，借此建立一种强调香港人有别于中国人的本土意识，以及不同于传统泛民的本土论述。
照理说，由于大多数香港人都是中国移民的后代，大家普遍具备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一般也会直观地认为“港独”等同背弃祖先、切断血脉，并不可取。然而，在二次大战之后，以至世纪交替期间，提倡全球化和普世价值并行的文化思潮逐渐普及，愈来愈多人相信“民族身份”可经多元建构，甚至基于主观认同、不受法律制度、生活习俗、文化行为、身体特征等客观条件所限。独派正正盗用并简化了这套理论，不断强调陆港差异、放大差异衍生矛盾，借此煽动港人建立独立主体意识，不再自我认同是中国人。
我们也要问，在“港独”论述席卷校园之际，特区政府、政党精英、乃至整个社会，可曾致力击破有关谬论，继而重建“中国香港公民”身份认同，防止激进势力蔓延吗？也没有！
不少人戏称梁振英为“港独之父”，无可否认，自他在2015年《施政报告》中点名批评港大学生会刊物《学苑》的《香港民族命运自决》及《香港民族论》后，原本只在独派盛行的“港独”和“自决”议题成功闯入公众视线，而撰文港大学生更频频被邀出席公开讨论活动，令2016年涉及“港独”的报道和评论呈几何级数飙升至1.7万篇。
“港独”思潮经过学术堆砌，加上“非独即错”的标签效应及脱离现实的政治想像，成功描绘了一幅模糊愿景，确确实实填补了年轻人渴望改变的空虚；彼时，中央和特区开始积极“禁独”，却未能找到一套有效与社会沟通且有力击破虚幻的方式，往往只是“大石砸死蟹”般重复“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部份”和“港独没有讨论”空间云云，无法说之以情、喻之以弊、惧之以法。
以独派曾经提倡的“民族自决”为例，他们认为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当香港人能够主观地向全世界证明我们是一个有别于中国的独特民族时，自然能够享有自己决定香港政治地位的权力——尽管这种“天生有权”的说法备受青年认同和追捧，但有关论述本身存在一大盲点，甚至以偏概全，但港府却未有认真向市民解释清楚。
其实，“民族自决”并不适用于香港的道理非常简单，原因同样有三：
首先，根据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一条，“All peoples have 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即“所有人民（中国入联前译本为‘民族’）都有自决权”，国际法学者一般认为此处的“人民”并不只代表“民族”，而港大法律学院前院长陈文敏亦指出，除了“人民”须符合种族、历史、语言、文化等条件之外，有关“自决权”亦必须是有一定人数的诉求，鉴于主张港独者只是极少数，故称不上“人民”，亦难享有关权利。
其次，根据“自决”概念确立成为国际法的历程，有关权利必须符合“尊重主权国领土完整”的基本原则，方能更好地规范国际关系，防止国与国之间的非法侵占。因此，国际社会面对涉及分离主权的“自决”运动时，一般都是采取极为保守的态度。根据时事评论员王慧麟早年撰文所示，英国于1976年确认两项人权公约时，原则上香港也享有相关权利，但当时英国同时向联合国签署声明，要求香港的“自决权”必须符合《联合国宪章》内有关“领土完整”及“逐步发展自治”的条文，因此，香港人的“自决权”并不完整。
第三，“自决权”一般分为“内部自决”和“外部自决”，前者指在现存国家框架内追求有关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等发展，可以理解为非独立的自治；后者则涉及地区的政治地位、主权国的领土等改变。按照国际惯例，一个地区倘要透过“自决”谋求独立，通常必须符合以下其中一种特殊情况：（1）殖民地；（2）被外国军事侵占；（3）遭主权国压迫；（4）主权国家全体人民决定。鉴于香港不符合以上各种情况，故不享有借此独立成国的“自决权”。
可是，即使是如此简单的依据，特区政府也讲不清、道不明。
我们还要问，在“港独”青年感觉迷茫，又因反修例风波被挑起激情和冲动，深信自己受到不公平对待而诉诸极端行为的时候，特区政府、政党精英乃至香港社会，可曾大胆是其是非其非，带领他们迷途知返吗？更没有！
钟翰林二度被捕后数天，19名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终于在上周五（10月30日）发表声明，认为被捕的年轻人（年仅10多20岁）不可能具备任何分裂国家的能力，故此批评特区政府以《港区国安法》“极刑”开刀，质疑做法旨在杀鸡儆猴，意图制造白色恐怖、令人噤声。
老实说，这种“行礼如仪”的声明，真的“唔出好过出”！它不但突显自认为“和理非”的泛民政客仍像鼠辈一样懦弱地躲在“政治正确”的谎言背后，甘心被激进势力牵着鼻子走，只懂得把所有责任推卸给政府一方，企图以“没有暴徒，只有暴政”合理化年轻人的鲁莽行为，更回答了为何那些原本锐意唤醒社会的年轻人最后会被推向“不能回头”的想像和亢奋当中。
然而，我们绝不能再对此视若无睹，否则只会令年轻人的一腔热血继续付诸东流。
上文节录自第238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1月2日）《从16岁到19岁——谁把钟翰林推向“港独”》。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