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海鲜.二】淡水养殖无牌照 海水养殖在末路 怎走出困局?

撰文: 郑祉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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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翁移山—香港本土渔业民俗志》一书曾提到,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淡水养殖黄金时期,曾一度供应本地海产需求的10%至16%,何以现时降至总体养殖业仅能满足市场的3%需求?全球养殖海鲜和野生海鲜比例,自2014年起已平分天下。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报告指出,2021年水产养殖业将成为海产的主要来源。 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高级项目主任黎姵延与香港大学生物科学学院及太古海洋科学研究所薛绮雯教授亦指出,养殖海鲜不一定等于环保海鲜,端视鱼苗来源、由野生捕捞或人工养殖,以及饲料能否被追溯。以往远洋渔业发达,海鲜养殖可依赖俗称“杂鱼”的鱼获,充当肉食性鱼类如石斑、鲽类的饲料。此乃《放长线,钓永续海鲜》系列报道之二

在大埔三门仔,罗广财的养鱼技术被行内人誉为“出神入化”。2009年,他曾经认为海鱼养殖业充满希望;转眼十年过去,他慨叹,“没再养鱼了,揾唔到食,我改了做休闲垂钓,有时和大学做科研,养点珍珠。”

养殖业能手:养鱼揾唔到食 政府扶持少规限多

香港水域面积共1,650平方公里,只有2.09平方公里用作海鱼养殖,分为26个区域,共949名持牌海鱼养殖者。大埔三门仔现时有过百个鱼排,有一个养鱼户仍继续养龙趸。自从2002年政府容许养鱼户转让海鱼养殖牌照后,许多人买入休闲垂钓的相关牌照,或者炒卖牌照。

曾经养鱼出神入化的罗广财,也放弃养鱼。(吴钟坤摄)

海水养殖区的鱼类进食饲料,排泄物发酵后会造成污染,加上海水养殖区位于内湾,底层积聚淤泥,区内碳、氮、磷的含量远远高于周围水体沉积物。三门仔像许多养殖区,位于水流平静的内湾,渔护署虽然提供免费的清理沉积物服务,“但需要所有鱼排养鱼户签名,有老人家无法走动,就无法一致清理。”

鼎盛时期,鱼排面积达四百多平方米,一共养了十万条鱼,每年出产三万条。现时鱼排改养珍珠,一颗可卖八元,“收入好过养鱼,养珍珠较容易控制,天灾时鱼排不散就没损失。”罗广财说养鱼随时血本无归,而政府恩恤微薄。但最难经营的原因,还是因为养殖鱼的价格高百分之二十,无法和东南亚的进口鱼竞争。“你去街市,普通消费者会怎样选择?”2012年禁止拖网前,他已准备转行。人工饲料与杂鱼价格相差无几,但由陆上运几吨鱼粮,比海上由船直接送来杂鱼,运输成本差太远,有许多养鱼户因此倒闭。

罗广财如今改养珍珠,只留下一两个渔排养咱家食用的鱼。(吴钟坤摄)

和罗广财在鱼排走上一圈,排与排之间以一根浮木相连,每逢有船经过,海浪涌动,差点平衡不了。聘请外劳困难,劳工亦难以适应工作环境,最短甚至做一天就走。他想过变化,无奈法例落后,“仍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标准”,限制连连,例如安装机械自动喂饲工具会被渔护署指违规而要求拆除、法例规定围鱼排要采用全透明帆布以方便水警巡查。

海鱼养殖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已停止发牌,直至2014年,政府才重新以先行计划向四个养殖场发牌。罗广财认为现时入行成本高,首先要领牌照,还要等鱼苗成长的空白期,投资巨大。占地庞大的海鱼养殖场仟国水产开业未到一年,前期投资就耗资逾千万元。作为香港渔民团体联会副主席,罗广财指政府近日咨询鱼排经营业界,希望规管牌照拥有者必须有一定养鱼比率。他认为,若要再振兴式微的行业,政府的支持必不可少。

他与大学合作,实验养殖龙虿鱼苗的不同方法。(吴钟坤摄)

淡水养殖业龙头:推动环保海鲜 建立品牌附加价值

抱持同样想法的,还有淡水养殖业的龙头业者杨氏水产老板杨瑞良,“我们以前同局长说,我们面对全世界最不公平嘅竞争。何以见得?香港以外,不少国家(的养殖业)有政府补贴, 有渔业政策支援,还有大学科研去培育好多人才出来,提升他们的竞争力,是纳税人付钱的。”

养殖业式微的症结在于养殖鱼塘没有发牌制度,窒碍整个行业发展。米埔自然保护区旁有全香港最大的淡水鱼养殖场,占地七十多万平方米,共有110个鱼塘,专门出产元朗乌头、龙趸、宝石鱼及金鼓鱼等。之前年产量约为50万斤,今年预计为40万斤。杨瑞良小时候,米埔有多达三四百养鱼户,现在只剩下一百户,当中许多不再全职养鱼。“鱼塘土地只有两种,一种是私人土地,用来养鱼的绝无仅有,这么贵。第二就是政府土地,历史原因,不能转让或出租,子女不继承,新来的人如何入行?”杨瑞良认为行业老化严重,需要设立牌照制度,可以转让经营权,“为什么海鱼(养殖)有牌,陆上(养殖)没牌?不合理,不然只能说政府阴干这一行。”

杨氏水产老板杨瑞良手捧咱家养的元朗乌头。(梁鹏威摄)

杨瑞良今年58岁,已从事养鱼业四十多年,也是第一位前往台湾学习养殖技术的本地养殖户。本地大学没有渔业相关专业,也没有专才,他曾经招聘大学环境科学系毕业的学生,打算培养做管理层,惟对方觉得没前途,做了一个月便离开了。2005年中国爆发孔雀石绿“毒鱼风暴”,启发他决定创造自己的品牌,每一条杨氏出品的鱼,都会以索绳绑上杨氏标签,印有编码,万一出现问题,可以追溯出货日期、批次、鱼塘、喂饲记录等等。

杨瑞良相信只有最好的条件,才会养出最好的鱼。鱼苗是从内地养殖场购买,“老一辈养鱼人说:‘养鱼先养水’。”他严格控制水质,水源得天独厚,位于米埔自然保护区旁,可引入咸淡水,饲养龙趸、金鼓鱼等品种,利润较佳。他更联同香港城市大学研究,在水中加入液态益生菌,“可改善水质,但成本好高。”他指出,“这十年来,天气与以往不同,养鱼密度由一亩2,000至2,500条乌头降到1,200至1,500条,养鱼的发病率则低了。”在饲料方面,2000年后从不使用杂鱼或鱼粉,只采用特别调配饲料,按鱼所需的营养成分调配最佳吸收比例,饲料则以豆粉为主。

(梁鹏威摄)
杨瑞良专门交由台湾工厂制作的饲料。(梁鹘威摄)

投入科研方面,他几乎是独自带领整个行业往前走。香港中文大学李福善海洋科学研究中心的钟厚贤博士及钟国昌博士希望研究饲料效益,认为海藻令贝类和虾的天然化学物增多,亦令海鲜更美味。研究计划有10%资金需要业界赞助,他二话不说,开始合作研究加入海藻粉的鱼饲料,又主动设计实验,成功验证,最后交由台湾生产。他又率先采用全自动化喂饲,“以往喂鱼要花半天”,现在偌大的养鱼场,只有十个员工。

无独有偶,同为2005年,香港鱼类统营处推出优质养鱼场计划,检视养鱼户鱼苗卫生检疫、定期进行鱼类健康及水质监测。“这13年来,优质养鱼场计划都没变过。”杨瑞良和罗广财都透露,计划监管不严。杨瑞良指出:“甚至有鱼场取其他货当自己鱼卖。”计划亦无法规管喂过期或发霉面包、有鱼粉的饲料。

对于香港有九成鱼依赖进口,仅剩3%为本地养殖水产,杨瑞良回应:“本地鱼太矜贵,矜贵到别人当你不存在。”鱼栏都有稳定进口来货,一定要便宜,才会收额外的“雷公客”(即散客)。早在多年前,他已经决定不会卖鱼给鱼栏,因为批发价过低。规模大如杨氏,也有感经营困难。杨氏水产的出品定价比批发价高百分之二十五,“这是品牌的附加价值。我们要兼做养殖、批发、零售,其实都几悲哀。”

不过,今年年初零售店“良品水产”结业了,杨瑞良现时只供货给约50间食肆,包括稻香酒家等,散货则在食材商大栈的商舖以低温急冻形式贩售。他形容利润不大,若不是因为品牌化,根本不可能维持现有定价。杨瑞良多年前倡议经营合作社的概念,他认为规模大、供应稳定,才有议价空间,“但我们希望政府作主导” 。他目前有联系两个小户,实行杨氏养殖及管理手法,按批发最高价接收货源,亦曾经传授经验给其他行家,比方新型海鱼养殖户仟国水产。

杨氏养殖场位于米埔自然保护区旁边。(梁鹏威摄)

养鱼风险极高,杨瑞良曾经因为2008年一场寒冬而血本无归,近五万条龙趸全部死光,损失数千万元,政府只赔偿12,500元。他走访多个地区和国家如台湾、日本,了解到当地养殖业都有政府补贴。罗广财同样感叹:“中国内地养殖户可以向政府买保险,香港哪里有?”至于台湾业界,如果不幸遇上天灾血本无归,亦可以向政府借贷,重新来过。“我们成日听到行家笑说,全东南亚的鱼都卖去香港和大陆两个市场。”杨瑞良苦笑。二人都觉得,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拖令本地鱼更具竞争力,例如进口日本门槛很高,中国会对急冻水产征收17%增值税等。

和优质养鱼场计划一样,杨氏水产没有销鱼往内地,曾经发生三个月的标签被重新盗用事件。(梁鹏威摄)

世界各地的水产自给率鲜如香港般低至一成,内地水产自给率便逾九成。除了设立可转让的陆上养殖牌照制度,杨瑞良曾经向政府官员反映,将自给率定在2%,“如果一路走下坡,低于此水平,政府就要扶持。”他慨叹:“香港的本地渔业就这样渐渐被外来竞争者边缘化。”

二人都寄望于有机鱼的市场,但要达到低污染条件,需要政府开放更大规模的外海养殖区,以助海水流动,避免积聚沉积物。罗广财说,“单靠个体户是做不到的。”杨瑞良认为,由政府先行资助鱼苗和饲料一段时间,才可以吸引人入行,以有机鱼作城市形象特产。仟国水产其中一位老板林碧霞则建议,可以在各个街市设置专门有本地鱼供应的销售点。

传统养殖业因政策空白走向死胡同,高科技养殖业又会否是提高本地自给率出口?继续阅读:【环保海鲜.三】室内养鱼兼种菜 高科技养殖成渔业出路?

上文节录于第138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1月19日)《竭泽而渔 难年年有鱼 放长线,钓永续海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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