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议会．六】素人盼由下而上　改革失效区议会

面对议会失效，近年真正迫使政府正视地区民生议题的往往不是政党政客或区议员，而是民间力量。像水货客问题便是如此，区议会虽然有份参与，但真正导致政府加大打击力度的却是民间力量。自2012年起，北区水货客关注组多次举办光复行动，初次举行已有近300名网民响应，接连示威终于迫使三个政策局及八个部门举行会议，采取六项打击措施，包括由入境处全力巡查北区违反逗留条件人士及检控、通知内地注销遭检控旅客的来港签证、拒绝疑似水货客再入境等；港铁亦严格禁止乘客携带超出规定体积的行李。区议会在解决地区问题上，没什么效用，素人们却仍想入议会，这看似矛盾的心情，又如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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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区水货关注组召集人梁金成认为，政府的改变某程度上反映了行动的成功。“但你说是不是很大的成功，我觉得不是，因为问题仍然存在。”采访梁金成当天正好是星期六，从上水站到石湖墟，不管是商场还是地舖，药房还是药妆店，处处见到水货客的踪影，梁金成特地跟记者在上水各处视察，他感慨现时已无法说清哪里才是水货客问题最严重的地方了。

北区区议员刘其烽认为，政府愿意提出改善措施虽然和区议会有关，但不敢居功太多，“比如我们区议会有说修例，工作小组成立初期他们（区议员）有很多建议。但（政府推出措施）实质上是否因为区议会？明显不是的。立法会当时也有推动，这些是梁振英的‘政绩’，用来纾缓民怨而已。”

屯门公园的情形也一样。真正令当局正视问题的，还是那次光复屯门公园的运动。早在光复行动出现前，屯门区议员谭骏贤便跳出议会，尝试去屯门公园指证制造噪音人士，不断逼康文署检控，但几年间署方只有三数次行动。“大群康文署职员加上警方代表去表演区，谁人大声就劝喻他们减少声量，再不听就需要有证人才发告票，但得到的结果是什么？所以是失效的。”这条路行不通后，他曾发动居民游行、去政总表达意见，又在共融游乐场开幕当日向政务司司长张建宗递请愿信，但都无法解决问题。

没政党光环更能动员

“当时整个社会气氛很低沉，从地区到整个特区政府也落后于民意、漠视民意。最后会发生什么？大家觉得建制机构如立法会、区议会反映不了民意，自然要透过民间力量抗争。结论是大家在累积怨气、愤怒。”在谭骏贤眼中，光复屯门公园便是在这股愤怒中产生。

屯门公园卫生关注组代表林宇轩在屯门居住二十多年，所读中学正正位于屯门公园附近。“大妈”问题困扰居民多年，他知道政府部门一直不作为，但对此束手无策，也想不到如何改变。刚巧反修例示威爆发，他在网上讨论区连登开了帖子，埋下光复屯门公园运动的种子。“这场运动中，港人的行动力很强，屯门公园更是关连到自己（社区）的议题，他们的行动很迅速，会做很多事情。‘6．9’、‘6．12’都是在网上平台交流讯息，叫人出来、去哪里等、要做什么，也是在讨论区扩散出去。”

关注组正是为了这次光复屯门公园运动而成立，主要代表除了林宇轩外，还有召集人巫堃泰和张可森，三人均是政治素人。“当日游行前11点才第一次见面，网友聚会。”林宇轩之前接触过巫堃泰，但和张可森素未谋面。“本来有政党想加入游行，民建联和其他泛民也想加入行动，但我们不想有其他的政治联系。有些市民见到和自己政见不同的政党加入，即使住在这个社区，也可能不想参加，所以想（行动保持）政治中立，令他们可以连系起来。”林宇轩说。

凝聚民意迫政府表态

和区议员刚好相反，三人没有政党背景和资源，以屯门街坊的身份走出来，反而史无前例地动员到近一万人一起发声。不禁令人反思，为何区议会多年来无法凝聚民意、压迫政府正视问题，反而是等到大批居民上街，才表态式地要取消不是问题根源的自娱区？

反修例抗争和社区议题之间的联系，是政府的施政无能和漠视民意。“社区和政治问题无法完全分开，遍地开花的意义，除了说营造一种全港的共识，还有让抗争不只停留在金钟或是港岛区。这次我们把两件事串连出来，才看到区议会的问题。如果不从这角度出发，如何去跟公公婆婆说区议会有这些问题？”张可森说。

张可森认为，行动由素人发起特别重要，意义在于不是由上而下做一件事，而是由屯门街坊由下而上寻求改变，由大家一起共商，这正正是区议会应该做、却未能做到的事情。现时往往是政府定下了政策方向，再去问区议会是否同意，有没有什么地方需小修小补。

林宇轩表示，光复行动之后，区议会未有邀请他们组织的代表商议“大妈”问题的对策。“7月9日那天（区议会）开会，我们想以市民身份出席会议，却忽然有一批老人家很热衷去旁听，我们连进去也进不到。”

巫堃泰提到，他们之前曾接洽过区议会，递过请愿信，但屯门区议会很少会主动约个人去商讨。“官僚的思维是你没有注册团体，不会跟你谈。就算坐下来谈，是由谁安排？是民政专员。”张可森亦表示，在官僚体制甚至区议会眼中，他们可能只是“nobody”。

巫堃泰认为，取消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造成地区治理失效的恶果。“以前仍有缓冲区，（两个）市政局仍可透过选举和议政方式处理文康娱乐的问题，屯门公园当年也是如此规划出来。有什么景观、如何规划、放置什么设施，均是商议出来的。他们有财政权，是实实在在有权力的机构，建市政大厦或艺术馆、项目有多大，这些全部可以讨论。”

“要解决区议会失效，不是改革区议会就可以。曾荫权时代每年有几亿元翻新地区设施，但康文署养了一群毋须向市民问责的人，到最后就衍生出管治问题。不同的光复行动（针对的议题）其实很民生，民生也要这么做。区议会是很‘唔掂’，但是否就要重设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巫堃泰认为，文康娱乐、城市规划的议题的确需要共议，但“看看今时今日香港的三阶段公众参与的城市规划，是失败的，有前设之余，运作模式也不是以解决议题为本”。

巫堃泰指出，市政局当年不属于任何政策局，但现时的区议会只是民政事务局辖下的咨询机构，如果把当年市政局的权力放回区议会，就会令很多区议员“膨胀”。“那你是否再𠝹区？区议会是由1.7万个选民去划分区域，𠝹区的原则由民政处DO（民政事务专员）跟ADO（民政事务助理专员）决定，所以‘行政玩晒’。（区议会）本身是个咨询架构，已定好了规矩，之后让你们自己竞争。那么有缺憾的机制，再多给它权力不一定是好事。区议会养出来的人，可能只是视野狭窄的人，我们需要的是可以宏观屯门区整体的人。以现行区议会的方式是做不到的，他们只是对那1.7万人负责而已。”

在制度外发声，对于改善地区问题的成效会不会较大？张可森认为不能这么说。“我们搞遍地开花，不单是解决社区问题，更要让大家知道，自己有能力解决社区问题。若果他当日有出来游行，但一星期后大妈再出来，他自然会问，为何我走了出来，大妈问题又故态复萌？”他们认为，这是公民教育的过程，令人们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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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77期《香港01》周报（2019年8月26日）《素人盼由下而上 改革失效区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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