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香港民族论》作者李启迪对话——我为什么不再支持港独？
李启迪是谁？六年前，年仅21岁的他参与编撰激发年轻人“港独”思潮的《香港民族论》，是泛民眼中的“港独浪漫主义者”，被“左报”视为“第一代港独黑手”。时至今日，他成了高举“现实主义”的金融才俊，破天荒在报章致信昔日“港独”战友、去年攻入立法会慷慨陈词的梁继平，公开与“港独”割席，表明希望发挥商界力量延续“一国两制”。有人怀疑他装腔作势、借此换取参选资格，也有人嘲讽他随风摆柳、曝露毫无原则的投机主义，但更多人批评他丧失气节、愧对奋勇牺牲的抗争者；面对各种指摘，他习惯性地用双手指尖托了托眼镜，淡淡地问：“我怎会无视大家的痛苦？但我不忍看到大家无限牺牲，因为这样帮不了香港。”
时光倒流先至2015年3月，由港大《学苑》编委会成员编撰的《香港民族论》被时任特首梁振英藉《施政报告》点名批评后，原本没人在意的“港独”及“自决”议题突然闯入公众视线，作者之一的港大社会科学三年级生李启迪因而频频被邀出席讨论活动；在公开大学政政学会主办的“港人要自主，本土是正途？”论坛上，当被社会民主连线吴文远质疑“本土主义”缺乏根基时，李启迪也是习惯性地用双手指尖轻托眼镜，然后连珠炮发：“香港的本土主义或民族主义，是对香港700万人和1100平方公里土地的爱……我可以很理直气壮地告诉你，我不是中国人……你不揞住良心的话，可能说不出你是中国人、你很爱国这种话，但我可以很坦然地说，我很爱香港，我希望香港变得更好……你要建设民主中国的话，请你𨅬返去建设，我不会和你一起做，我只想为我爱的香港付出！”——这不但为他赢得全场喝彩，事后更获辩才了得的时任立法会议员黄毓民开咪激赞“后生可畏”。
其实，被梁振英“加持”之前，李启迪在“本土圈”已小有名气。早在2011年学民思潮推动“反国教”期间，就读恒生商学书院的李启迪就以“中学生联盟”主席身分，在《城市论坛》质疑“德育及国民教育科”成效；至2014年学民思潮及学联主导“占领行动”个多月后，李启迪参与挑战“大台”的“堵塞政总行动”，批评“双学”守旧妥协、骑劫占领，要求与黄之锋等人对话，争取升级行动；到2015年，李启迪更谓锋芒毕露，不但多番宣扬“港独”主张，更推动港大学生会退出“学联”，触发其他院校的“退联风波”。不过，从2016年开始，李启迪淡出政圈；直到一个月前，他突然在《明报》发表《致继平的信——港独非选项 寻找一国两制下的出路》，似是迷途知返，及后自由党荣誉主席田北俊证实，李启迪已加盟其创立的“希望联盟”，正考虑出战立法会新东直选。
刚刚辞去私人银行工作不久的李启迪，接受了《香港01》的专访。
“我一定要（对当年提倡“港独”）作出一个价值判断吗？‘现实主义者’会降低道德判断。”今时今日的李启迪，自称“现实主义者”，而被问及昔日推动“港独”思潮是否不切实际、甚至“太傻太天真”时，仍然习惯先用双手托托眼镜，但架在鼻梁上的镜框已经由粗变幼、由方变圆，他也没有了那种舌战群雄的意气风发，反而显得小心翼翼，没有直接回应。
尽管曾被视为“港独浪漫主义者”，但李启迪说自己一直都很“现实”，会因应不同的环境挑战寻求不同的解决方案——不是广东话意义的“现实”（市侩），而是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张以权力和利益考量决策而非高举理想或道德——例如，2014年的时候，他因应“资源争夺”的冲突和“本土论述”的兴起，尝试为当时的香港解决问题；而那时的他受时事评论员练乙铮撰文《谈护照国籍——论港人成为少数民族》和美国学者Benedict Anderson著作《想像的共同体》之启发，藉《香港民族论》发表《香港是否应有民族自决的权利？》挑战“一国两制”，认为“香港作为一个民族，在历史和国际法皆享有自决前途的权利”，又高呼“香港人，还是面对现实吧。争取香港本应拥有的民族自决权，已是刻不容缓了”。
“作为学生，觉得自己读了很多书，有一些基于学术理论的思考，所以喜欢抛砖引玉，但不会以为自己有很大的影响力。”现在的李启迪看那时的李启迪，认为青年学子藉学生刊物各抒己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回头看，写文章的笔触就像交给教授的功课，然后就出版了，但是未达学术标准，其实充满大学生的味道。”——“大学生的味道”意味着什么？“作为学生，你没有责任或者迫切需要去审视整个大局，也不会思考会否刺激北京，但如果是从政者，在公共讨论当中，考虑的层面就复杂得多了。”李启迪这回答说得很直白，直白得可能惹人反感。
“那是‘本土论述’从小众到大众的阶段，很多人给予反应，我不觉得自己有多特别。那时我也确信香港可以‘命运自决’，就用合适的理论给它一个理论基础，而‘政制改变’和‘身分认同’都是可以令‘民族’爆发巨大能量的议题，我就以此建构我的理论框架。”那时每逢学生论述“香港独立”或“民族自决”，很容易被另一股极端声音批斗成“有组织”、“有预谋”，但李启迪认为，那些讨论非常符合人性，因为“人作为个体，总想决定自己的命运，我们也很难说我们生来就应该臣服于某某，所以当时（讨论“港独”或“自决”的）这件事显得很有说服力，在哲学的层面也很难去反驳。问题是，在实际上，为何即使你有这样的愿望，你也不会去落实、去执行？因为要切合香港的政治现实去做决定。”
李启迪承认，当时的确没有为落实“港独”主张绘画完整的路线图，但乐见社会讨论。至于什么是“香港的政治现实”？用2014年的李启迪的文章来说，是“与其说这（‘民主回归’是希望透过香港推动香港和中国民主化来保障自身自由，不如说是肉在砧板上用来自我麻醉的假希望。特区成立十六年，民主步伐不但停止不前，反而快要因为在2017年的特首‘终极普选’中设立筛选机制而寿终正寝”，所以要独立成国，以防他国侵犯；但用2020年的李启迪的文章来看，是“反修例”让“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同时出现，北京也展现了捍卫在香港统治的决心……在两个作用力的互动下，抗争和打压将会进入漩涡式的升级，前路看似只剩下两条，与中国完全统一或与中国完全分离。与中国完全统一之弊，不用在此长谈。但寻求与中国完全分离的过程，在今天看来，可以产生同样灾难性的结果”，一来北京加大收窄香港治权的动机，二来国际上也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会祝福由中国独立出去的香港。
“例如最近泛民或者素人区议员积极反对‘港版国安法’，我相信他们认为‘国安法’对香港百害而无一利，但我也认为他们缺乏一个现实的判断，就是‘人大’已经通过授权‘常委’制订‘国安法’了，之后就是落实的阶段，但他们仍然在收集签名、想去改变——这是我见到的一个‘缺环’。我相信他们可能也有一些基于其他现实的判断，但问题是，他们没有为我讲的那个现实，寻求一个解决的办法，因为现在的反对，作用真的不大。”看来，李启迪的确“现实”了——有趣的是，现在的李启迪对现在的泛民的看法，或许和当年的泛民对当年的李启迪的看法，多少有些异曲同工；然而，“现实”一直都是那个“现实”。
李启迪说，这个“现实”，他自2016年的“旺角事件”和“梁游事件”发生后，就清晰地认识到了。话说，《香港民族论》从2015年开始在年轻群体发酵，衍生不少尝试实践的路径——例如香港众志曾经提出“民主自决”，主张香港在2047年一国两制的“期满”之前进行公投，以决定香港日后的主权和政体；不过，特区和北京都已表明，“自决”超出一国两制框架，等同“港独”。又如“本土派”标志人物梁天琦，曾透露《香港民族论》是他的政治启蒙，而他后来更加入黄台仰的独派组织“本土民主前线”，鼓吹勇武抗争；至2016年大年初二，“本民前”在旺角发起声援小贩集会，结果爆发警民冲突，梁、黄等人被控以暴动罪，前者判监六年，后者弃保潜逃，目前获德国政治庇护。
“我不想敌视‘勇武抗争者’，我也不会用‘暴徒’去形容他们，但我今天清晰地认知到，勇武抗争会造成无限牺牲，我也看不到它（勇武抗争）如何推进了香港的什么。”李启迪形容，“旺角事件”是他突然淡出公共讨论的关键原因，也改变了他对“勇武抗争”的成效判断，“那时很多人在推广勇武抗争，他们（梁天琦及黄台仰等人）也成了勇武抗争的楷模，但我清晰地看到‘勇武抗争’已经撞到了墙上，达到了极限，抗争领袖会被捕被判刑。梁天琦参选（2016年立法会换届选举）的时候，我心里已经很不安了，觉得不会那么‘顺摊’。”
梁天琦后来被选举主任质疑并非真诚拥护《基本法》，联同六名独派人士一同被取消参选资格，由主张“中港区隔”的青年新政召集人梁颂恒以“Plan B”身份代表出战，最后他和党友游蕙祯双双胜选。然而，正当“本土派”以为成功打开议会缺口、梁游更藉就职宣誓展示“Hong Kong is not China”标语时，突如其来的人大释法便把包括他俩在内的六名本土及泛民议员“一网打尽”——这一打，又让李启迪对“港独”有了翻天覆地的看法。
“有人事后说，如果‘宣誓’没有出问题就好了，但我已经看到，北京有一定决心要把追求独立者排除在政治体制之外。‘宣誓’只是技术性的问题，就算他们（梁游）做了议员，应该仍会继续宣扬‘港独’，北京就一定会出手，所以他们迟早都会被DQ。”李启迪之所以越来越认清这个“现实”，或多或少还有“归功”于他曾经阅读过内地学者对港研究的书籍，诸如有份撰写《“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的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强世功、身兼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教授田飞龙、著有《香港治与乱：2047的政治想像》的香港大学政政教授阎小骏等等，“刚开始看的时候，对很多分析抱持怀疑的态度，后来发现他们写的东西（包括向中央建议的治港政策），正在慢慢实现。”
例如，有学者提出，“一国两制”问题如同中央处理边陲少数民族问题，“用这个框架来理解香港，就和泛民的认识完全不一样，他们（泛民）强调《中英联合声明》、觉得北京有责任和义务落实等等，这样根本无法明白北京的行为（对‘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的决心）。我吸收了内地学者的理论，就更加能够预测北京的行为。”那时的李启迪，已经毕业离开港大校园，又去城市大学读了很短时间的法律博士，并在2016年中投身私人银行从事金融工作——他坦言，如果没有认识这些“现实”，他可能成为学者，也可能早就参政，但最终，他“现实”地回到中学时期就规划好的职业轨迹中去，不再“抗争”。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抗争者’，也并不活跃（参与抗争行动）。当我认识到不能再用表态形式和北京‘硬碰硬’，我就意识到，如果我继续带领‘抗争’、继续论述一些和北京对抗的论述，我应该帮不到香港。所以，我放下了。”李启迪又用双手指尖托了托眼镜，慢慢补充：“人们总会对‘学运分子’或者‘学生领袖’有些固定的想像，要能言善道、不惜代价、勇往直前等等。为什么我会被骂？因为我本来就不是这样的人。当我的所作所为不能符合你的期望，你就会失望；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表达过或者投射过‘我是抗争领袖’。”
几可想像，这番肺腑可能会引发不少纷争——“泛黄”会痛骂他向北京投诚，“泛蓝”会狠批他逃避责任。然而，换个角度看，这或许是种“自我审视”，就像他从小就喜欢历史一样，从不同的角度深入探索过去，才能累积更丰富的知识和理论去理解当下、想像未来。可惜，我们的社会有时对年轻人很宽容，觉得应该给予他们天马行空甚至犯错的空间，但有时又对年轻人很苛刻，要求他们在不成熟的年纪，能够成熟地全面思考。
“如果你被当成‘建制派’，有些人会骂说，你怎么对得起抗争者的痛苦和牺牲！我的回答是——我怎会无视大家的痛苦？我高度了解，但我不忍看到大家无限牺牲，因为这样帮不了香港。”李启迪强调，他明白过去这一年多来，无数香港人出于对香港的热爱，克服一切艰辛和恐惧，在这小岛处处留下血和汗，但他也深深感受到，“如果无限鼓吹‘牺牲’、‘永不放弃’，香港可能走投无路。”他提到，反修例至今有近9000人被捕，当中有不少人会被判监禁，“他们或许是很多人的同事或朋友，香港会陷入悲情，我实在不忍心，无论他们有多高尚，我都不能够歌颂这件事。这是我对香港的关怀，我觉得我有责任去停止！”
怎么停止？“我想发挥商界的力量，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之下，最大程度延续香港的‘高度自治’，保障香港可以享有的民主自由。”李启迪说，从政圈跳进商界的经历，也让他体验到了另一种“现实”——“那是一个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纷争的地方，因为大家的意识形态相对一致，就是求盈利、守规矩，也会讲究企业责任，但很少会有政治考虑。”
于是，“大缆都扯唔埋”的李启迪和田北俊竟然“行埋一齐”。他透露，早在《香港民族论》被广为讨论的2015年，就与对方在电台节目交锋，只是当时认为“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没有后续联系；直到2017年左右，当田北俊公开谈及“红色资本”的扩张可能威胁香港时，李启迪认为有关说法很有趣，所以主动联络对方，互相交流意见；而经历去年的“反修例风波”，田北俊一直鼓励李启迪参政，积极为当下的香港解决问题。
“最基本的是，每个礼拜不要再有街头冲突，不是整个监狱都是抗争者，议会不用打架而可以讨论政策。”李启迪坦言，在经济和民生问题上，和田北俊存在一定分歧，例如李认为政府应该加快更改土地用途的程序，以释出更多土地兴建房屋，又如上世纪提出的“积极不干预”可能已经不合时宜，政府有需要时可以选择介入市场；但在政治上，他们都想重振以维持营商环境稳定为宗旨的商界版块，借此发挥缓和对方、平衡各方的作用，延续一国两制。
李启迪又提到，“资本主义”所信奉的自由、开放和自由竞争等精神，将是香港延续“一国两制”的主体；不过，他也承认有关制度并非完美，既有贫富悬殊问题、住宅价格极高、某些行业有寡头垄断迹象，市场也会出现失效的情况。近年不少自由经济体纷纷提倡改革资本主义，而李启迪相信，资本主义的下一步发展，将与创新科技息息相关，甚至可以借此摆脱当下的分配不均。他引述法国经济学家Thomas Piketty所著《21世纪资本论》的说法解释，由于资本的回报高于经济增长率，财富的分配越来越集中在有钱人身上，只要能够开拓高增长的新经济行业，例如互联网、生物科技、人工智能，就能够有效提高资本的回报率，而“创意”正正是比资本更重要的资本，可以大幅提升相关“人才”的议价能力和收入水平。
最后，今时今日的李启迪，究竟是否认同自己是个“中国人”？相信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
不能说自己以往提出的论述对香港政局没有任何影响。解铃还需系铃人，我有信心今天出来参政，能把握机会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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