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后修例时代 区议员怎样实践地区治理
反修例风波效应下的区议会选举，民主派破天荒赢得逾85%民选议席，将主导17个区议会。这无疑是一场“政治表态”，绝大部份选民不满特区政府而投票“惩罚建制”，令自诩“地区工作扎实”的亲中阵营溃不成军。然而，深耕细作不再重要了吗？大家又乐见区议会成为像立法会一样的表态场吗？当政治热潮退却，空谈政治口号的区政工作何以为继？当地区治理表现欠佳，难道要依靠新一波的政治动荡来争取连任吗？遍体鳞伤的香港，还经得起折腾吗？
历时逾六个月的反《逃犯条例》修订风波，“换”来民主派区选的空前胜利——在452个民选议席中取得385席，比2015年的126席多了两倍，当中有逾百人未曾从政；除此，民主派亦在全港18区区议会中掌控17区，将主导地区事务。相反，区选常胜军建制派一败涂地，议席由298个骤减至59个，民建联更痛失近百席，剩下21席，被91席的民主党取代区议会第一大党。
选民的美好愿望是，借此选举作“政治表态”，反映对特区政府及亲中阵营的不满，同时亦期望新议员能为社区服务带来更多贴合民心的改变。然而，“我们想要怎样的社区”这问题，就像“我们想要怎样的香港”一样，一直没有共识；在警民冲突开始降温的后修例时代，以及未来四年，重新洗牌的建制、泛民和素人，又该如何走好区政之路？
自由党杨哲安 —— 一对十四，怎样以寡敌众？
访问当天，杨哲安比原定时间早到。穿起笔挺的西装，举手投足斯文有理，很难与“区佬”扯上关系，但谈不了数句就会发现，他骨子里其实“很区佬”。身为自由党元老、立法会前议员杨孝华之子，杨哲安很早便经过政治洗礼——16岁为父亲助选、27岁加入自由党、32岁出任教育局局长政治助理；2012年任期结束到猎头公司工作，三年后再半只脚踏上从政路，出战区议会选举的薄扶林选区，却败给争取连任的司马文；至2017年，他转战山顶区补选，并以1,378票当选，成功接替获委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的党友陈浩濂；到是次选举，在意识形态高涨下，他以2,422票、近七成得票率、约1,400票的差距顺利连任。
这是自由党仅剩的五个议席之一，也是中西区区议会15个议席中唯一的建制派。有学者认为，建制派保得住若干富贵选区的议席，可见政治分歧的阶级性愈来愈明显；而杨哲安认为，自己的连任其实带点“侥幸”，因为他只服务山顶两年，“从选民角度而言，为什么两年后要转另一个人？应该想多给我一些时间去做事。”除此之外，他也受惠于自由党在修例风波中的政治形象不太鲜明，不但没有发表过什么极端声音，“荣誉主席（田北俊）还会批评政府，在那么大的政治风暴下，（自由党和我）侥幸避过这个劫。”的而且确，除了民建联的溃败，62人参选的工联会也只得五个议席，25人出战的经民联则只有三人胜选，派出28人角逐的新民党更全军覆没，11人出征的自由党有逾四成的胜选率，战果已算不俗。
不过，除了选民心态或政治气候等“先天优势”，杨哲安也没有忽视自己的“后天努力”。他当年补选胜出后，便举家搬到山顶区，以切身感受并掌握该区的各种弊病，例如每逢有巴士在麦当劳道上落客时，非法停泊在右线的车辆都会造成短暂交通瘫痪，而他刚好在选举前夕，成功争取在麦当劳道增设单黄线，解决了非法停泊问题。另外，有别于传统建制区议员，杨哲安认为洗楼模式已不再奏效，主张因地制宜才会事半功倍，例如他两年来主动制作三份中英对照的工作报告《山顶报》，并印发6,000份寄给山顶居民，而他不但会企街站、举标语提醒居民留意信件，还会利用电邮、网页及社交媒体等与他们就地区问题互动。
然而，在社会动荡的当下，大部份选民把是次区议会选举当作一场“政治表态”，似乎没有太多人在意候选人的地区政绩，有人甚至意图把区议会变成像立法会一样壁垒分明的表态场。不过，险中取胜的杨哲安，认为区议员及区议会都不应过于政治化；他说，两年前山顶居民之所以选择他，根本不是为了争取政治诉求，而是希望他服务当区，“居民希望自己社区怎样发展，便会选择最能代表自己的区议员……如果我不做实事，只讲政治诉求，这样只会凌驾他们两年前选我的原因。”
杨哲安提醒，打着鲜明政治旗帜走进区议会的当选人，参选时与当选后的目标不应一致：“选举时目标只得一个，就是取得比对手更多票，但你胜出了，你的身份便不一样，你有责任服务整区居民，而非仅限于投票给你、政治思想与你一致的人。”他又指，有些政治议题的确值得讨论，但都不应该在区议会中讨论，因为区议会应专注地区事务，而非处理非职权范围的事：“你可以在特别会议、休会期间去做，但不要牺牲自己本份……如果在区议会讨论立法会的事，那么便不需要立法会。”他强调区政对事不对人，区议员也不能遗忘本职。
杨哲安的理想很美好，但实际可能会遇到不少问题，毕竟新一届中西区区议会已经变天，建制派不但失去主导地位，更只剩下杨哲安这一席，日后区议会少不免“搞政治”。“侥幸”成为“黄中一点蓝”的杨哲安，被贴上“ 1:14 ”的标签，但被问及会否担心寡不敌众时，他却反问，为何总要说一对十四？他表示：“其实这14位议员并非是一个党，亦没有诱因在区议会议程中有必然的一致性……区议会有多元声音及政治光谱是好事，这亦很正常，但我认为选举后，应将那些矛盾及敌我关系抹走。大家都是因为比对手多票，所以进来了，那么we all earn our seats, let’s work together（赢得议席，便一起合作）。”
杨哲安坦言，不愿看见区议会流于派别斗争，或成为政治角力场，“说一些大是大非、五大诉求也好，应在立法会行使这个权利，为什么要凌驾区议会？”他也不讳言，区议员需要向选民及居民问责，他期望自己可避开“高大”的政治理念，找到共赢的民生议题，例如联手解决野猪出没所引起的卫生问题，“之前的议员经常收到投诉说有野猪，不可能选完之后就没有人投诉野猪问题吧。”他重申，民生问题无分政治派系，亦不会仅局限於单一选区，更不会随议席轮替而突然消散，故区议员责无旁贷，“如果我做不到，居民便会自己做。”
民意如流水，当政治热潮退却，选民会否重新重视民生问题？若主打政治的区议员表现不济，又能否藉打造新一波的政治动荡顺利连任？究竟建制、泛民和素人们应该如何走下去，杨哲安说，这还看四年后香港会变成一个怎样的香港，“如选民认为选择区议员应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即使牺牲某些地区服务也在所不惜，如果选民接受的，这就是我们的未来。”杨哲安淡然地表示：“投票有权亦有责，当你能够行使这个权利，你就有责任去接受结果。”
新民主同盟任启邦——泛民当道，只靠政治主导？
访问的早上，甫踏进议员办事处，门口便有一堆准备派发的月历；探头一看，只见一名街坊坐在桌前，看着为他抄写个人资料、申请长者福利的任启邦，那时任的助理还未上班。
“这并非个人地区工作的选战，而是政治表态居多。”任启邦这样总结他的第五次当选，坦言反修例风波令社会两极化，尽管有113名民主派议员成功连任，但也有逾百名空降参选的素人以大比数抛离对手当选，可见这胜利不可全数归功于民主派的地区工作表现。
任启邦自2003年起便在大埔怡富区当全职区议员，在今届区选中更以6,028票、逾七成得票率成功连任。当了十六年区议员，任启邦的区政心得是，政治表态和地区服务没有矛盾。他在竞选政纲写上“民生无小事，民主要坚持”十只大字，当中除了提及反修例、要求独立调查、重启政改等内容外，亦对规划新铁路、扩建医院、兴建图书馆等民生议题着墨不少。“我地区服务勤力，但同时我政治立场站得坚定。”他接着说，区议会应以地区事务为主、必要时也需就政治问题表态，但他也坦言，区议会未能解决政治层面的问题，“如我们争取五大诉求及独立调查……我认为需要表态，但在区议会中是否有实效？当然未必。”
任启邦对自己的地区服务很有信心，归纳其工作主要包括处理居民个案、发掘社区问题、以及公众咨询三方面。以后者为例，以往他就某些社区问题咨询公众时，形式较为单向，如反对交通服务加价时，只会做签名运动及派发传单，但在过去四年，网络世界成为了他和居民的互动平台，当运输署就巴士路线咨询区议会时，“我们（区议员）是最先知道的一群……现在大埔群组都有12万人，你派一个题目出来，如果题目吸引也可吸引数百个回应及反建议。”他从四年前便开始善用社交媒体接触居民收集意见，为他们充权。
除了利用社交媒体促进沟通，任启邦不忘补充，“蛇斋饼粽”也是区议员不得不做的事，尽管他没有太多资源，但仍会邀请企业向街坊派发礼物。作为香港选举特色文化的“蛇斋饼粽”不时为人诟病，批评其窄化了民众生活的欲求和想像，担心选民一旦囿于物质引诱，将会习惯资源分配权力和政治参与机会被褫夺的状态。因此，每逢议会更替，总有人提倡民主派应该跨越“蛇斋饼粽”的地区政治。任启邦也深知“蛇斋饼粽”不是区议员工作的全部，对他来说，区议员已从政策的沟通者进化成民意的倡导者，因为市民更愿意表达意见，不再依赖代议政制的民意代表反映意见，故区议员应该主动连结这些社会资源，改善政府施政。
大埔区议会共有21席，当中有两个当然议席，上届选举民主派只有六席，今次则全取民选19席，将盘踞多年的建制派一举拔起，在可预见的四年内，大埔区议将会出现不一样的光景。任启邦期望，民主派主导议会后，能向政策局施压，要求官员到区内咨询及解释政策，真真正正落区收集民意；其次是监察拨款运用及工程项目，如去年民建联黄碧娇提议在运头角里兴建涉款630万元的避雨亭，遭其他议员和市民批评造价高昂，最终只好撤回建议。
为何认为民主派主政后才能向政策局施压、甚或阻止滥用拨款？任启邦表示，往届区议会有划地为牢、各自为政的积习，“如我（选区）只管理九幢楼，我就只照顾他们需要，兴建凉亭及凳，其他问题我不管；又或是各议员各提一个方案，将钱（拨款）分开廿份用。”他认为这并不可取，应建立平台收集跨区服务建议，以扩阔各个选区的区政视野，方可让更多居民受惠，如一年多前成立的“大埔民主联盟”，便一直担当类似角色，连结区内议员、社区主任、素人等地区工作者，共商地区事务。任启邦强调，区议员可直接参与地区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与所有地区专员商讨地区问题的解决方案，民主派就可透过委员会在地区发挥更大效用。
此外，区议会各处乡村各处例，改革呼声从来不绝于耳。在本届区议会选举赢得32个议席的公民党，于上周召开记者会讲述来届议会的主要工作，当中不乏区议会改革的建议，包括取消区议会授权票、改革增选委员制度、改革地区拨款方式、引入直播会议制度等。任启邦亦认同地区工作以外，议会改革同样重要，他亦曾做会议直播，当有网民即时回应或提供建议，他便可趁会议仍在进行时提出，同时直播亦有助监察议员的表现，“其实没人知道议员在会议上说什么，（可能）你在外面说争取但里头却不出声。”
任启邦对区议会有不一样的想像，推动他的不是未来四年成为“大多数”，而是过去多年的教训。2003年，民主派凭着反《基本法》第23条立法掀起的政治浪潮取得逾四成议席，任启邦也是当年“受惠者”之一；不过，并非人人都能撑得过政治退潮，2007年民主派的议席由161席减少至106席，任启邦是“生还者”之一。为何能幸免？任启邦说，是从师傅关永业及郑家富身上认清政治工作的重要，也看到区议员不能不交地区功课的事实。
历史总是不断重演，眼看政治浪潮再现，任建邦感受至深，坦言泛民阵营由2003年到2007年的落差使自己时刻警惕：“反修例运动令更多人醒觉议会是重要战场，市民走出来向政府及建制派表达不满，使民主派选情略为乐观，但对政府的不满只是一刻，不是永恒的。”因此，如何好好管理社区，让区议会工作贴近民意，成为民主派未来四年的一大考验，他们又应该怎样避免翻盘的戏码再度上演？任启邦认为，政治巨浪虽令后生一辈成功上位，巩固票源、让社区民主及地区工作扎根，方能为2023年换届选举提高胜算，总不能、也不应期望每次区议会选举都有社会动荡或运动作承托，因此必须珍惜这次机会，在四年内好好做事，巩固自己实力，“否则一来对方（建制派）蛇斋饼粽更多，二来你做得不好，下一届也不会再得到市民支持，这反效果便会很大。”
他最后语重深长地提醒，在今次选举中，投票率激增，而建制派票数也有进帐，“如果回归至正常投票率，或许许多当选者下届会输。是次的政治气氛推选一些新人上场，这是可一不可再……地区工作做得不扎实，换届便要说再见。”
天水围民生关注平台巫启航——民生工作，何以为继？
“当初预计只是刚好赢一点，没有预料最后结果相差那么多。”逾百名空降的政治素人成功当选新一届区议员，28岁的巫启航也不例外。乘着民意海啸，他在元朗宏逸选区以5,100票，大胜连任两届的建制对手2,200票，坦言民主派的胜利归功于政治氛围。不过，他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认为区议会首要处理民生事务，惟这个咨询架构缺乏行政权力，倘若泛民要避免重蹈2003年的覆辙，必须透过另一模式做好地区工作，加强地区倡议角色。
巫启航2014年起接触社区工作，以“天水围民生关注平台”（“天民台”）参与社区事务，曾致力改善天水围街市不足的问题，奈何当时只是“天民台”的社区主任，人微言轻，所能调动的权力与资源也有限，没有什么成效。“我们去信政府相关部门邀请官员落区视察，永远都叫不动。其后我们加入一些联盟如‘监察公营街市发展联盟’，组织力量更大，才能请得动官员落区视察。”巫启航说，他上任后就可把居民的声音带入议会，直接为街坊发声。
元朗区议会变天，39席民选议席中民主派取得33席，巫启航期望，他们将带来区政新气象。他解释，过往建制派主导区议会，地区规划上素来沿“由上至下”模式，即由政策局或区议员一手策划，许多方案在推出前，未有妥善考虑及咨询居民需要，居民更对施工项目一无所知，区议会在项目落成后，方知不贴合居民需要，资源没有用得其所；例如特区政府每年拨款数亿元予区议会展开“小型地区工程计划”、“社区参与计划”及“社区重点项目计划”，而元朗区议会曾动用逾2,500万元为天水围的行人路加建上盖，当中涉及天逸邨逸潭楼对出巴士站至俊宏轩多层停车场等五个路段，但居民直到工程动工，仍然对项目毫不知情。
“过往这些地区小工程都是由区议员话事，项目的设计、物料及施工方法，街坊一无所知。”巫启航有气没气地说，即使他在明年1月接任，但对于项目细节无从稽考，只知道工程的预算及简单内容。他期望民主派合力扭转旧有社区规划模式，从居民角度出发料理地区事务，“从下至上”规划社区，让居民从过往被动知会，变成参与其中、共议社区发展。
要改变区议会，民主派议员就不能再各扫门前雪，而新一届元朗区议员也已经有所行动。路政署前年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17亿元拨款，兴建有盖高架行人天桥，以连接朗屏西铁站至教育路，尽管过去由建制派占优的元朗区议会通过计划，但因造价过高备受多方反对，令政府于去年10月抽起有关申请的讨论；然而，路政署却于今年2月就天桥项目招标，惹起“偷步”疑云。目前，民主派五位现任及28位候任元朗区议员，已联署向路政署发信，强烈要求搁置该项目，并建议讨论方案替代“17亿天价天桥”，解决市民需要。此外，“彻查7.21事件”是元朗区民主派候选人的联合政纲之一，候任的张秀贤已表明，民主派将在区议会首次大会成立工作小组，以听证会形式，由受害人、目击者及相关人士作证，望能还原真相。
巫启航坦言，自己政治经验较少，为了尽快上手，只能马不停蹄工作，翻查过往文件及会议记录，寻找往届不足。早前有一个画面让他很深刻，轻铁站被示威者破坏，导致没有轻铁服务，“大部份街坊在意的并非年轻人破坏轻铁，而是反问为何天水围北，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到邻近的元朗及屯门。”由此可见，天水围北严重倚赖轻铁，交通工具单一，亟待跨区解决问题，与屯门区居民共商方案。不再囿于地域限制，这或许就是他理想的区议会模样。
荃民议政刘卓裕——从反自动当选到反传统
“当时只是想着要参选，没有想到会赢，但自己是那种不愿服输的人，没理由只是为了参选而参选，应该为了胜出。”刘卓裕简单一句，总结了近半年的心路历程。在民意海啸下，荃湾愉景区政治素人刘卓裕以4,498票，击败扎根八年的双料议员田北辰，令不少人大跌眼镜。他不讳言，因反修例风波萌生参选念头，“本来并没有打算参政；我们从事公关工作，很多时候都会‘mon post’，看到很多新闻与社会动荡，自己感到很心悒。”与此同时，他在Telegram群组认识一群网民，共议区选大计，经过一番讨论后，他便决定空降参选愉景区。
“反对自动当选”或是轻于鸿毛的选举口号，重于泰山的地区工作才是来日的焦点所在。刘卓裕说，日后工作主要分为两部份——首先是在议会上，民主派16位议员会就康乐、交通、设施及环保等议题分工合作；其次是落区接触市民，了解他们所需。大学时期当过议员助理的刘卓裕坦言，望能扭转“街坊福利会”模式，不止发放“福利”，更要凝聚社区共识。
刘卓裕虽是从政新手，但自言廿年的公关经验及不同界别的网络，可弥补传统区议员的不足，故能从新角度规划社区，为荃湾发掘新定位。以他熟悉文化康乐事务为例，荃湾曾举办不少文化康体活动如端午节的龙舟竞渡，却甚少人知晓；他批评荃湾区议会对文化康体的推广及规划不足，更没有善用资源，期望能协助加强推广，并为拨款把关，免得资源付诸流水。
上文节录自第192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2月9日）《进入后修例时代 区议员怎样实践地区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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