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记者时代下 专业媒体该如何自许

撰文: 陈澔琳 郝子雨
出版:更新: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是一代代报人自我鞭策之风骨,“针砭时弊”、“激浊扬清”则是社会对新闻媒体的责任期冀;然而,网络的发达、科技的进步、社运的蓬勃,促使媒体有了更丰富的呈现,也造成更复杂的影响。持续近五个月的反修例风波,正正与“新媒体”的崛起不无关系,也令我们不得不反思媒体的角色——当“人人都是记者”、当“同温层”牢不可破、当“假新闻”频繁涌现,媒体人还应该怎样撰写“历史的初稿”?随着反修例示威持续,警民冲突升温、蓝黄街头动武,成为香港日常写照。有了新闻媒体的报道、社交媒体的帖文、以及WhatsApp和微信等通讯平台的传播,使得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画面,连同一发发挥之不去的催泪弹,直闯香港人的心坎。只是,当人人寄望透过各种媒体了解事态发展、掌握世界脉动,偏偏它既主宰我们看见什么,也主宰我们看不见什么。

荃湾中五生中枪一事,不同光谱的媒体所呈现的是几乎如平行时空般不同的画面。(资料图片/梁焕敏摄)

以10月1日荃湾中五生中枪事件为例,代表两极政治光谱的媒体,所呈现的几乎是两种现场。据《苹果日报》描述,“一名警员疑倒地受多人袭击,其中一人左手持雷鸣灯长枪,右手持点三八手枪指向人群再突然冲前,期间一名抗争者疑持铁通欲袭击向该警右手,警员随即把手枪指向对方胸口,未作警告即开枪,该抗争者随即中枪倒地……大量鲜血由其左边胸口流出,但开枪警员未有理会,反而把另一名上前欲协助伤者的抗争者扑倒在地喝止和制服”;《大公报》则形容,“被围殴受困之下,一名警察表现英勇,果断拔出随身左轮手枪喝止暴徒,之后孤身趋前,尝试用脚踢开暴徒,为同袍解围,不过一名暴徒无视警告,不肯后退散去,更冲前以铁棍猛击警察持枪的右手手臂……暴徒更以铁棍插向警察腹部。尽管手臂受重击,持枪警员仍坚持紧握佩枪,避免跌枪让暴徒抢走,并随即开一枪制止暴力”。

事实上,由港大学生会校园电视台拍得的中枪片段,事发后经10倍慢镜处理,已迅速在网络和媒体上广为流传,而不同背景的发布者则以此呈现从不同观点与角度切入的报道。

(香港01制图)

当人人都是“记者” 什么才是“新闻”?

过去,人们主要透过传统新闻媒体接触外界,随着网络发达、科技进步,催生“网络个人主义”擡头,也造就“旧媒体”之转型和“新媒体”之崛起——“数码革命”改变了大众社交和了解时事的方式,人们不再依赖传统媒体获取新闻资讯,而是可以主动透过网络传播讯息、凝聚共识、建构身份、甚至动员社会,借此创立以自己为中心的群体。这使“公民记者”应运而生,也令“传统报道”渐趋碎片化、流动化、个人化,冲击着“新闻媒体”的定义。

“你可更相信新闻学(规范下的新闻),因为报道不只有事实基础,记者也会独立查证、补充资料,而非一面倒或挑选最有利的角度去呈现。”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助理教授锻治本正人(Masato Kajimoto)这样理解“新闻”。他出生于日本,负笈美国学习新闻学,曾在CNN当记者及编辑,随后到港攻读博士。

锻治本正人认为,在社交媒体散播的信息,如未被核实就是“传言”,若有事实基础则可称为“新闻”,但仍非全可与受新闻学规范的“新闻”相提并论。他总不厌其烦地教导学生,要小心分清报道中的“事实(fact)”、“真相(truth)”和“意见(opinion)”——“事实”是眼前发生的事,“真相”是事件来龙去脉,最具杀伤力的是“意见”。他有感大众尤其难以分辨“事实”与形形色色的“意见”,有的“意见”基于严谨的研究或缜密的思考,但有的“意见”由情绪引发,实则毫无意义,也与新闻学没有什么关联,例如形容示威者是“曱甴”或警察是“狗”的政治信息,“没有人会质疑这种信息是否属实,因为双方都明确知道对方是人。信息重点在于妖魔化政治光谱上的另一方,而不幸之处在于,新闻学的影响力不及政治信息,充满情绪的信息令人更难理性思考。”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助理教授锻治本正人。(欧嘉乐摄)

世界各地都面临着媒体转型的挑战,台湾也不例外。台湾世新大学口语传播学系专任副教授兼任系主任胡全威也认同,“新闻”的定义已经悄然起变,因为传统媒体已不再是唯一的消息来源和发声渠道,人人都可透过社交媒体发布和传播资讯,令讯息传播的管道变得更加多元、分散,“以前的新闻是由几所大媒体公司发放出来的信息,现在的新闻就是我们在Instagram、Line、Facebook看见的东西,朋友告诉你发生什么事情,也可以称为新闻。”

当什么都是“新闻” 怎样才是专业“报道”?

以往,传统新闻机构透过衡量事件的时效性、影响性、显著性、接近性、冲突性及趣味性等,判断“新闻价值”;但当人人都是“记者”,而什么都有可能成为“新闻”的时候,怎样才算是专业的“报道”?

锻治本正人认为,社交媒体与传媒机构仍然有别,而记者的工作是深入发掘事件、为受众提供更具价值内容,“(社交媒体)利用电话拍片已经足够,但对记者而言,你要明白原因,为什么他会只打他?当中有什么冲突?记者需要调查这些。”在他眼中,专业记者应利用时间调查真相而非报道单纯的事实或当下的情况,否则这与社交媒体用户无异。以当下每分每秒都被直播纪录的反修例风波为例,除了现场直播外,“公民记者”可将事件拍摄后立即上载至互联网,而“传统记者”则要经过严谨的撰文、编辑、审批,在时效性上的确没可能“打倒”社交媒体;不过,锻治本正人仍然寄望专业记者能为事件提供更多解释,“人人都觉得自己明白当下发生的事情,因为他们已经阅读太多社交平台帖文”,但亦可能因此陷入盲点,掌握不到全面的事实。

“公民记者”在数码时代中应运而生,冲击着“新闻媒体”的定义。(资料图片/梁鹏威摄)

时至今日,现场直播已不再是电视台的专利,而现场直播的普及,亦的确在反修例风波中发挥强大影响力。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立峰于8月中旬发表《媒体直播——民意对警民冲突的判断》一文,论及直播对民意的影响;当中提到,“媒体现场直播”成为市民最重视的资讯来源,高达8.12分(10分为最重要),远超“传统媒体”(6.85)、“社交媒体”(6.01)及“通讯程式”(5.35)。值得一提的是,在各个媒体的现场直播中,有别于以往电视台记者的客观、旁观形象,个别新媒体记者显得相当投入、甚至不时流露个人情感,例如《立场新闻》“手指哥哥”和“立场姐姐”,就因旁述风格独特而备受观众欢迎,而香港电台助理新闻主任利君雅,则因在直播的记者会中“爆seed”追问特首林郑月娥“寻晚成晚去咗边”、“讲人话啦”,令市民有感“大快人心”,而被称为“新闻女神”。

这一度引发不少争议——当记者在报道中渗入情绪,如何确保新闻专业?而外界对专业新闻的标准,又有否随时代改变?就此,上述两位《立场新闻》记者陈裕匡和何桂蓝,曾在港台节目《铿锵说》现身说法,认为市民只是把对“无面孔”示威者的情感,寄托有姓名有身份的记者身上;他们又坦言,身处社交媒体时代,记者根本无法控制传播效果,即使是相对公正的直播,在后期传播中也会受观众自身立场及喜好所影响——观众倾向传播自己喜欢及与自己立场相同的视频,反之则石沉大海。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明白当下发生的事情,因为他们已经阅读太多社交网站帖文,但亦可能因此陷入盲点,掌握不到全面的事实。(资料图片/曾梓洋摄)

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梁旭明相信,在香港的新闻生态文化下,对观众来说,“看什么媒体就代表支持什么立场”,为了显示自己“立场坚定”,他们通常又会“贯彻始终”地支持某媒体,而他们对媒体的“刻板印象”,正主宰着所谓的“媒体公信力”。不过,她指出,受众对媒体“非黑即白”的认知,其实由受众和媒体双方共同造成,当前者选择以“立场”决定“媒体”,后者同样为求吸引受众而将新闻商品化及普及化,以迎合读者口味、情绪和立场为依归,并把复杂的问题过分简单化。对此,锻治本正人亦坦言,记者往往只报道“重点”而非“一五一十”,该过程本身就经过“取舍”,会挑选支持有关重点的材料。

有趣的是,当观众不时批评媒体报道总以“立场先行”时,观众同样也以“立场先行”来评价媒体;梁旭明认为,若媒体直接表明有立场,也是一种广义上的“持平”,例如有媒体明确表示“我的立场就是我有独立的立场”,它未必在每篇报道中平衡各方声音,但对整个社会而言,可以平衡和约束某些权贵的声音,“也是相对于香港制度失衡的平衡。”

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梁旭明。(资料图片)

当记者“参战” 如何行使“第四权”?

外界总寄望媒体做到“客观、中立、持平”,不幸的是,香港没有任何媒体可以兼顾不同政治立场的受众。在《逃犯条例》修订风波下,社会陷入空前撕裂,某程度上也在“迫使”媒体和记者要“选边站”。香港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陈濬灵观察到,在反修例期间,部份作为“报道者”的记者,在报道时背负着“参与者”的身份。他坦言两者不应并存,但明白任何香港人面对如此大的动荡都不能独善其身,故理解有关报道未能保持客观中立;他又反问,“如果记者阻止警察或者示威者做想做的事,这是否合理?……专业道德是否容许?这需要新闻行业自行维系。”

然而,当记者基于不同理由放弃专业,谈何行使“第四权”?

“在这次运动中,效果上大家或会觉得媒体偏向运动,但这并非出于立场偏向,而是基于他们的监察权。”李立峰这样为“媒体或记者参战”解画——媒体要在行政权、立法权及司法权外,充当监察的第四权,并制衡上述三权,因此他们理所当然要承担监察和批评权贵的责任;而由于政府拥有三权,所以媒体行使“第四权”时难免会出现较多批评政府的情况。

香港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陈濬灵。(欧嘉乐摄)

他续说,香港媒体向来都有立场,并由此主宰议程设定,而他相信当下大多数的传统媒体仍然保持着良好的“专业中立”,即在有立场的同时,又不至于被立场所蒙蔽、不会因而不判断不批评,就算有明显倾向也有不会逾越的“程度”。李立峰又提到,五年前在“雨伞运动”中应运而生的网络媒体,曾开宗明义表明自己异于主流媒体,“实际上可以说是香港社运的一份子,他们自己也不会否认的”,但今天情况已有所不同,因为香港出现了一些具新闻专业背景的网络媒体,像《香港01》、《众新闻》等,都强调其定位为“专业的新闻工作者”,而非从社运背景中走出来,这说明现在香港的网络媒体正在向专业新闻主义靠拢。

权力是维护人民权利的公权,但在反修例风波的脉络下,有多少媒体和记者以行使“第四权”之名偏向运动,对极端行为视而不见?有多少媒体和记者高举“第四权”的道德金牌,却未能成为《国王的新衣》中说真话的小孩?那么,又有谁可以制衡这样的“第四权”?

相关文章︰

“后真相”时空下 谁来定义“假新闻”?

“同温层”之乱 “从众”四大后遗症

【专访】资深传媒人张洁平:在“非全知世界”中怎样清醒同行

上文节录自第187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1月4日)《全民记者时代下 专业媒体该如何自许》。

更多周报文章︰【01周报专页】

《香港01》周报于各大书报摊、OK便利店及Vango便利店有售。你亦可按此订阅周报,阅读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