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抗疫战争期特事特办　生存危机下私隐何价？

对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的一大困难，是感染者未出现病征已经可以传染他人，故要及早斩断传播链。早期抗疫见效的地方，例如中国内地、台湾、韩国、新加坡、香港，利用科技大规模取得和分析患者和密切接触者曾出现的位置和活动轨迹，被认为是有效追查感染途径、及早把当事人与社区隔离的方法。
监察个人健康数据有助保障公共卫生，但这不表示政府和科技巨头可以无止境的监控。此外，使用抗疫科技工具时不无副作用，例如民众有被“起底”的风险、非患者受不必要侵扰等。有机构便尝试利用技术，在避免收集用户个人资料之下分享位置，以便联络追踪。疫情使私隐与科技应用如何取得平衡再成话题，政府、科技界别和民众都各有责任要守，才能维持互信。

早在疫情爆发之初，香港私隐专员公署已就收集和披露被检疫者资料发出指引*，当中不只回应在疫情下能否取用个人资料的疑虑，更带出一个更根本的讯息—私隐权不是绝对权利，生存权才是。生存权不单只是指涉当事人，还包括其他人的生存权。

*注：私隐专员在2月11日发出新闻稿，回应传媒就政府使用视像通话以确定被检疫人士留在申报地点事宜及最新“起底”情况的查询，稿中引用条文指出：《私隐条例》第59条豁免与公众或社会利益有关的健康事宜，可免受限制使用资料的规管；《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第II部第2条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均指出人人皆有天赋之生存权，此种权利属绝对性，并凌驾于其他可能与其有冲突的基本人权，包括私隐权。而生存权不单只是指资料当事人的生存权，还包括社会上其他人的生存权，此原则在涉及公共卫生的疫情之下尤其重要。

在这个前提下，根据《私隐条例》，政府收集被检疫者的位置资料，监察他们有否遵守隔离条件，是合乎适度、合法的。政府有权依法要求被检疫者提供相关个人资料，更在判断其他人的身体健康相当可能面临严重损害时，毋须得到当事人同意，便向第三者披露当事人的身体健康情况，免去违反《私隐条例》责任。政府有充分的法律及正当合理的基础，以超级电脑收集及使用于网上或实体形式所取得的资料，以追踪病毒患者或潜在带病毒者。

疫情之下，“特事特办”有其必要。香港便有病毒确诊者隐瞒外游史，导致医护人员未能及早防范，增加医院爆发风险；而即使大部份人愿意如实透露外游史和潜伏期活动，但总会忽略、遗忘细节，故政府有必要掌握更准确的资料。医管局及后便提升了电脑登记系统，容许医护查阅病人出入境记录。

事实上，除去个人资料后的数据对抗疫也相当有用，例如企业转交通话或交易记录给政府分析，便有助寻找群组感染。香港大学医学院及八达通便在上周四（4月2日）达成合作协议，运用港人八达通的聚合数据估算居民在不同地区的接触模式，以更准确计出新冠肺炎病毒即时繁殖率，双方承诺资料只用于该研究项目。

汲取教训隔离追踪　助东亚阻疫情扩散

台港新韩四地与首爆疫情的内地人流交往频繁，却能在疫情初期拖慢感染范围，现在虽然有第二波爆发，传播速度仍远低于欧美地区，有很多因素值得留意。

第一，各地迅速制订措施，应对输入个案。当内地在去年底公报首宗个案后，台、港、新三地已要求入境旅客提交健康申报表，并先后限制内地人入境。固然，港人多番批评智能手带、电子手环配对“居安抗疫”应用程式漏洞百出，例如其中一款手带并无追踪装置，又或出现迟发送短讯密码等行政失误，政府后来改派经改良的蓝牙电子手环，可望修补漏洞。

第二，政府提供广泛检测，尽快找出确诊者。韩国在这方面堪称良好示范，当地疫情爆发之快，一度令外界担心会一发不可收拾，但韩国政府很快定神，推展大规模测试，以电话亭形式架设取样站，提升采样速度，找出感染者。

新加坡的表现亦不遑多让，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2月发表研究报告，称赞新加坡的检测方式最为可靠，能迅速从有中国旅游史的入境旅客中检验出确诊病例，即使是其他检疫能力较高的国家亦仅得新加坡不足四成的水平。报告赞赏该国监测流行病和追踪接触者的能力“接近完美的黄金水平”。

第三，利用手机应用程式、监察和定位系统、数码足印和电脑系统等追踪确诊者过往活动及密切接触者。新冠病毒容易传播，只有迅速隔离患者及密切接触者，才可切断传播链。政府卫生署便借用了警方的超级电脑追查关连感染个案；新加坡则成立了一个跨部门抗疫小组，小组人员主动追查患者与密切接触者相遇地点后，会挨家挨户找出当事人，又会比对患者口供，从关键字找出感染群组，当局便是借此查出一个教会感染群组，并发现当中有患者与农历年聚会群组相关；韩国的追踪更进一步，政府会公开患者大厦住址及曾逗留之处，例如曾经乘搭的交通工具班次和编号、曾到过的超级市场，甚至是时钟酒店。

第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香港和台湾来说，2003年沙士（SARS）的经历太过惨痛，故民间在出现新冠肺炎确诊个案后很快装备起来，加强个人、家庭和社区卫生，并储备防护装备、自发制作网上疫情地图，减少社交往来，抑制疫情初期传播。

各地政府也汲取了SARS和中东呼吸系统综合症（MERS）教训，新加坡和香港分别设立传染病中心，新加坡更成立了新的医学院培训医护及医学研究人才；韩国则在MERS之后修改《传染病防治法》，容许政府在国家危机时收集手机号码、信用卡等数据。

若论对控制疫情最为严格的地区，当然是中国内地，尤其是最初爆发疫情的湖北。由农历新年起的两个月，内地居民经历封城、停工、小区管理，期间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追踪患者的具体行程，甚至出动无人机广播，要求途人戴上口罩。随着疫情纾缓，各地逐步解封，更开发出“健康码”，判断个别民众能否出行复工。

健康码由腾讯和阿里巴巴开发，居民需透过微信或支付宝登记资料及交代行踪，故健康状况跟个人资料互通。健康码分为绿、黄、红三种颜色，由居民所属省政府决定等级。以湖北为例，绿码者可全省通行；黄码者是在管制中的密切接触者，不予放行；若数据库中的记录为确诊、疑似、发烧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会发放红码，由当地政府收治、隔离。

健康码制度既把个人健康状况电子化，又把管治个人化。健康码主要含三个成份：街道乡镇的疫情风险、用户前往疫区的次数和停留时间，以及密切接触者的紧密程度。这种安排有一定作用，例如一个地方的疫症风险降低，但民众传播或感染病毒的风险不一，健康码制度就可以把民众分类，先让部份民众回复日常生活，让城市回复生产，病人和密切接触者则可分隔出来，继续接受治疗和观察。

新冠肺炎病毒可以无声无色传播，故有效定位隔离者、追踪感染者和密切往来者极其重要。即使是十分重视私隐权的欧美国家，随着疫情大爆发，舆论及政府亦愈加重视东亚地区这种进取的抗疫之道，个人和他人的生存权愈加凌驾私隐权。然而，这种“凌驾”是否无所限制？科技抗疫虽然带来莫大裨益，但其可能带来的副作用我们是否全部必须承受？

公开资讯恐损个人　程式出错影响深远

在疫情侵袭之际，民众为了评估风险、提高警觉，自然希望资讯愈多愈透明。韩国民众汲取了资讯不流通导致当年未能及时防范MERS的教训，故不反对政府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取用和公布患者详细资料。然而，此举亦引致网上欺凌和标签等反效果。

韩国政府公开的确诊者资料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网民可以透过互联网，凭着年龄、性别、居住地、感染途径和密切接触者等资料，加上其他人爆料，还原确诊者身份，然后肆意诋毁。

一名在庆尚北道龟尾市工作的女子确诊新冠肺炎，市长张世龙（Jang Se-yong，音译）于Facebook透露女子姓氏，居民纷纷留言要求公开住处，女子其后在Facebook控诉“心理伤痛大于身体伤痛”，抱怨家人朋友受骚扰；另有一些感染者曾到访脚底按摩店、时钟酒店，即使没有被“起底”，也逃不过网民讪笑。韩国的例子告诉我们，要有节制吸收和运用资讯，避免他人因此而受到伤害。

再看内地的情况，健康码虽然有助政府掌握民众的个人健康状况，但也不时有错误发生，例如对确诊患者“开绿灯”、健康者“见红”等，影响居民的出行和生活。

《纽约时报》3月1日刊登的一篇报道中引述了一名在湖北居住、杭州工作的内地人，没有肺炎征状的她健康码却显示为红色，因而无法回杭州复工，推测最大的原因可能是她居于湖北；西安政府网页上月底亦见网民求援，指健康码无故变红，政府人员其后核查成功“回绿”；甘肃省政府在3月29日亦公布了一宗持湖北“绿码”进入兰州后确诊新冠肺炎的个案，当地政府急忙为当事人及密切接触者实施隔离。

纵然民众了解健康码的计算原则，但政府没有公开各成份比重和运算方式，外界无法得知是否公平，亦无法知道程式有否出错。健康码的结果影响民众出行、购物、求诊等基本生活以至生存需要，程式一旦出错，其影响之深远大于一般社交应用程式的失误。

此外，内地各地方政府之间欠缺协调，导致健康码出现跨境不获承认的情况。3月27日便因为湖北与江西的健康码未能互相承认，爆发激烈的警民冲突。当天有湖北省民众经九江大桥进入江西省，却因为两省管制差异发生矛盾，先是两省省界警察冲突，继而湖北省民众过桥包围江西警方，翌日上午双方共同协商，才互认健康码。纵然各省市之间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加快落实健康码跨地区互通互认，但距离全国互通尚有一段距离。

现时港澳两地没有官方认可的健康码机制，阻碍了两地居民前往内地。近日深圳便要求，4月10日起香港跨境货车司机入境时，须另外提供健康证明文件。假若港澳地区能建立起健康码制度，并与内地互通，届时过关只需扫一扫二维码，大大减省程序和时间。

大量收集私隐资料　疫情处置至关重要

疫情未见尽头，但终有完结的一天。政府、科技企业和雇主为分析和通报疫情，收集海量民众资讯，疫情过后如何处理这些资讯将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健康资料本身相当敏感，若配合其他个人资料，足以追溯出民众的个人身份及其社交生活，若不幸外泄到不法份子手上，恐对个人造成重大损害。

英国卫生部承诺，疫情受控后会关闭特设的新冠病毒资讯平台，微软、亚马逊、Google等平台伙伴也会删除相关资料或交还给英国国民保健服务（NHS）。香港私隐专员公署虽表示当满足使用资料的目的（例如确定对象的健康状况）后，使用者应该删除资料，但警方、卫生和资讯科技部门至今仍未明确交代会如何处理相关资料。科技和数据无疑有助抗击疫情，但不少人始终对政府大规模收集个人资料的做法有所顾虑，担忧监控会日趋严重，影响个人自由，若政府能够清晰说明疫后如何处理相关个人资料，相信有助释除市民的疑虑。

另一边厢，学术机构正寻找能同时顾及公共卫生和私隐的方法。美国麻州理工学院上月发布了手机应用程式Private Kit： Safe Paths。这个程式有三个特点：一、选择使用程式与否全属自愿，如果用户身体带有新冠病毒，他们可以与卫生官员分享身处位置，提醒其他人路过附近要加强防备，其位置和行动会匿名及加密记录；二、患者和一般用户的资讯不经包括政府在内的第三方取阅，所有关于测量用户与患者距离等资料均在手机上进行，不经伺服器，程式亦另设渠道给政府广发患者的大概位置；三、研究团队为了提升公众信任，把程式码开源，并欢迎外界给予意见。

新加坡政府亦尝试在利用科技抗疫与保障个人私隐两方面取得平衡。该国透过政府科技局（GovTech）及卫生部推出TraceTogether应用程式，方便政府找出密切接触者，并让民众了解感染风险，截至4月1日，已有过百万人下载使用。该应用程式采用蓝牙相对讯号强度指标（RSSI），计算两个手机之间的距离和接触时间。如发现有另一装置在两米之内、停留超过半小时，便会在两者的程式内互相记录。

新加坡政府强调TraceTogether顾及私隐，除了电话号码外，资料不会上载给政府，并于第21天过后自动删除，只在有人确诊后，政府才会要求患者上载资料，再凭电话号码联络密切接触者进行检疫隔离。政府官员表示，计划把程式码开源。

然而，任凭这两个应用程式设计如何完美，靠居民自愿下载使用始终是致命伤。若然确诊者不下载程式，一般人下载是没有意义的。Private Kit的说明书便明言程式“需要广泛使用才会见效”，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部长黄循财亦呼吁更多人使用TraceTogether。

要对付传染病，尤其是新传染病，靠民众自律合作固然重要，像港人自发动员搜罗防护物资、减少大型聚会便是例子。但社会动员有其限度，香港的确诊个案近期持续上升，当中不乏因不理会减少社交聚集的呼吁而出现集体感染的例子。由此可见，抗疫的关键始终在政府身上，不论是调配资源、限制聚集，还是获取各方数据、分析传播途径、追踪患者、禁止患者出行等方面，都必须果断采取合理措施。假若上述的应用程式真能在科技抗疫和保障私隐上取得平衡，或许政府可考虑强制全民下载，以有效对抗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势将改变各地政经格局，例如医疗科技更获重视，各地也更关注自身的防疫用品生产链，民众卫生意识加强，而私隐与公众利益、个人与社会、个人与政府的界线势将重塑……在社会处于危急存亡之时，政府动用更大权力保障大众安全，无可厚非。只是，更大权力亦代表有更大责任，政府必须自觉，其之所以能在抗疫战运用更大的公权力，源自民众相信政府存取资料有道，不会过量和滥用，不会无理阻碍民众生活，不会恶意利用个人健康状况限制民众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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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于第209期《香港01》周报（2020年4月14日）《抗疫战争期特事特办　生存危机下私隐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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