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海鲜．一】活鱼进口零监管 为何十条都没一条本地鱼？
你听过环保海鲜吗？全球接近九成的渔业资源已遭开发或过度捕捞，海鲜需求却逐年递增；联合国曾发出警告，如果不好好管理海洋生态，2050年可能没鱼可捕。1996年美国推出《可持续渔业法》，订下各鱼类品种可捕捞的限额；2000年起，国际社会开始推广“环保海鲜”—以可持续方法捕鱼及养殖。环保海鲜跟香港人可有密切关系？港人平日食用的海鲜来自一百七十多个国家，是全球第十大海鲜进口地。港人每年平均消耗65.5公斤海鲜，位居全球第八。2011年港人餐桌上每五条红衫鱼当中，仍然有一条属本地捕捞。到了2018年，香港进口海鲜高达九成，只有一成是本地生产。此乃《放长线，钓永续海鲜》系列报道之一
逛一圈街市，香港鱼几乎绝迹。到底我们的海鲜从何而来？养殖也好，捕捞也好，为什么找不到真正的本地海鲜？香港人少吃海鲜，就可以解决问题吗？
昔日香港渔业发展蓬勃，上世纪六十年代红衫鱼一度年产量达七千多吨，甚至远销日本等地。美国著名生态学者Carl Safina在《海洋之歌：全球海洋生态发现之旅》中书写，捕捉热带珊瑚鱼的方法“潜水手钓”，是由香港渔民在东沙发扬光大，并掀起抓捕活珊瑚鱼的行业风潮，其后更蔓延到整个东南亚。
吴家文曾是渔民，与学者罗家辉合著《做海做鱼─康港渔业的故事》，其中一部分是他的回忆录，叙述他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花了六年时光远洋捕捞的经历。
吴家文经过渔港，一手指着一艘粉蓝色大型渔船，说是香港硕果仅存、懂得远征东沙群岛捕捉深水泥鯭的渔船。“香港渔民处于弱势，一直被边缘化。”吴家文认为，以往渔民教育水平低，港府于渔业政策上却一直交白卷，他甚至以“自生自灭”形容渔民的状况，“香港渔民好叻，但一直得不到支援。”
数十年来，政府一直未有清晰的渔业政策，渔业分为远洋作业及近岸捕捞，渔护署跟进渔民情况时，并不会随同离开香港水域。直到2006年，香港政府才成立渔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研究香港可持续发展渔业。
香港早年已立法禁止使用炸药、有毒物质、电力、挖采器具及抽吸器具等破坏性捕鱼方法。2009年起，中国政府将港澳渔民纳入燃油补贴范围，令许多渔民选择北上。
2012年12月31日，香港立法禁止近岸拖网（离岸三至五公里）后，影响1,100艘拖网渔船船主，有近岸渔船仅得15万元赔偿。2017年，本港每年捕捞产量仅为127,600公吨。
坚持卖本地鱼渔民：供应量少 难叫出好价钱
渔民黎健儿今年四十多岁，以渔民来说算年轻，他是少数坚持在香港卖本地鱼的渔民，他领着记者登船出海捕鱼一天。
黎健儿平日使用刺网捕鱼，这是现时仅存数种允许近岸捕捞的方法之一。刺网捕鱼对海洋构成的伤害较低，被视为可持续发展的捕捞手法。听到记者提及环保海鲜，黎健儿第一句就说：“远洋作业、鱼排就可以持续发展，我哋都冇乜可持续发展啰，都没继承人。过多十来年，我都唔捞啦，没鱼啦。”
当日风大，船航向较近的数码港以南水域。十时出发，首先下网，船内共有500张网，下一趟刺网，需要300张鱼网，足足花了一小时。14米长的中型渔船有三名内地渔工，他们已经工作一年多。捕鱼业人手短缺，自2015年起，业界透过内地过港渔工计划，招聘内地渔工随渔船出海工作，配额上限为7,200名，占去香港渔业共一万多名从业员中的七成人手。
黎健儿说，于本土水域捕捞的5,150艘渔船中，卖到香港的鱼获很少，“好多是大陆老板拥有的船，但用香港船长，在香港水域捕鱼后，大部分都驾回中国内地沿岸贩卖，或驾船去外伶仃岛一带。”
他每年正月都会花四小时来回，去深海水域担杆列岛捕鱼，只捕当地不值钱的瓜三和滑仔鱼，最多每天几百斤，最高收入四五千元，但燃油成本每天高达800元。
虽说在内地捕鱼有实报实销制的燃油补贴，但他的船马力仅108匹，最高只获四五千元补贴，数年前最高拿过五万元，但随中国渔业政策改变，补贴亦急剧下跌。
出海当日，鱼获零星，才数十斤。竹签鱼十元一斤、最贵的石九公30元一斤，马友40元一斤，合起来鱼获才千多元，有时低至800元一天，刚补足成本。
批发商的船驶来，渔民将鱼获逐一放上船，运到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渔民生计往往受制于批发商开价。比起2004年，批发价充其量每斤仅多几块钱。吴家文忆述，“上世纪八十年代，卖红衫鱼，最多时400元一盒（约15斤），最少150元。”渔民还要与东南亚及内地的进口鱼竞争，港人常说的海鲜价也在批发价体现。
一般而言，如果要跟批发商取得好价钱，供应稳定为首要条件。批发商一天收取超过20艘渔船的鱼获，总量逾一万斤，多数来自南中国海。香港散户的渔户无法预测鱼获，议价能力低，往往跟“老板借钱”以维持关系。黎健儿在十年前借了五万元。“你不借钱，他怎知你会否稳定供货？”零散的本地供应，更难叫出好价钱。吴家文说，“只只渔船都负债”，动辄数十万元，马力愈大的船，愈要计算燃油压力，鱼获虽多，压力趋增。
由撒下第一张网起计算，约两个多小时便可以收网，历时三小时，一张张鱼网随哇啦一声，捞起了航拍机、胶袋、树枝与铁枝……有些渔船没有探鱼机或雷达，难精准探测鱼群，少数渔民仍使用旧历计算潮汐涨退，凭经验捕捞，黎健儿是其中之一。黎健儿只依靠海图机探测礁石及其他船只，眼见南中国海的渔船益发先进，他却认为毋须对鱼群赶尽杀绝，“少有少捉，多有多捉，不会亏本。”
实际上，本地渔业步入衰退，早有先兆。黎健儿屈指一数，每张鱼网约需200元，光耗费在鱼网的入行成本已高达六万元。“以往是高风险，高收入；现在是高风险，低收入。”每个月的营业额十五六万元，成本占当中七成，还未计算一年三次维修费用。吴家文指香港仔渔港停泊的双拖渔船，每艘平均投资千多万元， “或者正等待填海，有朝一日赔偿”。香港渔民难以谋生，若转业改行，或转型休闲垂钓（在鱼排垂钓），或在趸船、游艇工作，或做地盘、装修等体力劳动工作。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黎健儿曾先后在海南岛和台湾水域捕捞十数年，后来因过分捕捞而离开，直到2004年才回港。他拉开鱼网展示，“以往用单重网捉大鱼，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没鱼捉，就用双重，其后再改用三重。”他担心南中国海过度捕捞，将来没鱼可吃。他指出，香港渔业受污染影响，尤其填海工程，以及港灯埋在海床下的天然气管道等，鱼类生态往往需要六至七年才能恢复。吴家文亦指出， 即使政府在 2014年推出五亿元的“渔业持续发展基金”，惟申请过程繁复、门槛高，要求技术创新，至今仅批出十宗个案，他认为政府应提供燃油、捕鱼设备等实际补贴。
非法捕捞的问题，众所周知。与内地不同，香港没有休渔期制度，黎健儿指出，“上次一号风球（10月31日），就在蒲台那边见到有五艘内地渔船，因为每逢台风，海事处都不执法。”《香港01》早前亦曾报道，每天都有50至100艘渔船在下白泥一带使用破坏力大的蛇笼非法捕鱼。渔护署回复，2013年至2018年10月期间，根据《渔业保护条例》成功检控在香港水域内非法拖网捕鱼的个案共36宗，当中只有12宗涉及内地渔民。
除了非法捕捞外，香港法律还有更大的漏洞，对活海产没有监管。
非法捕捞猖獗的另一关键，是活海产并不在监管之列。偏偏在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活海产所占比例趋高。根据香港1962年制定的《海鱼（统营）条例》，法律定义的“海鱼”仅包括“在海水中，或部分时间在海水中但部分时间在淡水中，以任何方式生长的鱼类或其部分（不论是新鲜或经加工的），且包括自其派生而成的产品”，然而“不包括一切甲壳类动物或软体动物以及水中的活鱼”。
每天清晨，有收鱼船会停泊在珠海市管辖的桂山岛和外伶仃岛收鱼，但内地渔船同样可以透过船只卖鱼到香港，再运送到鱼类统营处辖下的鱼市场，而且并不被视为进口水产。记者向渔农自然护理署查询冰鲜鱼获来源地，渔农署回复：“在2017年，经鱼类统营处辖下鱼类批发市场卸下的冰鲜海鱼鱼获约有45%来自收鱼船。鱼类统营处没有备存有关鱼获的来源地，亦没有备存由该处处理的鱼获中本地生产鱼获所占比例。”根据《渔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报告》，香港有七成鱼获来自南海。
海洋科学学者：来源成疑 活鱼未受监管
香港大学生物科学学院及太古海洋科学研究所薛绮雯教授（Professor Yvonne Sadovy）批评，活鱼未受监管是法律上的灰色地带。她更进一步指出，当局立法规管不足，执法不力，香港人往往不知道进口活鱼、甚至冰鲜鱼的来源，足以构成食物安全问题。
“香港管控船只，尤其活鱼货柜船（live carrier vessel）的监管非常差，存在极大的资讯差异（information gap）。”薛绮雯研究活珊瑚鱼超过20年，活珊瑚鱼即是香港人常吃的苏眉和石斑（包括东星斑、老虎斑）等。她指出，国际贸易涉及非法贸易、黑市买卖及政府执法不力等问题。
2017年，香港本地捕捞渔业产值约为26亿元，仅仅从政府统计处记录各国入口的活鱼总值就已经达到25.6亿元，而且仍未计算冰鲜鱼获。
其中牵涉重大的法律漏洞，“香港渔船只要是运输活鱼，由捕鱼场直接回港，都可豁免向海关申报，不似货柜船需要申报。如果并非由渔场返港，就被视为运输货船，法例上是需要向政府申报。至于其他运输死鱼的船，都需要向鱼类统营处报告。”另一漏洞是变相造成中途转船运输（transhipment），即是“香港渔船或内地渔船从别处取得活海鲜后，由香港渔船带来香港，但转船运输是违法的。”
薛绮雯认为，这正是许多海鲜走私往中国内地的原因。她曾经与印尼海事及水产内阁成员Susi Pudjiastuti讨论。“她对香港渔船的非法活动非常忧虑，他们收的鱼比向印尼当局申报的鱼多上许多。”海关回复记者查询，指由2012年至2018年9月，海关共破获51宗涉及走私海产的案件，检获约八万公斤海产。薛绮雯曾经与政府人员谈过，法例执行上，目前依赖自愿申报，故她称之为“黑洞”。
薛绮雯比较过澳大利亚出口数字和香港进口数字，发现贸易量可相差两倍，她曾接触渔护署及多位供应商，各方口径一致，指出香港活珊瑚鱼非法贸易比正当贸易的数量高百分之五十。她认为，若参考外国的监管政策，可以仿效澳大利亚当局要求记录鱼获。记者查询鱼类统营处有否就收鱼船的鱼获制订抽样检验或监管机制，渔护署对此并无回应。
“当香港渔船在未有控制下，由西太平洋及印尼带入水产，便容易有自然毒素，尤其雪卡毒。”薛绮雯指出，过度捕捞，涸泽而渔，食物安全成疑，没有检验制度，容易出现雪卡毒鱼类中毒。
薛绮雯强调，“这不是渔民的错，许多渔民合法捕鱼，是政府没有做好照顾捕鱼资源的责任。”
环保团体代表：有可持续管理 才有可持续海鲜
与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高级项目主任黎姵延走访街市，她观察到不少鱼档的多种海鲜都没有标示来源地，甚至以瓜衫鱼冒充红衫鱼。去年有其他环保团体展开半年调查，揭发有17种被列为受绝种威胁的鱼类物种在街市出售。
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生态足印项目经理曾翠芝曾在面书群组看到美孚街市有锤头鲨出现，这亦是受公约保护的管制物种，“奈何只有进行国际贸易才受到一定保护，捕捞后运到香港再卖，其实不算违法。”
有街市的海鲜供应商指出，内地休渔期间，曾经收到由内地进口香港的海虾，相信是“走私海虾”，但为了维持稳定供应，该供应商也选择入货。
实行“禁拖”措施（禁止在香港水域拖网捕鱼）后，薛绮雯期望本地水域会慢慢恢复鱼类生态。“只有可持续的管理，才有可持续的海鲜。上世纪六十年代，仍可以依赖本地供应九成水产。如今我们失去了好多，当我们大量依赖外地进口，就会变得非常脆弱，受制于他国的价格浮动、入口许可等因素。我们需要成为全球可持续贸易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没有门路，最后海鲜的价格就会变得过高，只有有钱人才能享用。”
渔业没有鱼可捕，香港的养殖业能否支撑本地渔业？继续阅读：【永续海鲜．二】淡水养殖无牌照 海水养殖在末路 如何困局走出
上文节录于第138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1月19日）《竭泽而渔 难年年有鱼 放长线，钓永续海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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