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隔离札记：再思东西方“歧视”争议
编者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影响广泛而深远。本文作者在这场疫情中经历了东西方两个世界，体验过双重“歧视”，也体验了从自由的畅快感到自我隔离的窒息感，却也迫使自己开始自观、往内溯寻，重新思考一些以往习以为常的问题，以及疫情衍生出的文化冲突。下面是她以第一身身份记录了这段从逃离到隔离的特殊经历及其体悟。
撰文︰若山
“冠状病毒之所以革命性，不止是因为它带来的痛苦。而是因为，它像其他疾病─由鼠疫到疟疾到爱滋病─那般，有这么样的力量，塑造未来多年的社会规范。”美国国土安全部前副部长凯耶姆（Juliette Kayyem）说。
和全英大部份香港留学生一样，3月时分，我登上了爆满逃离者的客机。当然，我并不认为此举更能保障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或是对社会公众更为负责任。纵然，我离开的主因其实是英国签证到期，我的居留权利被这个国家终止，但这些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子”和“才俊”一样，都是全球化下庞大候鸟群的一员─因为“机会”而移居至资本主义最为疯狂发飚的国际都市，但也因为这场疫症，在这些都市成为重灾区后，因为其社会瓦解，同时没有公民身份的保障，我只好自私地“弃船”，落荒而逃。
回“家”，或留在异乡，大家都没有在动，在“原点”上动弹不得，不再日理万机或漫无目的地行动。从伦敦到香港，9,600公里，由一个富裕城市晃悠到另一个繁华都市，由一个空城没入另一个难以置信的半日常里。落机一刻，空气和氛围不再一样。在伦敦，政府和市民让病毒弥漫、破坏，让全民免疫，静候病毒的影响终有一日消弭殆尽或新疫苗降临；在香港，全面杀毒，防护，把病毒拒诸身体以外，不能接近分毫。一退一进，有共同有迥异，身在两地之间，游走于东西方的抗疫世界。
抗疫变成了一种“特权”
抵达香港机场，防疫的通道已经筑好在面前。现场人员引导我们佩戴手带、索取个人资料。通道的另一边，有自愿检测深喉唾液的人龙。人人眼神迷惘冷漠，或许，他们在脱下在机上穿了十多个小时的保护衣后，惊魂未定，还未来得及意识到自己身在何方。我们成为网民和部份香港人口中，把病毒再次带回这个城市的“罪人”，令香港疫情推向第二波高峰。
我可以理解现场工作人员严厉又恍似敌视的眼神，近乎喝骂的语气警告我们严格遵守居家隔离。可有市民会认为，他们为一些“global citizen”飘流的生活而激化的疫情埋单。
在这段日子，阶级引致的待遇更加明显。
有一个来自印度的抗疫医生控诉：抗疫是一种特权。不是所有人的家有足够的空间让你自我隔离，不是所有人有充足的自来水可以频频洗手，不是所有人的职业允许你在家工作，更莫说不知有多少人不能负担被大肆炒卖的口罩和洁手消毒液。我可以避开巴士的乘客群，登上冒险到机场接载外游者的Uber司机的车子，当然也是一种特权─司机说，市中心已没生意，家里有两个孩子、一幢在供的楼，他别无选择。
然而，或许除了那全球百分之一的富人，余下的我们，终究是命运的共同体。作为自由工作者的我，工作量骤减。全球城市数以千万计的前线和低下阶层的员工，中产白领，不是被迫放无薪假、甚或丢了饭碗，便是天天被迫和病毒擦身而过。领着政府派发的微薄援助金渡日，引颈等待疫情终有完结的一天，返回营营役役的日子中去。
私家车越过青马大桥，我在新界的边陲落脚。公共空间竟然仍然热闹，人们在街上紧张急行，灯光通明间，清洁工人恍如西西弗斯般为城市消毒。
两个城市的画面刹那交接。伦敦是一片落寞空城，诡异的寂静。店舖机构全关，人们穴居于室，或涌入公园跑步、散步。但那不全是违反日常的举措─他们过往的平常生活，仍有相当部份是属于非消费的室内休憩活动。他们的居住环境相对较宽敞，爱下厨、周末爱在家阅读看戏、经营屋后花园，宴客亲朋。是故，相对来说，较多英国人有自我隔离的空间和条件。
对大部份香港人来说，居住和饮食空间可没有这种余裕。香港人口密度之高，以及对回复社会经济秩序的强大倾向，连疫情当前也是没有完全停下脚步，却又保持着高效率的疫情控制─这当然和香港2003年曾经历沙士（SARS）疫症有关。
流动是一种特权，“不动”、回归“简朴”亦然。
仇恨可以在流动中转移
就在香港逾两周所见，香港人戴口罩的比例几近百分百。在街上，我再没见到一个不被屏蔽的、完整的脸孔。如今，仍有西方国家领袖以在镜头面前不戴口罩为荣。不少中外报道评论也提及，东西方展开了对佩戴口罩的“歧视”争议。在这数个月间，在欧美皆发生了佩戴口罩的亚裔人士被袭击的事件。
我在离开伦敦前夕，街上有一名当地居民向我抛掷垃圾，口出辱言，为我过去两个月在车上、路上、店内经历的各种惊恐的走避和敌视的眼神，划上激烈的句点。
《香港01》一篇报道指，一位华人作家称她在网上读到有帖子如是写着：“中国人肮脏、令人作呕、没文化，由于‘怪异’的饮食习惯，中国人感染病毒是‘活该’。”而亚洲人在街上被直接指骂为“Corona”、“Virus”已不是新鲜事。
与此同时，亚洲群络之间也流传着报复性的标签，会称抗拒戴口罩及敌视戴口罩者的西方人为“英猪”、“Corvidiot”。伦敦作为世界最为高度人口流动的移民社会，文化交流丰富而多层次，但同时，种族、文化差异及政府紧缩开支引致的中低下阶层人口的资源竞争，令族群间潜藏的不满和关系张力也进一步扩大。
除了口罩，很多人指出，欧洲人民在疫症初期，心理状态迥异。流动在现代社会的论述里，一直意味了不能撼动的行动自由（freedom of movement），甚或是自由（freedom/ liberty）这概念本身，可以自我支配，凭借意志而行动。所以，当疫情恶化，亚洲，尤其是后来的西方国家实行的限制行动的法令时，他们第一时间的反应是，自由被遏制之下的反弹。
3月20日，英国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宣布全英国的酒吧、餐厅和咖啡店即晚起暂停营业，直至另行通告。对于视酒吧（pub）为核心社交空间（social space）的英国人来说，无疑是根本性的打击。相较香港酒吧关门前夕，尖沙咀诺士佛台冷冷清清，英国酒吧的最后一夜，气氛却是热闹如节日，凭吊的决心凌驾了对集体聚会的染病风险的恐惧。
两次世界大战和1918年席卷全球的“西班牙流感”（编按：现已易名为“1918年流感大流行”）都叫不停的世界，这场新冠肺炎疫症却叫停了。即使两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的酒吧也没有停止过营业，只是缩短了酒吧原来的24小时营业时间，以提高人们的生产力。对上一次在伦敦大规模的酒吧关门已是1665至1666年大瘟疫（The Great Plague）的时候，而当时也不是关掉所有酒吧。
大家冲往酒吧欢送最后一夜的行为如此“不理性”，却在欧陆意大利和西班牙已肆虐的3月下旬，如此发生。连首相约翰逊在颁布保持社交距离措施时也如是强调：“我得承认，我们现时在做的，的确是超越正常的事情。我们正在夺去英国自由人自古以来习惯去酒吧、不可剥夺的权利。”（I do accept that what we're doing is extraordinary. We're taking away the ancient, inalienable right of freeborn people of the United Kingdom to go to the pub.）
集会自由是启蒙时期以来、现代自由精神的重要构成。社会连结是建立社会资本的重要形式─它既可以是社交聚会、生产合作，也可以是组织政治集会、社会运动。社交网络是公民社会的基础、公共性的体现。
自由在西方的文化意涵
早在2月，香港人一致地调节了自己的生活至自我隔离状态，不再聚集。城中四处都围起封条，餐厅（限制全港餐厅隔桌用餐而围封一些桌椅）、甚至是户外空间如游乐场、篮球场都缠上大量胶带。英国也有以胶带围封座位的店舖，但程度和规模明显有别。
在英国，“牺牲你的自由，是为了帮助正在搏斗的医疗人员”成为一个颇为主流、愿意交出自身自由的论述。不同文化和社会，似乎对被强行限制流动自由的容忍度和合理度，也有不同的接受程度。
总括来说，个人的行动自由，在危难或紧急时期，往往是率先受到限制的。历史告诉我们，政权在人民的默许或无意识底下取得管束和监视人民的正当性─以公众利益（public interest）或“稳定社会秩序”之名，以类似施行紧急法的形式，越过法治（rule of law）而攫取不受限制的管治权力。这是意大利学者阿甘本（Agamben）提出的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概念，国家机器被赋予比危难前更大、更具渗透性的权力。这些新的权力一旦建立，便可能成为管治当局不再收回的、继续延伸的权力。
一片哀鸿的3月，继英国推出不许二人以上聚会后，香港推出限制四人聚会的“限聚令”。其他地区皆如此，各地警察成为限聚令的执行者，也即是执法者介入此前未曾介入的私人领域。新加坡在宣布国内全面停学之前，拍下课室内每个学生的脸孔和坐位，以作往后可能的确诊个案的传染者的追踪。
近日有报道指出，曾自称零确诊个案的北韩，有患病家庭遭长钉木板“封门”，不许就医，结果一家五人病死家中。如新闻属实，那不就是潜越任何法律、直接把你物理封锁、夺去你行走求救的基本权利吗？同时，在这个非常状态，人们对强权维持秩序的渴望有时更为强大。例如，有香港舆论表示，希望自己的城市和其他国家一样，实行更严厉的社交距离政策和对人口行踪进行监察，有市民在茶余饭后，说欧洲人因为“不听话”，所以得到“死伤更多”的惩罚；也有好多“为何不能忍一忍，之后便能回到正常”的说法，而未必了解行动自由在西方社会的文化意涵。
就公布的感染数字而言（虽然不同国家资讯的透明度似乎并不相同），政府权力更大的国家，对疫情的控制似乎更为有效，这为合理化政府对个人的监控埋下伏线。政治学上常见所谓的“聚旗效应”（Rally 'round the flag effect），即每当国家遭逢危机，国家领袖备受人民拥戴的程度就会上升─这种心态奇怪之处，就是即使明明国家的情况比此前更加一团糟、国家领袖的表现也没有令人满意，人民还是对领袖回复社会秩序有指望和期盼，而甘愿交出自己的权利和私隐。
事实上，在香港，这种介入私人和日常的“例外状态”已提前半年降临。继上年6月因修订《逃犯条例》引发大型社会运动以后，紧接着疫症，各区的日常空间被封锁，“人”的行动不断被限制和更改，香港由过往商业和效率主导的社会，跌入了另一个恍似戒严状态，已有相当一段时间。而且，还未见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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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于第210期《香港01》周报（2020年4月20日）《隔离札记：对于流动时代的思考》，网上标题为编辑重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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