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顾汝德生前接受01专访 拆解香港如何沦为失治之城
据天主教香港教区《公教报》报道，有“魔僧”之称的顾汝德（Leo F. Goodstadt）于4月24日在爱尔兰都柏林离世，享年81岁。他是前港英时代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同时亦是享负盛名的学者，毕生曾撰写多本以香港社会为题材的著作，而去年出版的《失治之城－挣扎求存的香港》，更精辟地点出历任行政长官的治理弊政。时值反修例风波爆发之初，他曾接受《香港01》的电邮访问，为我们拆解香港的深层矛盾和管治困局，也让我们不得不反思，为何长居外国的他对香港问题的认知，会远比绝大多数本土精英要深刻得多？
顾汝德用“失治”来形容香港，无疑道出了很多港人所承受的悲哀。他曾表示，港人一直都在忍耐著执政者的无能管治，并要在这个“失治之城”中挣扎求存。而在他眼中，香港之所以沦丧到今日千疮百孔的面貌，与特区政府在政策取态的走歪，绝对有莫大关联。他强调政府的不作为，特别是迷信自由市场，误以为“提供社会服务所需的成本潜藏毒性”，结果换来的便是很多应有的社会保障和再分配机制，都纷纷遭受抛弃。久而久之，削减公共成本成为回归后的擡头方针，最终为整个社会带来各层面的不公义，并将香港推向成为一个“失治之城”。
逐步形成的社会不公义
皆因政府忽视应尽责任
特区政府回归二十多年，顾汝德目睹历任特首的弊政，批评他们在制定政策时，往往都过于悲观，更长年秉持一个观点，认为日后的财政危机只会越趋越大、香港的公共财政总是存在危机。当这套观点横行，政府又过于迷信自由市场，最终换来的，便是对各部门削减资源，威胁了民生福祉，大量公众开支则以影响整体财政为由统统拒绝。这情况令“失治”问题遍布各个层面，特别是在教育、社福及住屋等领域上，民众的需求都没有得到满足，更同时存在各种社会不公义情况。
顾汝德与我们谈及青年政策时，曾经批评特区政府忽视青年声音，才会激起他们对政府及社会所积累的不满，所以他们绝对有充分的理由提出控诉，并将怒火演化成社会运动。他举教育政策作例，表示回归前，港英政府为大学收生学额设立15,000个名额，可是经历了二十多年，并没有因高中毕业生人数上升而因时制宜，反将未能升读大学的毕业生推向自资课程。然而，此举既要他们背负沉重债务，他们毕业后的就业出路却依然不理想，薪酬水平更与无同等学历的人相差无几。
同时，他又指出富裕家庭的学子能较易升上大学，而贫困家庭的孩子能升读大学的人数却增幅很少。这个现象正好印证出，原来当下年轻人能否踏上康庄大道，是很大程度与家庭收入有关的。这也难以叫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现状，并一步一步往上爬，从而为将来带来更好的生活。所以说，政府推出各种所谓的青年政策，不单没有收窄贫富悬殊等深层次结构问题，连是否真正了解青年诉求，有否拨出更多资源来满足当下年青人，这在顾汝德眼中，其实也是存疑的。
盲目推崇“官商共治”
竟迷信商业模式是万能药
顾汝德曾强调，历任特首选择忽视这些属于港人的权利，原因在于特区政府甘愿盲目仿效私营企业的运作方式去管理社会，并误以为这套做法才是良方。而这套逻辑思维，正正反映出政府拒绝承担更多公共服务的责任，令原应以服务市民为本的工作，转以逐利为本的商业模式来提供。
在《失治之城》一书中，顾汝德便详细指出“官商共治”是社会不公义的根源，不单加剧了贫富不均现象，更批评导致社福界蒙受伤害。例如商人出身的前特首董建华，顾汝德批评他迷信商业模式，盲目认为它是解决行政效率低下的灵丹妙药，故从他开始，历届特首都尝试将商业模式引入公共领域，以此分摊公共服务的责任，并积极为商界谋求利益，加深“官商共治”的既得利益格局。
问题是，商业模式与生俱来便以逐利为先，其取向与政府提供的服务和福利有著一定程度的冲突，这导致很多公共服务都满足不到市民所需。以长者福利政策为例，他指出政府坚信能够以商业模式来解决长者住院护理严重不足的问题，但私营院舍的质素颇为参差，不少长者对于受资助机构的质素更有信心，结果弄得轮候入住资助院舍的长者大排长龙。
政府官员无能不作为
需考虑如何重拾市民信心
面对种种“失治”问题，顾汝德认为港人一直在忍耐着当权者的无能，并预示港人不可能无限期地包容。确实，香港近年出现种种政治动荡，我们也不难理解，当社会无法解决长期以来的民生困局，例如福利保障不足，市民便自然会考虑把实现社会公义的希望，投射到政治改革上，甚更乎会穷尽精力，尝试不同可能性去换取人民当权的可能。
而这反映的，不单是目前市民不满福利保障的欠奉，更显示出大众对社会改革的渴望。故他在书中提到，特区政府有责任尽快落实《基本法》中所承诺的政制改革，又认为“如果无法实施，社会需要更快地得到一个完全坦率和令人信服的解释，为什么不能。”不过，他也坦言，自己不是政治学家，面对香港当下的政治僵局，他也无法给予任何实际的方案。
经历过反修例风波，昔日承诺要与市民同行的特首林郑月娥，无疑有需要展现更大诚意、推出更多社会改革，才能重拾市民信心，借此修补社会撕裂，否则，她只会与市民渐行渐远。正如顾汝德所言，可以解决香港问题的好领袖，必须“兼听齐明”、“任人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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