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劳动节】工会力量衰落？海丽罢工舵手：动员参加工运很难

说起杜振豪在劳工议题上的战绩，是去年年初的长沙湾海丽邨清洁工罢工。当时，海丽邨更换清洁承办商，一众外判清洁工担心失去遣散费，找邨内区议员杨彧，再由杨彧找来工会组织干事杜振豪帮忙。由工友找杜振豪到承办商妥协，中间经历了承办商坚拒发遣散费、谈判在政府有关当局的见证下破裂、工友决定罢工十天……只是用了两个月时间，可说是相当顺利。“我只能够说，我很荣幸可以参与其中。即使隔了一年多，自信现在的我比当时处事成熟得多，但我也不可能复制到第二次的海丽罢工。”问及当时罢工行动的成功秘诀，杜振豪不敢邀功，对自己付出的血汗功劳，也只是淡然交代。（此乃《他们的劳动节》系列之二）

“6月，我们又搞聚餐，带埋你老婆一起来啦！好耐无见了！”杜振豪拍拍清洁工阿东的肩膀。阿东曾在杜振豪所属的工会组织担任理事，因工作繁忙，久而久之没有活跃其中。

杜振豪说阿东不是第一个因为工作繁忙而慢慢疏远工会的职工，特别是在清洁或保安这类工时较长及需轮班工作的行业工会，情况更为普遍。

作为工会的组织干事，杜振豪有时也希望“搞下蛇宴”、“搞下香港一日团”，只是很难迁就到工友的休息日，多数工友也宁愿把休息时间用来与家人相处，在繁忙的工作以外，获得一丝的时间共聚天伦之乐。

争取加薪最贴身　成功动员要贴地

杜振豪完全明白工友为家人而较少参与工会活动，不过，工会的联谊活动正正是凝聚工 会成员的途径。参与人数少，也就难以令工友投入工会，代表日后工会若有工运需要动员，也就难上加难。只有愈强的连结，才能再进一步令他们明白工会的真正功能，不单单是享受“蛇斋饼粽”，而是为他们向雇主争取更平等、更佳的工作待遇。

问及劳动节游行当天是否有很多物资需要准备，他说倒还好。那么，有没有叫工友出来参与游行？毕竟游行人数愈多，谈判筹码愈大，愈可能施压及迫使政府正视劳工诉求。

他表示，动员工友是长时间的“作战”，即便是曾参与过工潮的工友，也未必愿意参与游行。游行争取的是集体权益，牵涉各行各业的打工仔。不少曾参与工潮的工友，只是从自身的权益出发。捍卫涉及自己的权益较容易“企出来”，但对别人的情况未必能产生同理心，动员工友出来为其他打工仔争取权益并不容易。

要工友建立与其他不同行业的打工仔有“命运共同体”的想法，非常困难。杜振豪从不用艰深的理论字眼，亦不说教，只是告诉工友今天你的工作待遇差，不是个人能力的问题，也不是市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劳工力量不足以与资方讨价还价，所以，变到“好多嘢都无得拣”。

杜振豪说，一定要用工友听得明的语言解释，例如用“好多嘢都无得拣”，让他们明白为何要争取劳资双方地位对等。更重要是和对方建立关系，只要有一定的信任程度，对方自然会慢慢接纳你的说法。

杜振豪以前是社民连组织干事，两年前才加入职工盟，担任保安、清洁工的职工会组织干事。记者问他会否觉得两者的工作截然不同，他摇了摇头说，社民连很多会员也是中年的基层人士，虽然未必是职场上的工友，但沟通不是问题。

与他们（基层工友）讲政治是很麻烦的，因为他们一般政治意识不强，亦听不明（深奥的政治论述）。

不过，纵然同是基层，聊起政治话题，他们的反应完全南辕北辙。杜振豪解释，社民连是以政治议题组织会员，对民生议题较少着墨；基层工友则完全相反，“要与他们讲政治是很麻烦的，因为他们一般政治意识不强，亦听不明（深奥的政治论述），而且，他们的看法很保守，甚或很保皇。”

他说，要说服工友接纳一种他们从前反感，甚至反对的政治论述，需要用很多时间，所以不能以政治“硬碰硬”，而是由他们的角度出发，讲他们的权益。他表示，“他们最多因为惊而不参与（游行），但不会反对你帮他们争取权益。”

纵然只在职工盟待了两年，算不上是工会老手，但他看到香港工会的局制，一是工会的组成，二是工会的职能。

“最理想（的工会运作）是从下而上，我应该只是帮手，最好不用出镜，也不用访问我。最理想的情况是领袖由工友选出来，外国很多工会也是这样做的。”但杜振豪明白，理想始终归理想，在香港只有很少工人愿意走出来做牵头或者领袖的角色，或是害怕被秋后算帐，或是工作忙碌无暇参与工运。

“其实有很大问题，变成你代理他们。工友渐渐依赖，认为你做便可，你争取便可，我什么也不用做。长远来说，这样是不可能的。我一个干事可以接触多少工友？其实力量很有限，如果工人自己不能做组织的话，工运力量很难壮大。”他说。

最理想（的工会运作）是从下而上，我应该只是帮手，最好不用出镜，也不用访问我……其实有很大问题，变成你代理他们。工友渐渐依赖，认为你做便可，你争取便可，我什么也不用做。

工会动员困难　香港缺文化土壤

杜振豪说，“现在很难（做到），暂时也没有解决方法。要工友自我组织起来，甚至愿意组织身边的工友，需要有足够的文化土壤。”

他口中所说的文化土壤，指的是政治意识，“政治问题在香港是很难绕过的⋯⋯政治立场很易影响劳工议题，当劳工意识达致成熟阶段，政治意识也自然会成熟起来。我的理解是两者不能分开。只要了解（劳工权益缘何不足）结构性问题，自然会连结起政治，也就知道哪一班人（在劳工政策上）是决策者。”

“九巴上次事件（大埔巴士翻侧意外后各工会争取改善车长待遇），（你办工会）有人分你是民主派或是否爱国，又会有人认为政治太麻烦，与其归边不如独立出来搞一个工会，这样的话就会出现愈来愈多的工会。”愈来愈多工会，代表劳工的声音或会被分散。同时，雇主也懂得以“拉一派，打一派”的方式，离间雇员之间的关系。

正如九巴每年谈加薪幅度时，也只会与其中两间工会谈判，而从不咨询其他工会的意见。这造成了工会之间互相猜忌及不信任，在这样的情况下，又如何达致团结一致，向雇主争取权益呢？

不只工会四分五裂，工会因循也是问题。例如，每年例行向雇主争取加薪，除此以外一概不理。“历史愈长的工会愈容易因循，做惯了这些议题便不会留意其他议题。因为要持续保持战斗性是不容易的事，不断推动议题，要做好多（准备）工作。”

杜振豪表示，“政策改变不是一年的事，是三、五、十年的事。争取加薪是最容易令会员有反应，像地盘工会也常说，解决欠薪容易，但讨论如何防止工伤则困难。”

这是香港工会的现实。工会能否有壮大起来的一天？或者应套用杜振豪一句话，“慢慢来”。慢慢来，工人或有天可担起工会的大旗，真正担起工运领袖的角色。

职工盟主席吴敏儿也有类似的想法，在她眼中，劳动节游行人数多寡不影响是统筹者的她的心情。最重要是她自己是否问心无愧，是否真有尽力做好每一个劳工议题。下一篇请看：【五一劳动节】港打工仔血汗史　逆权空姐吴敏儿：争取权益要坚持

上文节录自第160期《香港01》周报（2019年4月29日）《他们的劳动节　也是你我的劳动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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