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 · 专访】港独变讲独 亢奋过后的空虚
鲁迅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只是，如果走着走着，就发现是条“倔头路”，再往前走或会泥足深陷，那么，是否应该打回头？
“不会！我一定不会返转头！”支持港独的中学生组织“学生动源”召集人钟翰林坦言。目前，整个独派都陷入了“口号式”抗争的困局，“大家都找不到出路，知道好多方法都行不通”，但他还是选择继续走下去，因为已经“洗湿个头”。他认为，就算当下放弃港独，也难保当局不会秋后算帐，“就像人大可以用今日释的法，追究昨日宣的誓一样。”
这名16岁的中五生，经常陷入关于“将来”的思考漩涡，他想的不是明年的文凭试该如何准备，或者大学联招该如何填写，而是万一因宣扬港独被拘捕，“究竟应该学旺角事件那个被控暴动罪的17岁女仔（李倩怡）流亡台湾，还是像梁天琦一样留在香港接受审判甚至入狱？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没自由的话，就什么都做不了。”
那种倔强不甘又前路茫茫的感觉，同样出现在相信港独是出路的20岁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黄政锝身上。“现阶段我也不知道如何走下去……不知道怎样达致独立……不知道哪一条才是对香港最好的路……”他不知道的，还包括自己毕业后的职业前途，“以前想过要做老师，但现在应该没有学校愿意聘用我了”，不过，他说他仍会往前走，因为以他“现在的身位，不能退了”。
“你们自己愿意付出代价是一回事，问题是，全香港人都要和你们一起付出非常大的代价！”前公民党党员、现任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隔空回应：“最即时的代价，可能是缩窄自由空间，再远一点的，就是流血冲突和镇压，会死人的！他们有什么本钱？最终受害的都是我们！”他还提醒，切勿以欧美的民主意识去理解中国的共产政权，也别有任何幻想。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兼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则以“三不要”作警告，即不要低估中央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决心、不要低估中央落实一国两制的坚持、不要低估中央拥有的实权，“否则‘五十年不变’很快就玩完”。他边说边敲桌子，振振有词：“在处理港独时，中央有权做很多事，例如替香港立法、对特首发出中央命令、将全国性法律移入香港等等！”
四人的访问仿佛折射出当下香港的光景，这一端进退不得，另一端穷追不舍，双方你来我往，互相呼吁对方理性“讲独”，可惜讲来讲去都没能交集。而绝大部分夹在两端中间的香港人，就像活在平行时空当中，对港独争议袖手旁观，诠释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但是，今天谁也不能独善其身了。当年轻人为此付出代价，当社会因而耗费光阴，我们不是应该更负责任地去认识港独的本质、让其难以立足的道理愈辩愈明、继而为香港寻找出路吗？
潮流兴撑独？
钟翰林的政治启蒙源自2012年反国教事件，黄政锝则因2014年雨伞运动开始关心政治。他们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有感中央干预香港事务令港人权益受损，故选择跳出一国两制框架，走上撑独之路。“非一即二”的思维，的确是人们最直接的想法，但也最容易陷入“二元对立”的盲点，忘记“一”和“二”之间的其他可能。正如记者问，当一国两制的落实能符合港人期望、政府向市民负责、民生等问题得到解决，他们是否仍然坚持港独时，两人都斩钉截铁地认定，“这不可能发生，因为中共不可信。”
在刘兆佳看来，这样的选择建基于情绪的宣泄而非理性的决定。就如年长者的惯用口脗，他说他理解，这是年轻人对生活不满、对前景堪忧，以及对权威的逆反心态。但黄政锝却认为，他们是情绪和理智并存，而情绪亦不全是负面，更重要的是对香港的独特归属感。“正是因为这种情感的驱使，才会令我们想为香港找最好的路，我们也经常举办论坛、读书会，理性地讨论、畅想这条路该怎么走。”
情感的确是理性的发端，但理性却是按“现实原则”操作，懂得知危而慎行，当情感遇上理性时，或许就有理说不清了。不过，也有一部分年轻人，有另类的撑独原因。
“其实不怕讲，以前有些低质的成员，以为支持港独就‘好威、好型’，他们跟同学说自己撑港独，人家就觉得他‘好劲、好犀利’。”钟翰林承认，去年港独思潮气势如虹，的确有部分年轻人把支持港独当成潮流，但未有深究相关论述，现时正值港独低潮，那些人都走光了。去年4月，他和另外三名中学生创办“学生动源”，整个暑假都摆街站派港独传单，高峰时期有60名成员；一年过去，那三名创会成员都辞任召集人，活跃成员只剩下20多个。
他们崭露头角时，不但有传媒追访，更有蓝丝阿伯挑机，但如今他们几乎不摆街站了，因为已无人理会。“那套宣传方式，没有什么成果了，学生连基本兴趣都没有，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钟翰林说，有成员因而灰心离场，但令更多人丧气的，是整个港独阵营内讧分裂，“个别政治领袖不时因私人理由争吵对骂，外人会觉得很难看、很儿戏。”至于离任的召集人，有人要专心学业，有人怕家人在内地的生意受累，也有人看不到港独的出路。
钟翰林是独派中的“大和解派”，他曾于去年新东补选期间自发为本土民主前线助选，此前更曾寻求加入“学民思潮”无果，又试过因信奉热血公民理念而成为义工，连后来撰写的“学生动源”首份政纲，也沿用其提倡的“全民制宪、重新立约”。
谁制造港独？
香港目前主要有六个主张港独的组织，包括热血公民（2012）、香港独立党（2014）、本土民主前线（2015）、青年新政（2015）、香港民族党（2016），以及归英独立联盟（2016）。它们的论述大同小异，一方面认为香港有独特的历史轨迹，但回归后饱受中国文化及政治“侵略”致令本土核心价值削弱，故主张确立香港民族身份认同；另一方面，他们狙击提倡“民主回归”的泛民主派，批评其多年“和理非非”的抗争无力抵御中央干预，令民主发展停滞不前，故提出勇武抗争使香港脱离中国统治独立成国，以达致完全民主。
钟翰林和黄政锝的说法，与上述流派相似。“香港人受单一教育，觉得自己天生就是中国人，这正是一种谬论，令他们走不出思想困境。”黄政锝认为，部分港人对民主认知有偏差，甘心受制于中国：“这很难有进一步讨论，你连法治都不知道，我怎么跟你说法治受冲击？”他还说，希望大家认识民主，放下成见，做到真正理性对话。
暂不论独派论述的真伪，单是其所用的解构与重构的文化对抗策略、以“学术词汇”堆砌论述的包装手法、“非独即错”的标签效应、脱离现实的政治想像等等，港人都需要慎思明辨。然而，独派模糊的愿景，确确实实填补了年轻人渴望改变的图画，加上中央和特区政府强硬“禁独”，独派很快就取得阶段性“胜利”。
首先是抢占传媒版面，提升社会关注程度。在港英时期，港独根本没人在意，至回归后的1998年，全港也只有五篇略略提及港独的评论文章，其中四篇刊于《文汇报》；不过，近年相关报道呈几何级数飙升，由前特首梁振英上任前的191篇，激增至去年的1.7万篇。刘兆佳就笑言，港独是经过梁振英才得以宣扬，若不是他在2015年的施政报告点名批评香港大学《学苑》的《香港民族命运自决》及《香港民族论》，“何来那么多人看《学苑》？”
其次是凝聚民气和向心力。根据中文大学2016年7月发布的民调结果，整体有17.4%受访者支持港独，在15至24岁群组中，有高达四成支持率。及后多名港独人士相继被选举管理委员会取消立法会参选资格，香港民族党于8月初发起集会，宣称有万人出席；数天后《学苑》发布校内民调，有逾六成港大生赞成港独，其中有31%受访者支持武装革命。到9月立法会选举，有港独倾向的候选人合共取得24.5万票，得票率为10.88%，其中热血公民郑松泰，以及青年新政梁颂恒和游蕙祯，更破天荒赢得三席，整个阵营亢奋不已，以为踏上港独的康庄大道。
港独独不了
亢奋过后，是人大释法以及梁游被取消议员资格。除了面对支持者流失，方寸大乱的独派还须回答对连串关于实际行动纲领的问题：有什么条件、用什么理据、以什么途径独立？
“我也不知道哪一条路对香港才是最好的，我知道港独会有很多问题，但这并不代表它不可行。”黄政锝以“民族自决”为例，认为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当香港人可以向全世界证明我们是一个有别于中国的独特民族时，就自然会享有自己决定香港政治地位的权力。
这类“天生有权”的说法，很受独派追捧，姑勿论香港究竟能否被确立为一个民族，单是关于他们对自决权法理基础理解，就存在很大盲点，甚至是以偏概全。首先，根据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一条，“All peoples have 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即“所有人民（中国入联前译本为‘民族’）都有自决权”，国际法学者一般认为此处的“人民”并不只代表“民族”，而香港大学法律法学前院长陈文敏亦指出，除了“人民”须符合种族、历史、语言、文化等条件之外，有关“自决权”亦必须是有一定人数的诉求，鉴于主张港独者只是极少数，故称不上“人民”，亦难享有关权利。
其次，根据“自决”概念确立成为国际法的历程，有关权利必须符合“尊重主权国领土完整”的基本原则，方能更好地规范国际关系，防止国与国之间的非法侵占。因此，国际社会面对涉及分离主权的“自决”运动时，一般都是采取极为保守的态度。根据时事评论员王慧麟去年撰文所示，英国于1976年确认两项人权公约时，原则上香港也享有相关权利，但当时英国同时向联合国签发声明，要求香港的“自决权”必须符合联合国宪章内有关“领土完整”及“逐步发展自治”的条文，因此，香港人的“自决权”是不完整的。
第三，“自决权”一般分为“内部自决”和“外部自决”，前者是指在现存国家框架内追求有关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等发展，可以理解为非独立的自治；后者则涉及地区的政治地位、主权国的领土等改变。按照国际惯例，一个地区倘要透过“自决”谋求独立，通常必须符合以下其中一种特殊情况：（1）殖民地；（2）被外国军事侵占；（3）遭主权国压迫；（4）主权国家全体人民决定。鉴于香港并不符合以上各种情况，故不享有借此独立成国的“自决权”。
看不到出路 但打死不回头
至于确立香港成为民族的依据，黄政锝就相信，当一个族群对于一些事有独特记忆和认识时，就可以成为一个民族，例如以六四事件为例，香港人与中国人的记忆就不尽相同，又或当提及狮子山精神时，中国人会觉得“香港人好挨得”，但年轻人则会认为“香港人只懂得去挨”。
这套简单的理论和逻辑，只会引发更多的疑问 ：究竟应该用多少事件的记忆，才能区分香港人与中国人？老一辈和少一辈、荃湾人和柴湾人、山顶住户和深水埗住户等，对于不同的事件可能也有着不同的记忆和认识，是否也应该独立成族？中国的56个民族、30多个省市自治区是否也要独立？只是，当一个地区的不同种族和人民都独立成国，国家还有什么存在意义？
再说香港独立后的处境，食水及粮食等问题事小，届时面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周边国家的武力威胁、国际社会的外交孤立等，必然会影响其国际地位、重挫其经济表现，那会是一个比现在还好的香港吗？
“我认同，我们到时有很大机会要面对这些困境，正如有很多国家从独裁转向民主时，反而要面对党派斗争，令社会不稳定，所以，没有人说过，转成民主或者独立，就一定是好好的路。”黄政锝坦言，目前香港人最想要的并不一定是独立，而是“想在自己的地方，可以自己话事，拥有真真正正的民主”，因为没有东西比自己可以影响政府更重要，所以即使预见独立之路困难重重，他也会继续。
钟翰林同样迷惘。“整个独派都没有明确的独立路线，因为大家都看不到出路。有些人提出武装革命、民族自决、外国介入等方法，但我们心知肚明，究竟是否行得通，所以我们不像个别组织，不会大大声声地鼓吹那些方法，那是宣传伎俩，但我们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钟翰林无奈地说，“其他独派可能会骂我们说‘不知道’。”但他正是因为种种的不知道，所以更想动员支持者走在一起，思考港独前路。记者问，既然发现此路不通，为何还不往回走？“不！跟泛民那条路更加是死路！”钟翰林批评泛民未能维护港人民主，所以说什么他也不会回头。
谁害怕港独？
中文大学今年6月再次发布港独民调，整体支持率比去年减少6个百分点至11.4%，而15至24岁群组的支持率，更由40%下跌至15%。有人认为打击港独有成效，但中央仍然不放心。
汤家骅表示，即使港独支持比率大幅下降，但仍有逾1成人撑独，故不足以令中央安心。他提到，有关结果与民主思路所进行的调查相若，“我们把报告拿给北京时，他们的反应是，10%又怎么可以掉以轻心？如果说1%我就有可能听你的！”
他去年4月率领“民主思路”访京后，曾经撰文提及，当时有北京官员认为港独不成气候、也不用大惊小怪，为何如今会有这么大的转变？汤家骅透露，其实当时只有一位官员认为港独不足挂齿，但其他大部份官员和学者并非如此，而他为免挑起纷争，故只引述这位官员的反应，希望缓和气氛。
在访京期间，汤家骅曾经用了一整天时间，与20多位新晋北京法律学者激辩港独，他们不但持有非常强硬的立场，而且对中央政府很的影响力，“大到香港人根本无法想像，中央很多时候都很尊重他们的意见。”
刘兆佳也说，在港独思潮崛起之前的2010年本土主义萌芽时期，他根本不当一回事，认为港独只是讲讲而已，但到内地开会时，就有不少学者提醒他，指有关事件“值得重视、值得研究”，当时他还反劝学者不必过度忧虑，但如今他不敢再掉以轻心了。
刘兆佳解释，他们的焦虑主因有三：首先，近代中国遭列强入侵致主权沦丧，很多中国人对这惨痛经历记忆犹新，故对国家分裂尤其敏感；其次，自1990年代起，内地推行爱国教育、毋忘国耻教育，突显民族主义，加上中国近年晋身世界列强，引发民族自豪感，情感上更难接受香港从中国分离出去；其三，对内地人而言，一国两制已经充分照顾了香港人的需要、让港人保留有别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即中央已经优待香港，故认为香港也不应挑战中央权威；最后，中国当前正值崛起之际，但面对地区分离主义威胁和美日军事联盟制压，形势尤其危险，因此更加不容香港成为威胁国家安全的基地。
上月开学之初的“校园港独标语风波”，正正再次触动了中央的神经，除了十间大学校长联署反对港独之外，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新任中联办主任王志民，以及调任港澳办主任的张晓明，都在公开场合重申中央政府和全体国民都对港独零容忍。刘兆佳担心，如果校园不能自行处理港独、禁止宣扬港独，不排除包括中央在内的各种势力，都会进入院校以各种手段与港独斗争。他否认这种斗争会加剧社会撕裂，因为大多数港人都不赞成港独，所以“不是50对50的撕裂，而是99对1的撕裂”，反而有助香港团结。
刘兆佳又指，若宣扬港独不受控制地在院校蔓延，相信中央或有关人士会出手，做到“精准打压”。对于有人批评，中央近年对港政策愈趋强硬，而打压港独的“龙门”亦任搬，刘兆佳认为，中央只是修正了过去放任自流的做法，重夺一国两制的话语权，并将其实践重新纳入邓小平的构思轨道。至于港独的底线究竟何在，刘兆佳称，底线永远不会固定，而是会随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如果主张港独人士进一步以实际行动挑动中央，届时中央就不会客气了。
“为什么我们要害怕？很多人怕得罪共产党，所以不敢讲港独，但你今天怕讲港独，明天就会怕讲民主自由，直至你什么都不敢讲，中共就不再当你是威胁。”黄政锝说，对于应该做的事，不管要付出多大代价，也会照做，哪怕香港的自由会因而收窄、哪怕可能会触发《基本法》第23条立法、哪怕全港大部分市民都不支持香港独立。他笑言，虽然有生之年应该未必可以见到香港独立的一天，但他起码有尝试为下一代创造独立的环境，因为“历史教我们要这样走下去”。
然而，历史还告诉我们，就算是流血冲突，也未必可以换来美好明天，更何况这只是想像中的“美好”。
上文节录自第81期《香港01》周报（2017年10月9日）“01专题”之〈外国独立运动，可成为香港借鉴？〉，相关文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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