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要改革．专访｜刘澜昌论——为何改、谁来改、如何改？
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要求香港改革之后，社会现正观望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月发表的《施政报告》会否提出全面改革蓝图。“这份《施政报告》的整个思路都要改变，起码要以‘改革’作为主线带动施政，才能满足中央治港的要求、满足香港发展的要求、满足市民希望过好日子的要求。”紫荆研究院研究员、资深时事评论员刘澜昌认为，这不应是特首任内第三份《施政报告》，而应是能够带领香港社会转型的长远规划。他又建议借鉴国家改革经验成立具有法律效力的宏观决策机构“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并由特首亲自挂帅，成为统领香港改革的动力，而非沦为妨碍发展的阻力。
7月23日，夏宝龙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时首次要求香港“锐意改革”、“通过改革实现更好发展”，本地政坛开始有感中央加强推动香港识变应变求变，但陈茂波回港后却避谈“改革”，令一些资深建制人士诸如曾钰成和谭耀宗等相当着急，担心特区政府继续以不变或小变应万变。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刘澜昌同样如是，接受《香港01》专访时直言：“中央对于香港改革的要求很强烈很迫切，正如（前特首）林郑月娥当时不进行《基本法》第23条立法就无法连任一样，如果港府再不改革的话，现任特首恐怕也很难连任。”
8月26日，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举行首场宣讲会后，行政长官李家超首次表明香港必须“勇于改革”，外界陆续寄望即将发表的《施政报告》提出全面改革蓝图。刘澜昌也和《香港01》分享了他对于这一积极变化的观察，认为特区政府已经明白中央要求，“但是难做，尤其是制度性、结构性、涉及利益的问题难做。”
刘澜昌早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取得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又曾任职多间香港传媒，退休后仍然关注“一国两制”事业和两岸三地时局发展，目前是中观研究所所长、紫荆研究院研究员、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根据他对香港深层矛盾和国家改革经验的认识，他认为“改革”离不开“为何改”、“谁来改”、“如何改”这三大问题——对于“为何改”，刘澜昌强调香港之所以需要改革，并非因为国家持续深化改革而改，也非因为中央要求香港改革而改，而是因为香港本身就累积了不少问题：“国安问题基本解决了，香港重点不在那里了，港府不应该经常挂在嘴边，反而应该通过改革解决内部的基本矛盾。”
那么，香港的基本矛盾是什么？刘澜昌列举了最重要的三项，也是香港改革必须直面的三项。首先，“香港经济生产力的水平，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和市民对于生活的美好期盼，是无法适应的，是存在缺陷的，是相互矛盾的。”坊间每每论及有关问题，总会被扣上“唱衰香港”的帽子，然而，尽管香港底子深厚，但发展力并不如前也是事实。例如，在1997年，香港和新加坡的人均GDP相当接近，分别是2.73万美元和2.64万美元；在2023年，土地只有香港六成而人口只有香港七成的新加坡，人均GDP已经达到8.47万美元，是香港的1.7倍，而且两地GDP总量差距已经扩大到1,178亿美元。“你土地比人家大，人口比人家多，你还背靠这么强大的祖国，但你的GDP怎么会跟人家差那么多？看到这些数字，我很痛切地感受到香港的落后！我们真的很需要向前进！”刘澜昌忍不住问。
其次，“是贫富之间的矛盾，香港以前就面对这个问题，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贫富矛盾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刘澜昌提到，这种矛盾正是近年香港深陷政治化漩涡的根源。例如，不少年轻人之所以采取越来越极端的抗争方式，就是因为他们不满现有的财富分配机制、希望香港能够实现更加公平正义的良政善治，不料却被别有用心人士借着“普选”问题煽动民粹、炒作分离主义。新论坛和新青年论坛曾于2018年发表《香港各世代大学生收入比较研究报告》，将1987年至2017年的大学毕业生以每5年一个世代进行比较，结果很好地说明了两大问题：其一，扣除通胀之后，他们的月入中位数从20,231元减少至19,193元；其二，高技术劳工岗位的增长量，越来越落后于大学学历劳工的增长量；而从事低技术工作的大学学历劳工占比，却有强劲的增长势头。刘澜昌指出：“年轻人的生活状态不好，没有好的工作，没有上楼机会，所以他们对港府不满、对中央不满。”
第三，“是特区政府的高薪低能（高薪水低效能），公务员和官员的薪水排在世界前列水平，但整体施政表现能否让香港市民满意呢？这个落差就形成一种矛盾。”——相较于大学毕业生的高学历低薪酬，领取公帑的特区管治团队确实是另一番光景——在2023/2024年度，公务员薪酬及有关开支总额为1,562亿元，占政府经营开支的25.98%；在17.24万名公务员当中，有1,363人领取首长级或同等薪级的薪酬，即月薪由16.39万元至33.01万元，另有10.78万名公务员，月薪介乎14,280元至14.71万元。至于包括行政长官和司局长在内的政治委任官员，就更不用说了。“为什么不敢出声回应‘改革’？就是因为改革将会改到他们头上。”刘澜昌认为，特区管治架构的三大弊端，是未来香港改革的重中之重：一是缺乏宏观决策思维，二是重视程序轻视效能，三是未能妥善调和不同群体利益。
“香港最重要的改革，一定是对于管治团队的改革。”刘澜昌由此带出“谁来改”这个问题。在他看来，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责无旁贷，“之前夏主任强调特区政府需要承担治理香港的主体责任，就是一种督促；但中央也认识到，‘港人治港’是非常理想的境界，实际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为港府对外无法对抗地缘政治的影响，对内无力抵挡几大财团的压力。”因此，改革动力将有三方来源：一是中央政府对于特区实现良政善治的要求，二是基层百姓对于生活的不满和中小企业对于发展的诉求，三是特区政府的改革意识和政治自觉，“如果港府无法在改革当中扮演‘动力’，就会变成香港发展的‘阻力’。”
刘澜昌特别提到，特首尤其需要在10月16日发表的《施政报告》回应有关期望和责任：“这份《施政报告》的整个思路都要改变，起码要以‘改革’作为主线带动施政，才能满足中央治港的要求、满足香港发展的要求、满足市民希望过好日子的要求。”他也一再提醒，这不应是特首任内第三份《施政报告》，而应是能够带领香港社会转型的长远规划。
具体而言，“如何改”呢？刘澜昌建议，借鉴国家改革经验，成立具有法律效力的宏观决策机构“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并由特首亲自挂帅，统合财政司及相关决策部门和特首政策组，研究并制定香港发展的“顶层设计”方案，将土地、人口、产业、重大基建工程等等范畴纳入其中，并由现有的“发展局”作为“港式发改委”的执行机构。
早在今年2月，刘澜昌已于《紫荆论坛》发表〈设立港式“发改委”是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的可行之举〉一文，指出“每每到了香港发展的关键时刻，香港的既得利益阶层就非常顽固地冒头，极力维护既有利益而罔顾香港的整体利益。一些似是而非的混乱思想也纷纷出笼，严峻地考验特区政府的远见和定力”，“客观而言，目前政府在与‘利益固化’问题的博弈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这固然受到内外经济环境的左右，同时也与香港从前受港英政府影响，延续了旧体制和施政理念的弱点与短板有关”，因此有必要建立“港式发改委”、实现新发展。他又提到，港式发改委应该与国家、广东省、深圳市的发改委理顺关系，而且香港应该服从中央大局，借助中央宏观决策能力，与内地周边地区协同发展。
一般所说的“发改委”，是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即国务院辖下负责研究拟订经济社会发展政策、进行总量平衡、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调控部门。发改委前身是1952年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计委），主责综合经济管理；后于199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发计委），制定发展战略；再于2003年改组成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发改委），进一步强化宏观决策职责。
不过，谈及“国家发改委”，其实不得不提到其所对应的更高层级的中共中央议事协调机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中央深改委），即前身是于2013年11月中共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亲自领导，负责相关领域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下设“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与中共最高智囊机构“中央政策研究室”同属一块牌子。过去11年来，中央深改委召开72次会议，审议通过超过600份改革文件，指引各方面出台3,000多项改革方案。这套“改革方法论”，既尊重首创精神，坚持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相结合，又注重系统集成，坚持以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相推进，才能确保改革精准落地。
刘澜昌认为，香港亟待跟上中央步伐，透过“港式发改委”做好“宏观决策”和“顶层设计”。他又以早于前特首林郑月娥任内提出但至今仍然未能顺利展开填海工程的“明日大屿愿景”为例指出，该计划明明能够缓解本港缺地困局，可惜遭到既得利益集团阻挠，导致主责官员犹豫不决。刘澜昌重申，“改革就是如何处理利益的问题。国家的改革，是能够照顾既得利益的，让他们保持一定利益，并且将落后的人们拉上来”，“香港的改革也不是要打倒地产商，是要使得地产商利益和香港整体利益相契合”，而“港式发改委”正正应该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为依归，重新调和整个利益结构，让人人共享发展繁荣。
对特区政府而言，也许已经推出很多改革举措，例如以简约公屋“告别㓥房”、以盛事经济发展旅业、以的士车队改善出行服务。不过，刘澜昌表示，尽管不能否认特区政府有在做事，“甚至可以说是很积极，但那些只是边边角角的事情，不是关键性的，也没有针对结构性的矛盾，所以不能称之为‘改革’。”至于现届政府应否效法上届政府发起以“香港要改革”为主题的“社会大辩论”，从而凝聚改革共识？刘澜昌认为，无论什么形式，港府都应该发挥主导作用，让各界参与讨论形成改革合力，但万万不能以“大辩论”为借口，把问题推给外界，或者以此拖延时间。“从香港当下的言论来看，以前那种多元的声音，确实减弱了。但其实不同的意见，只要合法，都应该让大家表达。”刘澜昌提醒，国家需要香港保持“一国两制”特色，治港者们不需要把香港变成内地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