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隐田园．二】拥抱大自然弥补文化缺失 我们想要什么生活 ?
近年这股知识份子下乡的浪潮，难免令人联想到历史。这个最早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针对城市知识青年、至六十年代后期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很大程度源于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刊于1968年12月22日的文章引述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承接上文：【归隐田园．一】新时代生活态度 内地文化人逃离大城市
毛泽东认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最高领袖的个人意志很快变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纸行政命令，并演变为覆盖全国各大、中、小城市的年轻知识群集体迁徙运动。以高中毕业生和部份初中生为主力的“知青”大军，约有2,000万人，浩浩荡荡地奔往政府指定的农村地点（即“插队落户”）或生产建设兵团，盲目的理想主义和过度的青春荷尔蒙掩盖了前途的危机四伏。直到文革结束，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后，许多当年下乡的知青才得以返城，最后一批人回归的时间点约在1980年。一代人的黄金时代就这样虚耗了，他们的付出值得尊重，但同样不缺后悔。那一代的乡村，也远非今时今日的乡村。
这场下乡运动的影响极为深远，知识群体在乡村的定居生活也有大量文学作品流传，造就了影响深远的“知青文学”这个文学流派；但在现实而言，当年的目的是希望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中“接受再教育”，其实是将知识人降格为体力劳动者去从事开荒、种植等基本劳作。关于这场运动的反思也早于九十年代结束，普遍为公众接受的结论是：这次群体大迁徙造成二十年的文化真空，使当代中国文化艺术各界别丧失了延续的活力。八十年代后的创作，像很快翻到另一页。
今时今日的知识、文艺、媒体份子下乡潮流，已和往日大不相同：不再是被动地源于权力意志式的接受，而是文化个体户在新时代背景下作出的主动抉择。但不能不提的是，所谓主动抉择也有其客观形势基础，各领域文化阶层所面临的普遍处境：传统媒体行业的萧条。
迄今为止，内地传统传媒人已经经历过三次辞职浪潮：先是2000年后移动互联网发展，门户网站分流出从业者；之后2010年，各行业较为广泛的创业机遇，又吸引了相当一部份人转型；到如今，新媒体的发达和对传统媒体之侵蚀，已让最后一波人不得不作出基于生计或人生价值的选择。
不错，直接导致潮流变成现象的，不会是个别的艺术创作诉求或商机，可以引起共鸣，必定是触碰到一种潜藏的社会情绪。往灵魂深处一点来说，是“下乡”一词，其包含的另类生活想像，直接是对个人存在本质的提问。说白一点，其实是在问：自己到底要过一种怎么样的生活？我们现在的生活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
价值转移与资本介入
毫无疑问，这次知识人下乡浪潮，反映出一种跨阶层普遍的焦虑心态。这和是否富有似乎关系不大。前几年在网络平台有一篇文章流传甚广，表达一位中产卖掉北京房子定居云南大理后的思考，文中写道：“无论职业如何……每个人心底都潜藏着一种害怕被时代抛弃、害怕在日出月落中就悄无声息变成穷人的恐惧。中产阶级最大的焦虑，就是害怕跌出自己的阶级。”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文化群体，除了焦虑之外，也有更可深究之处。
下乡的背后，事实上是群体对时代的发问：我们到底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它遇到了哪些根本的危机？个体在此时应该作出怎样的选择？显然，经久不散的雾霾以及爆发的疫情都会引人持续思考这些问题，同时也隐喻着文化的失语，当末日情绪在都市蔓延，发展主义仍不断制造幻觉并投下巨幕阴影，介入还是逃离？城市还是乡村？成为对个体价值的拷问。
有人选择执着地介入，自然就有人逃离。恰在此时，与都市环境形成反差的，是乡村环境的变化：一则是城市人口老龄化和年轻人出走带来的人口密度疏松，再者是不同区间的政府为吸纳能够带来活力的人口或资源而提供诸多优惠政策，让民宿及其他边缘产业透明与合法化—2015年11月，国务院网站首次明确表态：“积极发展客栈民宿、短租公寓、长租公寓等细分业态”，次年更指出要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有规划地开发休闲农庄、乡村酒店、特色民宿、自驾露营及户外运动等乡村休闲度假产品。
在这样的政令下，景观朴实的乡村率先为民宿创办者提供空间和税收减免的支持，这无疑为对“文化”失望的文化人提供了新的出路（“我们失去了文化，但还有大自然”）。他们在这个新出路上为逃离找到了合理辩词，也完成了一次价值转型。
当然，新政策也意味着全新市场的开发，并吸引无孔不入的资本力量，与文化下乡的理想主义一拍即合。自2016年开始，民宿成为风口，吸引各路人才和资本进场。生活方式众筹平台“开始吧”就凭借民宿众筹，成为内地领先的众筹平台。一年多时间，有近400个民宿项目上线，总认筹额超过15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家民宿拿到约250万元。另外，也有连锁民宿品牌在乡间建造高端民宿。
这只是简单的民宿建筑及经营，背景及资源多变的文艺份子和媒体人，在下乡的过程中，更有新玩法，包括和发展商或地主联手，通过媒体的铺路，开发包括养老、文化艺术、旅游生活形态等更为综合的的社区。
乡土中国迎来新挑战
从根本上来说，文艺知识份子下乡的新潮传递了这样的时代症候：在城市生存空间受到挤压，但又有资本的协力下，促使人们寻找和践行新的“自我”。如内地知名学者、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陈嘉映所言：“自我”的产生可以被看作是平民大众对时代的反抗，这是一个平民的观念，而我们的时代就是一个平民化的时代。
着眼未来，这平民化同时在制造社会的扁平化，精英/艺术家/文人和大众距离再不明显，大城市与小乡村的差异也愈来愈小，新进驻乡土者，再不一定是原乡人，吃的也不是靠泥土与种植。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其名著《乡土中国》中的理解是“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并把中国社会这方面的特色归纳为依靠土地为生、不流动性及熟人社会—在此新下乡风潮看来，或需要有“乡土中国2020”的更新补充：乡村作为流动新人类的选择，将改变这古老的乡土及其规则。往日，城市化视为打破这乡土传统的一种可能，到今天，乡土本身将迎来直接的变化与挑战。
继续阅读︰【归隐田园．三】爱山林也爱享受 建基于“乡奢”的消费新需求
相关文章︰
上文节录自第200期《香港01》周报（2020年2月10日）《新时代生活态度 内地文化人逃离大城市》。
更多周报文章︰【01周报专页】
《香港01》周报于各大书报摊、OK便利店及Vango便利店有售。你亦可按此订阅周报，阅读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