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劳动节】日做15小时 清洁工心愿是睡一场好觉
劳动节是从美国百多年前一场争取每天工作八小时的劳工运动而来，事件造成军民伤亡，最终成功争取工人应有的工时保障。回到2019年的香港，一切恍似遥远的幻象。标准工时迟迟未立法，而且，少有工运能凭借一两次行动“成功争取”诉求。在同一个天空下的劳动节，清洁工阿东挥汗工作丶工会干事杜振豪参与游行丶职工盟主席吴敏儿领军行动。作为香港打工仔女，他们眼中的自己在过去一年过得如何？是喜是悲？从他们身上，我们又看到自己吗？香港这个被讥为劳工权益零分的城市，有397万的劳动人口。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我们努力工作，成为推进社会发展的齿轮。不知不觉间，齿轮长期运转而逐渐磨损，但你没想过要停下来，因为生活还是要继续。为了生活，所以要工作赚钱。只是，你曾否有一刻思考，到底是什么让自己急速“被磨蚀”？（此乃《他们的劳动节》系列之一）
劳动节上班的清洁工阿东每天做15小时 生活是一场劳役
对清洁工阿东而言，劳动节一如其他假期是赚外快的日子。一天下来，可以多赚450元。劳动节是什么？他知道是有人上街示威游行的一天。但他不会参与，“无钱啊屋企⋯⋯”
阿东是一个五十多岁的清洁工，他有两份工作，正职在筲箕湾，一星期五天工作，每天工作15个小时，由早上7点半到晚上10点半；兼职则在铜锣湾，是在正职休假时才上班，由早上7点到下午5点。
访问当天，是复活节首天假期。打工仔日望夜望的四天长假，阿东一天也没得放，宁愿放弃假期都要工作赚外快，“无钱啊屋企⋯⋯”前一晚，他凌晨1点多才睡，早上5点多起床，从黄大仙的家过海到铜锣湾上班。
记者问的每个问题，阿东总是花数分钟思考才缓缓作答。访问途中好几次看到他想努力瞪大眼睛，重重的黑眼圈是长久以来睡眠不足的最佳佐证。
看到这里，你或会说那是个人选择。对有本钱的人来说，那的确是。但对阿东来说，看他个人的花费与投放在子女身上的费用，你便知道那不是个人选择，而是一个要揹起家庭重担的父亲的现实。
“平日上班会带两顿饭，不吃早餐，反正到11点便可吃午饭，6点吃晚饭，放工便吃面包。平时6点后面包店特价，20元有3个⋯⋯我们有吃饭的地方，不过与垃圾一起食，很臭啊，但只有那个地方可以吃饭。不然出街食就贵，午餐少说也要45元，晚餐就要60元起跳，贵得太夸张了。”
那么，他三个子女呢？“大女的学费一年八万多九万元，中三、中四那两个，每个月补习费最少五六千元。还有课外活动呢？还有他们的交通费呢？还有他们的零用呢？统统都是钱。”
因为贫穷，所以必须工作得比别人多，所以必须牺性与家人的相处时间。记者问他大女儿念什么，他顿了顿，思考了一阵子才说：“好像是在将军澳读设计。（是学士课程吗？）不知道是什么，应该是职业学校吧⋯⋯”他记得大女儿一年学费多少，却对她学什么一无所知。
（上次一家人吃饭是何时？） 应该是上年⋯⋯今年新年也没有做节，年三十工作到年初三。
贫穷如紧箍咒 缘何愈做愈穷
用时间换取金钱，但调转过来，花再多的金钱也换不了流逝的时光，正如阿东与子女相处的年月。上次一家人吃饭是何时？对阿东来说，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他思考了许久，最后说他已忘记了是哪天。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应该是上年⋯⋯今年新年也没有做节，年三十工作到年初三。”
一个月也见不了多少次面，更何况坐下来吃顿饭，聊聊最近生活如何。“仔女都大得好快，我个仔啊⋯⋯最近见他，才发觉他高过我啦。”没时间见面，怎样聊天？孩子也不过是中三、中四，正是青春期的反叛时段，“一开声问多几句就说：‘好烦啊你！’平日无时间沟通，就算有时间也难以沟通。”
贫穷如紧箍咒，阿东是《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其实他的欲望很小，问他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他只会回答，他很穷，没有钱，所以不敢盼，不敢望。“无钱啊屋企……”成为了他的口头禅，而睡一场好觉就成为了他的愿望。
“日常？睡觉和开工，哈哈。梗系想多点时间休息，回到家洗完澡已经凌晨1点多，6点起床上班，有四个半钟头睡吧⋯⋯梗攰啦，做嘢你话攰唔攰啊？就算你只是坐喺度玩手机，玩足15小时都攰吧！”他说。
别忘了，他是三子女的父亲，是日做夜做的清洁工，但也是一个叫阿东的普通人。
为何有人努力工作，仍然不足以维持生计？阿东的处境在香港不是孤例。根据政府去年公布的香港贫穷人口数据，2017年的非综援在职贫穷人数达46万人，占整体贫穷人口的48.2%。这群在职人士希望自力更生，改善生活水平，可是，收入微薄，仍然活在贫穷线以下。
讽刺的贫穷线 触不到的休假
在职贫穷是指有全职工作，但收入低于贫穷临界线，而难以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人士和家庭。 香港在职贫穷的特征是抚养压力高，在职家庭成员少，而且家中往往有最少一名长者或儿童。
在职家庭津贴（前称“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是政府制订官方贫穷线下的产物。职津原意是藉“多劳多得”的津贴金额，鼓励自力更生。计划只能令两万多人脱贫，减少0.4百分点的贫穷率，故被指实际上无助基层脱贫。
乐施会一直长期跟进在职贫穷问题，早年提倡设立最低工资，去年与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生活质素研究中心合作的生活工资研究，也是该会针对在职贫穷问题的政策倡议工作。
香港项目经理黄硕红早于2007年加入乐施会，当年乐施会发表《有份工但贫穷：香港就业人口的贫穷问题》，要求政府的扶贫政策不应只集中在失业人士，也应关顾在职贫穷人口，并促请政府就最低工资立法。
事隔十多年，最低工资已经立法并且运行多年，近年再加上职津、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等福利政策，基层劳工是否更有保障？黄硕红指出，在实施最低工资初期，对基层工友带来很大帮助，本来时薪仅有7元的工友，获调整时薪到当时的法定最低工资29元（今年5月1日起调升至37.5元）。
可是，最低工资法例却后劲不继。在她眼中，最低工资两年一检是一大问题，因调整总是落后于通胀，其检讨制度又是另一个问题。“最低工资委员会是一个谜，里面没有一个方程式告诉你，最低工资是如何计算出来，讨论了什么也不太透明。不少国家会公开最低工资的计算法则，程式写得清清楚楚。”
提倡生活工资 回归社会公义
问黄硕红与政府“交手”情况，她总笑说当局也会聆听意见，不过，政府最后是否采纳则是一个谜。即使政府采纳意见，落实也要等一段颇长的时间。
“既然要等政府回复，倒不如我们在社会直接行前一步，与志同道合的商界合作。”她希望连结认同生活工资（满足雇员及其家庭基本生活需要的工资水平）的企业，办一个认证的制度，企业亦可从中获得社会责任的认可。“我们没期望（大众）立即表现热切，也不是要求中小企、街边的茶餐厅立即接受，而是希望在社会慢慢形成风气。”
最应该处理是第一次分配—即是在市场上工友应以劳动交换工资。如果市场做得好，那么就不会有太多人需要政府动用公帑作社会保障，去做财富再分配的政策。
提倡生活工资，是希望回归到“社会公义”，让工人付出的劳力获得相应的回报，而责任在雇主，不是政府。黄硕红解释，现在的职津及种种津贴，实际上是政府对基层工友工资的补贴。
她抛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由政府用公帑解决工友工资不足，以应付生活所需？“最应该处理是第一次分配—即是在市场上工友应以劳动交换工资。如果市场做得好，那么就不会有太多人需要政府动用公帑作社会保障，去做财富再分配的政策。”
多劳难以维生 基层进退维谷
执政者要自问，努力在城里挣扎求生的人，纵有安全网，却仍半天吊。这样的福利政策，基层家庭真正受惠吗？“自从有了（官方）贫穷线后，近半贫穷人口处身在职贫穷的家庭。当中有四成的家庭，收入水平也是低于平均综援金额。换句话说，在职人士赚到的钱比综援更少，但他们是选择工作而没有领取综援的。我们怎可容忍有工做都穷，这违反多劳多得的香港精神。（有工作）是应该有更好的生活。”
政府作为最大的雇主，仍然不愿意为实行生活工资走出第一步。黄硕红表示，他们曾经计算过，只要政府付出21亿元，便能让外判工人的工资水平达到生活工资金额。
为何政府要当领头羊呢？“因为某程度上市场是要跟随政府推动的政策。我们也向政府表达这个想法，他们说会考虑，其实像跌一毫子般（没有太大影响），但能够帮到工友好多。”
眼看香港的繁华景象，黄硕红说那是表象，“如果最基层的人对你笑，那么这个城市一定是做得好，因为他们仍有希望。但现在你见不到（笑容）。政府绝对有能力再做多点。”只是，政府往往冷处理有关劳工权益的议题，例如是争拗多年的集体谈判权，政府均采取拖字诀。若出现劳资双方争拗，往往需要工会介入。问题是，今时今日的工会仍有处理劳资纠纷的櫂力吗？打工仔不热衷参与工会，甚至工运，是他们没有劳工意识吗？还是工会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而令他们对工会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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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60期《香港01》周报（2019年4月29日）《他们的劳动节 也是你我的劳动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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