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sking争议】旺角“杀街”以后　香港须正视公共空间规划

旺角西洋菜南街行人专用区试验计划于今年8月4日正式终结，杀街至今逾两个月，有表演者声言绝望，故选择离开，有表演者则努力另觅场地，冀继续演出。虽然杀街令这街道重拾久违的平静，然而由它衍生出来的问题，将持续困扰市民。除了发牌规管街头表演外，杀街更反映公共空间不足的重大问题。在地少人多的香港，这是否一个命定的结局？

事实上，本来活跃于西洋菜南街的一班表演者四处转移场地，有些杀入尖沙咀、有些则转战铜锣湾、西贡及赤柱等地。此举令各区商户大感烦恼，因部分表演者声浪过大，而且未有尊重邻近商户和其他街头表演者，致使不少商户向法庭申请禁制令。

行人专区　非为街头表演而设

旺角行人专用区触发了一场城市空间争夺战，不少市民关注类似的情况是否可以避免？专研城市规划的香港中文大学建筑系讲师毛家谦博士指出：“香港的城市规划大多是以‘由上而下’的方式建构，而且侧重发展，忽略了城市中文化和人的元素。”

居所邻近行人专区的毛家谦说：“旺角行人专用区的原意并非用作街头表演，原本构思根本没有预计会有这么多表演者，更不用说考虑到衍生的相关问题。”

参考特区政府成立行人专用区的相关文件，最早可以追溯至1999 年的施政报告。当时政府表明，设立行人专用区的目的，一是为了减低空气和噪音污染的水平；二是为了方便行人使用道路和改善步行环境；三是为鼓励消费和商业发展。

步行街主要目的是为行人提供更方便和更佳的流动性，促进商户和其他商业活动发展，改善地区环境的吸引力，包括美感、空气污染及噪音污染等。在十九世纪的巴黎，已经有类似步行街的构思，当时一批建筑师及城市规划师如Joseph Paxton和 Ebenezer Howard均提出，分开行人和交通的各类新式发展。德国埃森市（Essen）的林贝克林荫大道 （LimbeckerStraße） 曾于1922年封闭交通，并于1930年建成林荫步行街，可谓现代步行街的雏形。

可惜，旺角行人专用区的设计，正如文化评论家李照兴在《香港后现代》一书所说，其实排斥行人，只会要求行人“乖乖的行我想你行的地方”。部分行人专用区的设计者将行人设想为消费者，因此设计重点是保持人流不停流转，不设座位，不建厕所，而且不鼓励行人在街上停留。

这些城市规划模式，亦是旺角行人专用区的争议所在。这种由上而下的规划方式忽略了当区各持份者的实际需要，也轻视了一般人参与的可能性。当现实超出当局原本的想法，就会引致失控及混乱，如西洋菜南街的表演者数目泛滥。

毛家谦补充，旺角杀街所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定义公众。从事件可见，很多人粗疏地区分“区内人”和“区外人”，主观地定义哪些表演者不专业等等。他认为这种排他性的思考方式，难以建立完善的城市规划。

徒具形式　反思“区区墟市”想像

近年不少团体在各区举办墟市，为市民提供大型商场名店及连锁商舖以外的选择，吸引不少市民参与，彷佛重现昔日大笪地的繁华景象，说明市民对这类公共空间有一定需求。1992 年，随着中环海旁进一步填海，加上到访的人数骤减，上环大笪地才结束营运。这使得香港人失去了一个基层娱乐消遣和饱腹的好去处，也因此失去了一个可供街头表演的珍贵空间。

近期坊间提出的“区区有墟市”，是否解决本港公共空间不足的良方？毛家谦质疑：“设立如大笪地般的墟市未必可行。”他以2012年政府曾拨款在天水围建立“天秀墟”为例，项目为期5年，由东华三院营运及管理，并提供200个固定摊位。然而，碍于天秀墟地点不便和缺乏人流，无法吸引市民前来购物行逛，加上天秀墟没有提供熟食，令整体人流和效果远逊预期，以致成效不彰。

毛家谦解释：“毕竟并非由政府规划一个地方出来便能成事。正如西洋菜南街能够吸引表演者，主要是因为人流，随着一些表演者开始在这里表演，才吸引其他人前来。”他补充，香港缺少公共空间的问题，是因为在城市规划的初期便有所忽略。

根据现时的规划标准，港人平均休憩用地的标准空间仅约2平方米，比一个标准私家车泊位更小，本港有四分一人口更连这个标准也享受不到。2平方米这个标准亦远低于其他亚洲城市，东京、首尔、上海及新加坡的人均休憩用地约由5.8至7.6平方米不等。

香港虽然在公共空间方面明显不足，但是绝非没有公共空间可用。根据政府统计，本港有近50公顷的公共休憩空间（相当于2.5个维园的面积），藏身于不同的私人发展项目当中。不过由于这些公共空间的位置偏远或指示不足等问题，而不为公众所知，例如金钟太古广场六楼的露天平台、富安街中华电力变电站的休憩空间及毗邻沙田马场的私人屋苑骏景园的天台公园等。

有些公共空间的规划设计如纳入私人屋苑范围，令外界误以为是私家地方，不得擅进。有些公共空间则因位置偏僻且不易察觉，令外人无法知悉，最终休憩空间变成闲置甚或荒废土地。本来，发展商可透过提供公共空间和行人路等设施，来获取额外楼面面积。为发展商提供诱因的做法在世界各地可见，新加坡也是借此方式增加公共空间。

不过，这做法在香港则未见理想，智库思汇政策研究所曾批评，发展商缺乏诱因做好空间规划，令本港的公共空间仍流于满足法例规范的“数字”，而非实际提供公众享用的“空间”。关注团体建议，这些公共空间在设计上应更开放，以吸引大众停留。

在全球化的今天，城市规划的大趋势亦早已转向，由以往重视“发展是硬道理”，转移至更重视文化元素。世界各地都在思索如何透过各式各样的策略和方法，来提升自身城市的竞争力。各大城市均积极发展城市的文化特色、历史人文和社会脉络，希望在独特性方面突围而出。

遗憾的是，香港政府在这股全球趋势中后知后觉，在近期的规划咨询文件《香港2030+》中，反复强调“创造容量以达致可持续发展”，意味港府认为发展重点是必须增加土地以配合经济持续增长，而且整份报告也缺少了涉及文化的相关篇幅。

若城市规划没有文化这些重要元素，城市有如失去灵魂。这种从原则上出现重大偏差的规划方式，或许就是街头表演衍生众多问题的根源所在。

借鉴星洲　地少人多不是借口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社会上很多人已经将“香港地少人多”、“连住都不够”，以及缺乏公共空间视为理所当然。但毛家谦却认为：“这并不是必然，以新加坡为例，当地的人均空间其实和香港相差不大，但公共空间的资源却较多。”

他解释这主要是因为新加坡当局规划的成果，提供诱因给商界发展公共空间。他补充，其实香港可在这方面下工夫，惟这不是政府单方面去做。若缺乏社会的共识，政府很难在这方面积极落实方针。

毛家谦认为，政府需要尽快成立委员会，积极与社会各界沟通，了解各区的具体情况和需要，从而制定适切的公共空间。

他重申，这当中强调的是各方参与，包括商界、社区人士和公众，建立一个透明、公开的平台让各方自由表达意见，从而作出规划，而不是以一刀切的做法解决问题。长远则需要教育公众，让大众更深入了解城市的公共空间，如市民的空间使用权。此外，政府需要加强和公众、商界沟通，从而达致共识。

上文节录自第132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0月8日）《街头表演：点止艺术高低咁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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