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隐田园．一】新时代生活态度 内地文化人逃离大城市
“疫情过去后，必须跑到山里去吸口新鲜空气！”“幸好我们一早就逃离了大城市！”“在山里盖一整栋房子的价钱，只能在北京市中心地段买一个洗手间。”……
早在这次肺炎疫症出现之前，“逃离北上广”大潮已经被广泛讨论，那批后来被统称作“新下乡时代”先行者的决定，在此非常时期，可能得到最恰当的认可。
在那里远离人潮，自给自足，呼吸着山里空气，起码不需时刻戴上口罩。这股基于当时一二线城市生活质素下降，房价却不断飙升，加上城市环境和空气恶化作为主因的逃逸潮，过去几年，在不同的“桃花源”落成、伴随下乡同人的曝光传播下，不仅已变成上班族或打工仔的潜在梦想，在广义的知识阶层和文化艺术界的推波下，更成为一种看来你我都可实践的另类生活方式。在众多先行者中，寻求转型的媒体人、寻找灵感的艺术家，以及试图进行乡村试验的社会理念实践者，纷纷跑进乡村，根据各自的动机建造属于自己的乌托邦。
对比历史，这可算是又一次知识份子“上山下乡运动”，但在新的时代，这批新文艺知识份子再不是被动地响应国家召唤，而是尝试通过自足的经济条件和不拘一格的生活理念，来回答那个古老、但在此刻更形重要的问题：我该过一种怎样的生活？
因为优美的自然风光和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加上早期拿地或租贷便宜，位于西南边陲的云南曾一度成为当下知识份子“下乡”的首选之地。十多年前到访时，还听到那些把老宅租下用十年才一万几千元租金的故事。起码早在二十年前，这传说已吸引了一批媒体人和艺术家入驻，其中包括内地著名杂志《新周刊》创始人孙冕、诗人于坚、建筑师彭涛、雕塑家兼画家罗旭、画家方力钧等。
他们时或在此交际，自成为一个群落，共同演绎和倡导“云南生活方式”。按照孙冕当时的讲述，这种生活方式带来一种内心慰藉和满足：“高速发展的地方，人们总是焦虑，总是想快，总想走到最前面。幸好有云南这个地方，可以让我们找到心里空缺的东西。我不需要大鱼大肉，随便甩碗米线，到晚上有口酒喝，旁边有朋友，就可以很满足。”
文化人转型与新探索
蓝天白云、充足清新的空气以及慢节奏生活，让人回归到生命本质—这些今天说来已像一堆老掉牙的符号，但对那阵子追求新鲜感的文化圈具极大吸引力。可能文化人或艺术家就是任性，也比常人敏感，早早就嗅到大城市不宜久留的味道。
但这初期的所谓“云南经验”，往往还只停留在一种短暂的“充电”，因而纵有“云归派”之说法（对比海归派的“浸咸水”回国，这里意指经历过云南生活所带来的文化及价值冲击的一批人），但早在十多年前，真的放下大都市中的一切，跑到山林湖边定居，还未作为一个常见现象来讨论，更不用说没有太多现成案例。
现在可不一样了。可能是经济自由实现了，也可能是真的开始多人厌倦了大城市生活，往日止于空想的世外桃源梦，近年一下子成了热话与行动，甚至在社交媒体中被广泛关注。
如果探究下去，现在这新一波文艺知识份子下乡的动因各有不同—从文化根源出发，可追溯至中国文化中事业功成或欲望淡泊后，追求隐逸的文人传统，是遁入避世桃花源的理想在当代的妥协式呈现。但跟单纯的避世不一样，多数文化人尤其是媒体人在过程中不只是静态地享受归园田居，也是在谋求自身的转型，探索新路，投身其他领域。
比如孙冕，他在彻底告别传媒行业之后，发起《百心百匠》计划，尽力挖掘云南丰富但鲜为人知的传统技艺和文化遗产，并借助自身的人际网络组织演出。如果他只算是半个隐逸派，没有真的长期在当地居住，那么，他的继承者《新周刊》前主编封新城前年长守大理凤羽古城，就是这现象的明确标示—他们本人作为媒体人转型的特例，也反映中国当代媒体人的际遇和新选择：在移动互联网风靡、传统媒体辉煌时期已过、“严肃阅读不受欢迎”的当下，朝向更实际、在地及跨领域方面努力，乡村往往成为了这种尝试的起步点。
除寻求自身转型外，远离浓厚的商业氛围，在乡间开启新创作，也是创作人及艺术家选择下乡的另一个重要动因。青年建筑师、艺术家彭涛早于2004年就关闭了在大城市的工作室，返回老家云南罗平，花费七年时间，用掉200万元人民币，在山谷中建造了一座钻石塔（又称“柏涛塔综合体”。“柏”是其母亲姓氏，所以“柏涛塔”寓意探寻最本真的自己）。这大宅很少对外开放，可说是一个寄存精神和发挥创作的空间。
寻乌托邦与商业经营
彭涛曾在此举办一场名为“坐井观天”的个人艺术现场展览，表达在独特地缘环境下，创作人也可以焕发精神活力，找寻更本质的生命意义。在更广泛的艺术创作领域，内地大城市所能提供的空间已然不多（或说只变质为艺术交易空间）。尽管在苏富比、佳士得以及北京保利的艺术拍卖行情看似如火如荼，但近年焦点明显已转向国际艺术家和潮流艺术的奢侈化，即焦点已非当代中国艺术家及其作品。
在这样的环境下，内地众多挣扎中的艺术创作人，很难像他们的前辈一样获得快速的名声认可和对应的收益，那自然就多了艺术家们还乡的诉求。反正，与其在大城市中开个小小的工作室，倒不如在山间建一个兼容居住与工作的大空间。
除追求个人创作空间外，考虑到当下中国乡村环境，商业化和资本在持续渗透，下乡经营精品民宿成为另一条出路。如曾就职于多家报业集团的资深媒体人李列，2016年辞职，在浙江桐庐富春江畔开设了野渡蠡村民宿。个体谋生之计，总难免考虑到兴建乌托邦式居亭及乡村改造的情怀。李列的理念，是通过民宿探究“打破中国城乡二元化的解决方案”，近几十年，中国都是从乡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城里人到乡村开民宿，可以将城市的资源、理念、审美各种元素带到农村。
在这个方向上，一度成为知识份子介入乡村改造的典型案例——策展人欧宁和左靖发起的“碧山计划”则规模更大，也更具影响力，而且引发的后续讨论及争议也更多。该计划于2011年在安徽黄山市黟县的碧山村正式启动，以类似公社及举行对外活动的方式，创建“碧山共同体”，不仅主办艺术节及各种主题展览，同时有讲座，邀请国内国外专家、学者参与，又开设先锋书店和民宿，希望通过在地介入，推动及改变乡村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同时建立一个人文艺术乌托邦。
现在回看，这计划的目的和现时发展并不一样，主因是与当地的主管单位不能协调，甚至发生了大型艺术节开幕前才获告知不能举办和断电赶人的极端做法。原本的理想被迫缩小，个别发起人离开，基本上只作为民宿、书店、景点来运作。可想而知，一旦涉及地方政策和利益，下乡改造看似有满腔理想，但现实落差反映了这行动的高难度。
继续阅读：【归隐田园．二】拥抱大自然弥补文化缺失 我们想要什么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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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200期《香港01》周报（2020年2月10日）《新时代生活态度 内地文化人逃离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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