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劳动节】港打工仔血汗史　逆权空姐吴敏儿：争取权益要坚持

吴敏儿——她代表与上任特首梁振英的抗争者。脱不了空姐身份，纵然她早已不是空姐。在“行李门”的诉讼完结后，媒体给了她“逆权空姐”的称号。她在法庭门外笑着落泪的一幕令她声名大噪，这位职工盟首位女主席才真正走进大众视野。上一秒她还眉飞色舞说那些年当地勤时遇到一对富豪夫妇，妻子在她面前呼喊丈夫的暱称，她全程低下头忍着笑意忍到几乎全身抖震，也说到最怕是遇到旅行团，因为必定有人要求换窗口位置及即时要求换素食飞机餐；下一秒说到这些年看到香港的“打工仔女”如何被无良雇主“逼上梁山”，则换上截然不同的表情。那不是一时三刻“抱打不平”般简单，而是满满的怒气。（此乃《他们的劳动节》系列之三）

说起早前在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公听会上，声泪俱下表示过去两年“找了十份工作也无一份有人请”的黄婆婆，吴敏儿一肚怒火：“找不到工作，（罗致光）局长就叫你去揾劳工处，找劳工处也没有用⋯⋯又是自说自话，说什么退休年龄延后了，大家要思考银发族如何重投市场。”

“我只想问：（政府官员）你是否不吃人间烟火？基层工友只能做洗厕所、清洁街道、保安工作，还要每天做足12小时，外判工更只得八、九千元月薪。为何工友年纪如此老，仍要打工？体力劳动工作的长者年龄不断上升啊！”

吴敏儿话与话之间很少有停顿，都是一口气地说，如像吐够苦水般的舒畅。她痛恨的，除了是无良雇主、离地官员，还有不明白自己权益的打工仔女。

打工仔奴性重　因惯雇主剥削

今年年初有调查票选2018年香港大事，超强台风“山竹”袭港排首位。在投票者眼中，那或许是因为“山竹”风力前所未有。吴敏儿也觉得“山竹”是大事，不过不是在“山竹”来袭当天，反而是翌日的新闻画面最令她震惊：香港人越过倒下的树，挤满港铁站呆等数个小时，为的是上班。

当时不同的人用恶搞方式笑香港人如此喜欢上班。其实他们不是喜欢上班，而是忧虑不上班会有什么后果，以为会被罚，以为会被炒。为何香港的打工仔女搞成咁？难道你不知道危险吗？你没有能力控制台风是强是弱，但为何不向老板说清楚自己不能上班，而不是不想上班？

种种思考，令她更确信自己所做的事有价值。“我更有动力让香港的打工仔女知道自己的权益，大家应该一起去思考：劳工保障应该去到怎样的程度，而不是企喺度硬食。一定有些事情（劳工权益）是时候要提出，而且要有改变。”

吴敏儿不解的是，为何打工仔女把自己的角色看得如此卑微。她分享了一个小故事，英航决定取消香港基地的数年前，拟先取消新加坡基地。吴敏儿早听闻英航打算在北京、上海另设基地，因内地的工资低于新加坡。一众新加坡基地的员工恐慌，于是找吴敏儿商讨。她忆述，当时新加坡的工会甚至想提出以减薪换取稳定工作。她一听认为不妥，叫对方千万不要提出。

吴敏儿的想法是，即使提出减薪，到最后公司要关闭基地的决定也是势在必行，因为公司眼中往往只有利润二字。更何况，作为工会怎可主动要求减薪换取工作？“看到打工仔有这样的想法很悲哀⋯⋯你在他们眼中只是（成本）数字。”她更感慨那些视雇员为单纯的“人力”，忽视雇员还是一个“人”的无良雇主。

每年劳动节职工盟、工联会及其他劳工组织都会发起游行争取劳工权益。今年职工盟以“谷到爆”作为游行主题—想为一众有开工无收工的打工仔发声，并争取标准工时立法。

争取劳工权益　需愚公移山意志

对吴敏儿来说，5月1日的游行是为劳工发声的大日子，她与职工盟的同事早于年初便开始筹备，开会、制作道具、构思gimmick（噱头）都是游行必须准备的工作。对于大部分“打工仔”来说，那天只不过是难得一天可用来休息的公众假期。

翻查过去多年的五一劳动节游行，参与人数都徘徊在3,000左右，当中大部分更是从菲律宾、印尼飘洋而来的家庭佣工，参与游行的香港打工仔少之有少。作为游行的主办方，看着参与人数仅占总劳动人口的0.05%。动员力之低，难道不心灰吗？

吴敏儿笑了笑答道，“正因为每年也做，所以最想做到的其实是坚持下去，不能有一年不做。一路走来，自己经历过不少高高低低，明白做事很少一蹴而就。我们不会期望有一万人或百万人走出来，而是希望基本上做到一件事，与过去一两年的数据作比较：（游行）是否能保持热度？我们不会因为多人少人而失望，我们要思考的是有否做好自己的角色。”

回看过去，职工盟每年五一游行的诉求大同小异，争取标准工时立法、引入生活工资等。除了全民退保之外，其他都没大变化。每年举办同样的游行，叫喊同样的口号，疾呼同样的诉求，照样批评政府有所不为。

“所以，由前年开始，有人提出‘行礼如仪’。”她说到此就收起了笑容，皱了皱眉头。“但你不要忘记，历史便是透过一连串行礼如仪、一连串行动而形成的。你要问自己，别人为何行礼如仪三十年还在行礼？如果哪一年停下来，便等于双手奉上所有东西给别人。”

她还是倾向相信，行礼如仪不是问题，犹如愚公移山的那份坚持，不是人们口耳相传的故事，而是可以真确存在。只是，那要用十年计，或上百年计的时间。就如最低工资，由1998年提倡，到2008年议案提交立法会，前后历时超过十年。

作为劳工团体，我们探讨的议题是不断重复的，不要认为议题重复就不能再讲，因为问题一直存在。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希望这个议题alive（活跃）。

“我打过咁多场仗，都是以年为单位去fight（争取）。英航那次（工会控告英航的退休政策违反年龄歧视条例），也打了六年官司。可想而知，劳工议题是需要更多时间，因为每个程序也无得快。一项劳工法例从呈交修订到立会，经过二读及三读，少说也要两年时间。”

总结过去经验，吴敏儿认为要推动劳工政策的重大改动，需要一个突出的个案，才能唤起社会关注，藉民情推动议会的行动。“当年最低工资立法，是因为严伯的个案。”

她口中的严伯，是当时时薪只有七元的外判清洁工，“大家一直知道基层工资低，其实年年都在立法会讨论（最低工资），不过年年被否决，被认为是不可行。”但严伯的个案被广泛报道后，社会普遍表现同情，成功由内（议会）到外（社会大众）对最低工资投下支持一票。

她指出，“作为劳工团体，我们探讨的议题是不断重复的，不要认为议题重复就不能再讲，因为问题一直存在。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希望这个议题alive（活跃）。如果有些突出的转介个案，便要借此推动议题浮上水面。你们有跟开劳工议题便会知道。‘今次又讲工时吗？今次又讲工伤吗？’是没错的，但每一次包装议题的手法是轻微不同。如果你不是keep（保持）一直提，你怎会知道（强积金实行）廿年真的可取消强积金对冲？虽然，我们现在也闹（对冲）是魔鬼在细节⋯⋯但最初强积金走到第十年时，当时有人叫取消，但有没有人理睬？没有啊！以前没有产假，也没有侍产假，现在已经在讨论是否要增加侍产假，这在以前是天马行空（的想法）。”她说。

“（死局）不是牢不可破的，终会找到机会突破缺口。不然怎会有最低工资？不然怎会有取消强积金对冲？只得坚持坚持再坚持，再老土也要这样说的。”

看着她期盼的表情，你不得不相信，那一天—劳资双方在天秤上是绝对平衡的局面真会来临。我们不用超时工作，也可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台风山竹再来袭，我们不用为上班去港铁站呆等数小时。我们不用争拗工资要到一个怎样的水平，才足够应付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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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60期《香港01》周报（2019年4月29日）《他们的劳动节　也是你我的劳动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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