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工．一】示威冲突频发 前线清洁工“被催泪”成日常
最近半年，香港街头不时烟雾弥漫，在示威者与防暴警察对峙背后，还有一个个清洁工努力恢复公共环境的洁净卫生，他们与冲突双方的最大分别是，要在几近“零gear”、无支援下，日复日在被催泪烟污染的环境中清理满目疮痍的街道，不但工作量大增，更恐损害健康。这群默默为城市恪尽职守的基层工人的窘境，再次突显外判制度如何无视前线工友的人身安全和劳动权益。
13/11/2019 【10:06】旺角仍然有浓烈的催泪烟味道，不少途人要掩鼻而行。有清洁工因气管敏感要走到一边休息，亦有清洁工指口罩数量不够；
16/11/2019 【21:24】（旺角）现场有清理道路的工人，戴着防毒面具工作；
18/11/2019 【07:48】清洁工人在旺角弥敦道及亚皆老街交界清理路障；
反修例风波延续至今，示威者、防暴警察始终是传媒焦点，在镜头下他们激烈地打斗、喊口号，不一而足。但随意翻查媒体的每日直播记录，便会发现清洁工比参与“和你塞”的示威者还要早“上战场”，却与防暴警察一样工作至深夜。返早班的清洁工要赶在道路变得繁忙前，尽力清理人行道被掘起的红砖、堵路留下的路障、翻倒在地的垃圾等，工作量大增；返夜班的清洁工亦不时要在没有任何防护装备下无辜“硬食”催泪烟，而这些清扫街道的工人大多是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环署）外判承办商所聘用。截至去年底，该署聘用的清洁工人中，有83%、即9,834名为外判工。
在这场社会动荡中，这群清洁工人始终站在前线为整座城市服务，他们迫切需要更多的保障与支援，但缘何反修例风波爆发至今逾半年，来自民间团体关于增加前线工人口罩、装备的呼吁却一直没有得到妥善回应？事件既反映政府在监督外判承办商上的失职，而究其根本，更是外判制度以“成效为先”导致无法自我完善的先天缺憾。
前线员工无处可避 食环署指引缺效力
去年11月18日晚，大批示威者被警方围困在香港理工大学校园，数以万计示威者因而涌到靠近该大学的油尖旺区“支援手足”，并与防暴警察在弥敦道爆发激战，无数人行道的红砖被掘起，堆作路障。翌晨沿弥敦道步行至旺角，若不是马路两旁路肩有一堆堆未及清理的红砖，加上浑浊空气中残留着警方深宵施放的催泪弹味道，很难想像这条主要干道才刚刚经受催泪弹、汽油弹的洗礼。
清洁工人职工会组织干事梁芷茵指出，像弥敦道这样的交通要道能够从一夜混乱中迅速恢复通车，全赖流动清洁队的工友清理。她表示，流动队工人在冲突后的清晨约6时便赶抵现场清除路障，当时刺鼻的催泪烟气味仍未散去，清洁工友没有从食环署或承办商获得足够的口罩，便要忙于开通受阻的道路，不少人眼睛、气管感到不适。
清洁工人职工会去年8月曾调查清洁工人的工作状况，75名受访工友全部曾在工作期间遇上警察施放催泪弹，过半数曾出现眼晴干涩、气管不适、皮肤敏感等问题。工会在9月将调查结果交给食环署，要求加强对前线工人的保障，9月中后陆续获回应。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记者会提及已经向承办商发出指引，提醒他们遵照合约及《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香港法例第509章）的标准给予员工合理保障。梁芷茵质疑，虽然食环署声称已经给承办商“指引”，提醒他们要提供如N95口罩等适切保护装备，必要时更要提供头盔，但“指引”却无约束力，政府亦承认现阶段没计划拨款予承办商以增加保护装备，如此情况下，承办商根本没有动因改善，如何适切保障工友？
除了提供防具保护外，更理想的做法是，让清洁工在冲突激化前远离现场。当问及清洁工人阿雪在工作期间可曾吸入催泪烟时，正于弥敦道旁清理垃圾桶的她带点自豪地说，自己警觉性不差，加上“跑得快”，至今也能及时离开“烟区”。阿雪在下午5时至晚11时上班，她兴致颇高地和记者谈论示威者和警察的冲突，又表示虽然垃圾桶在每次冲突中都会遭殃，她却没多大怨言，因为有许多市民会帮忙捡拾散满地的垃圾，不觉得示威给她的清理工作带来特别大的影响，她还瞇着眼、用两只手指比了个“钱”的手势说：“不要为公司拼命，做多一点或是不做也是那份粮。”
就着油尖旺区路面的清洁工作量增加，记者以书面向食环署查询会否作出相应的人手调整，食环署回复指，承办商会根据专业知识作出调整，而负责油尖旺区街道洁净服务的承办商庄臣表示“无可奉告”，承办旺角东街道洁净服务的万成则表示不方便透露。
五十出头的阿雪在清洁工人中尚算年轻，可以警觉地发现冲突临近而速逃，但更多推着手推车、只能在街上缓慢前行的年长清洁工人又如何自保呢？梁芷茵透露，随着近几个月示威不断升级，外判清洁的管工开始会在察觉不对劲的时候指示工友撤离或留在安全地方，至于什么地方是最安全，指引则未说明，所以有些工友笑言“当然是屋企最安全啦”。
梁芷茵续指，公司在撤离方面没有与员工好好沟通，亦没有明确指引，一般由前线主管因应现场情况自行判断；就算公司让员工早走，年纪较大的清洁工在扫街时未必能第一时间收到主管的指示，即使收到亦不一定能及时消化信息。她又提到，现时政府的外判清洁工中估计有2,000名为外籍人士，他们当中不少人不懂中文，电光火石间要了解状况并及时撤离，并不容易。至于负责厕所和街市清洁的工人，受环境所限，亦难以即时知悉街上情况，更难在警方施放催泪弹前及早离开，往往只能留在工作场所内躲避。
究竟有关指引的具体内容为何？承办商如违反指引，没有提供合适装备又有何罚则？食环署回应工会时，以该文件为内部指引为由，拒绝提供予工会。梁芷茵指，食环署一味说食环署负责巡查的员工会监管前线清洁工的工作状况，但如果没有罚则，指引又不公开，发现问题时怎么办？她批评政府面对质疑时只是说：“你叫工友打电话到中央调查队投诉吧”，如此种种的沟通不顺畅、指引不清晰，导致前线清洁工频频“硬食”催泪弹，甚至在示威现场被误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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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96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月6日）《被催泪的清洁工 揭示外判制度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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