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港”不再 香港要保住金融科技地位还缺失什么？
香港发展如此，那么放眼国际，有哪些地方值得参考？美国作为传统的金融和科技大国，在金融科技方面的发展仍然领先，无论是传统国际金融中心纽约，还是近年在西部冒升的三藩市，都高踞全球金融科技排名前三。然而，另一个跟香港关系密切的传统金融中心伦敦的发展也颇为人称道，值得借镜。
早在脱欧之前，当时担任财政大臣的欧思邦（George Osborne）就为英国政府设立目标，在2015发布题为《The FinTech Futures: The UK as a World Leader in Financial Technologies》的报告，希望使伦敦成为“全球金融科技首都”（The Global Centre for FinTech）。自此之后，政府、监管机构、私营企业互相协调，朝目标进发。如今，作为历史悠久的全球金融中心，伦敦在新兴的金融科技方面仍执全球牛耳。根据《英国金融科技：国家报告》（UK FinTech: State of the Nation），在脱欧公投结束后的两年，英国金融科技公司成功吸引而来的投资额远胜于欧盟各国，毕马威国际（KPMG）在2019年7月底发布资料，英国金融科技行业在2019年上半年的投资活动总额达39亿美元，占欧洲地区金融科技相关的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总额68%，成绩骄人。
此外，同一份报告指出，英国金融科技采纳率为42%，高于全球33%的平均水平，截至2019年，在英国设立的金融科技公司约为2,000多间，预计至2030年会有双倍增长；金融科技从业员达76,500人，其中接近一半人才来自海外，预计至2030年会成长到105,500人；单是金融保险公司，英国就有多达89,000家，首都伦敦的金融专业服务公司约有64,000家，为世界密度最高，预计未来三至五年内，英国金融科技产业合作伙伴将增加82%。
监理沙盒促创新 英国成楷模
在英国众多尝试及突破中，最为人称道的莫过于由金融行为监理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简称FCA）在2015年3月率先推出的“监理沙盒”（Regulatory Sandbox）。按照FCA的定义，监理沙盒是一个“安全空间”，在这个空间内，金融科技企业可以测试其创新的金融产品、服务、商业模式和营销方式，而不用在相关活动碰到问题时立即受到监管规则约束。换言之，监管者在保护消费者/投资者权益、严防风险外溢的前提下，通过主动合理地放宽监管规定，减少金融科技创新的规则障碍，鼓励更多的创新方案积极主动地由想法变成现实，在此过程中，能够实现金融科技创新与有效管控风险的双赢局面。
不少人认为，监理沙盒是英国金融科技得以成功发展的关键。至今已培育出15间金融科技独角兽，如Revolut、Monzo、TransferWise、OakNorth及Funding Circle等，在网上虚拟银行方面的成绩更是独树一帜，创造的工作岗位数以万计。其后，不同国家及城市争相学习及模仿，例如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简称MAS）亦在2016年推出监理沙盒，台湾在2018年实施“金融科技发展与创新实验条例”，各地都锐意在创新与监管之间取得平衡。如今，英国已经成为全球最成熟的金融监理环境之一。
谈及香港在金融科技发展的有利条件，香港智慧城市联盟金融科技委员会主席及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特约教授陈家豪认为，维持超级联络人角色非常重要，原因是东西双方欠缺互信，他以驿站为喻：“香港就像丝路中河西走廊的驿站一样，只要能提供商旅所需，根本不需要发展其他如工业农业等配套也能发展蓬勃，但这也是缺失—正是因为能够躺着赚钱，当商旅找到海上丝路或当天灾人祸出现时，就很难找到动力更新基础建设，以再次吸引商旅回来这驿站。”
不过，在陈家豪眼中，香港过去的成功反而成了未来发展和创新的绊脚石…
上文节录自第231期《香港01》周报（2020年9月14日）, 文章原题《立足本土 放眼国际》，网上标题为编辑重拟。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