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议会选举】蛇斋饼粽“性本善”？“小白象”与你我有关？
文宣“成功争取”常在区议会选举前被参选人使用，但也常会遭到民众揶揄。同Leo一样，选民一方面认为区议员成功争取的都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但一方面又将此作为一项重要考量标准。区议员“保姆化”了的形象，与选区划分过小和选民对其功能想象存在误差有关，而这样的理解误差却不止一个。
承接上文：
Leo的区议会记忆也有“开心”的时候—参选人会组织一些十几二十元的超平本地游。“我们吃好喝好，有时还能吃到鲍鱼呢！”他笑言，那时街坊都会表态支持组织活动的参选人，“但最后到底投不投就不知道了。你别看（参加者）有很多老人家，他们可精明呢，吃喝的时候都说会投票，但他们心里还是会倾向（投票给）那些真的帮他们做点事情如量量血压、填填表格的人。”
他的开心记忆，相信大家并不陌生，这就是香港选举特色文化“蛇斋饼粽”的一种—原意是指每逢特定时节，不同党派的区议员或社区干事，都会借此为街坊派发应节食品或举办应节活动，例如蛇宴、斋饭、月饼和粽子，但后来演变成参选人为寻求选民认同，不但派饮送食、餽赠物资，甚至会为街坊量血压、拍摄证件照、举行低价旅行团。这种选举手法不时为人诟病，批评其在一定程度上窄化了民众生活的欲求和想像，例如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许宝强曾在《蛇斋饼粽以外的想像》中指出，选民囿于短视的物质诱惑，反映的是长期被褫夺了资源分配权力和政治参与机会的状态，倘若地区工作者只把民众的日常需求狭窄地归结为“蛇斋饼粽”，或会令社会生活难以提升、令公民质素无法成长。
有趣的是，如果从事地区工作的政治力量，完全拒绝所有与“蛇斋饼粽”相关的行为，却又会被民众讥为“离地中产”、“不懂民间疾苦”、“漠视群众需求”，因而流失基层选票。回到问题根源—“蛇斋饼粽”真的“十恶不赦”、毫无存在的必要吗？似乎也未然。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类需求五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中，人类需求分为“生理”、“安全”、“感情”、“尊重”和“自我实现”等五层需求，当中后两者为次高和最高层。以“蛇斋饼粽”的主要目标群体老年人和低收入人士为例，它正好满足了他们的物质和情感需求，既有实际的“着数”，又有心理的关怀和安慰。
梁启智也认为，地区工作者透过“蛇斋饼粽”与街坊“联络感情”，其实并非不重要或不必要，但有关工作绝不可以只停留在这样的层面。因为，当物质“着数”变成选举常态，就会变成党派之间物资上和“创意”上的竞争，即从“派礼物”过渡成更为巧妙且不着痕迹的“小恩小惠”，或会衍生畸形的 “选举生态”，令人人乐意用手上的选票交换短期的物质利益。结果，无论是常常被诟病用好处收买人心的建制派，还是会用免费帮小朋友补习、办兴趣班等方式“突围”的泛民或独立人士，都被卷入这个漩涡，只能按着游戏规则走。
当片面的“蛇斋饼粽”成为整个选举生态的重要一环时，区议员的“保母”形象就会被无限放大，部份选民也会误以为“区议员”的职责就是为大家提供“小恩小惠”。梁启智担心，长此下去，或会削弱选民的公民意识，“很多人被问到对区议员有何想法时，都会说‘没有想法，没有期望’，觉得无所谓，以至于浪费手上一票。”—看来，对于选民和区议员而言，如何在满足“蛇斋饼粽”需求的同时，又能超越“蛇斋饼粽”的局限，令选票转化成更符合公平正义的资源分配和政治参与，都是我们“公民实践”路上一个智慧的考验。
“滥用拨款”：“小白象”丛生，你我也要担责？
“滥用拨款”是“区议会”另一受人诟病之处。自2008年起，特区政府每年透过“社区参与计划”及“小型地区工程计划”，向全港区议会拨款3.6亿元和3亿元，以支援由区议会通过的地区活动和地区建设，至今已加码至4.616亿元和3.6亿元；到2013年，港府再增设“社区重点项目计划”，为每区区议会预留1亿元拨款，以支援由区议会负责推展的具规模项目，而该拨款需经立法会财务委员会通过，至今全港27个项目仍有一半尚未竣工。然而，权力的下放和资源的增拨，不但没有如期强化地区行政工作，反而惹来“滥用拨款”的批评，例如有不少工程项目被指是造价高但不实用的“小白象”，包括观塘的海滨音乐喷泉（5,000万元）、鲗鱼涌的“不能避雨亭”（21万元）、荃湾的巨鹅雕塑（77万元）等。
谈及“小白象”，Leo说，他的社区里，也有一些无用且可笑的工程：“一个楼梯拆了建，建了再拆，公园里一整排的摇摇马等这些，完全不明白在搞什么。我甚至怀疑这些工程都是他们自己freestyle出来的。”既然不明所以，那为何不找区议会一问究竟、甚至向有关部门投诉？对此，Leo坦言，香港虽是投诉之都，但这些事不关己，他也没心思精力去管，花的不是他的钱而是政府的钱；况且，他有种无力感，觉得自己根本无法改变些什么。
除了华而不实的地区工程，还有琳瑯满目又被怀疑涉及“利益输送”的文娱活动。2017年4月《审计报告》曾经审查“社区参与计划”的落实情况，发现在2011至2015年间，所有计划开支由2.7亿元增加17%至3.2亿元，但参加人次却由2,149万人减少13.3%至1,863万人；而以2015至16年度所花费的2.1亿元拨款为例，当中有71%用于艺术文化、康乐体育、以及节日庆典，但用于公民教育和楼宇管理的拨款，却各占不足2%，分别只有242万元和170万元。审计署亦指出，在2016年，76位区议员在进行利益申报时，未有披露自己在计划推行机构所担任的职位，另有34位区议员在审议计划拨款时，未有申报自己与有关机构的关连。
负面新闻层出不穷，也难怪区议会在香港市民心目中的认受性愈来愈低。例如香港青年协会智库“青年创研库”9月发表的“强化区议会的角色与职能”研究显示，有高达74%的受访者表示不信任区议会，有74.1%受访者不认为区议会具高透明度，另有75%受访者认为自己有责任监察区议员。
不过，以“社区参与计划”为例，计划列明区议会可邀请参加者就活动表现和成效提出意见，而区议会也会透过网站、告示板和区报等，公布获资助项目和活动名单，以供公众监察。问题是，有多少人曾经认真翻阅过相关文件、提出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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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89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1月18日）《选民手中有票，是否心中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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