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之苦．二】是物质主义，还是后物质主义？
“传统的香港社会有许多框框——长大后工作、买楼、供楼、结婚、生仔……这是典型平淡的生活模式，不是说许多人很抗拒，但亦有人开始反思为何一定要跟随。”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立峰认为，有部份年轻人开始对生活有着不同的想法。那些传统的人生成就，为何在今天的社会变了份量？
早年的香港奇迹故事是这样开始的—战后国内大量人口南移，惟这些移民仅视香港为临时居所，期望有朝一日重回故土；随着香港经济急速发展，移民归属感虽有所上升，但仍形成一种短视的、只为“家庭”而非“社会”拼搏的“功利家庭主义”。时至今日，力争上游的“狮子山精神”是上一代引以自豪的记忆，但在当下却变成年轻人无法挣脱的围城。
上月中，立法会财委会主席陈健波批评示威者破坏中产及自己的安稳生活：“我储咗咁耐，而家点解你要来破坏我的收成期？”这也许是上一辈人的心底话，当中的潜台词是什么？“他收成了什么？挨到终于收成……据我了解，他的收成是很物质的（层面）。”李立峰回应道。
李立峰2016年的研究《再看世代差异和香港青年人的后物质主义》指出，在贫穷及物资匮乏年代长大的人，价值观会倾向物质主义，强调经济得益，追求经济发展、控制通胀、社会秩序等物质目标；而在较安稳和富裕的年代长大的人，则倾向后物质主义，较强调民主发展、表达自由、环境保护、历史保育等非物质目标，而随着世代更替，社会也会倾向后物质价值。
以反修例浪潮为例，李立峰认为，大学生是运动中最为活跃的一群，但他们并非最弱势，当中有不少年轻人亦非出身草根阶层，这反证了抗争成因并非个人生活资源匮乏所致。不过，他亦补充，处于后物质主义的青年也有基本物质需要，例如满足基本衣食住行及建立安全感。
李立峰的研究还指出，在社会发展的问题上，最年轻的一群最倾向后物质价值，但同时，在个人生活上，他们又认为自己需要更多金钱，因为一些后物质需求或需要更高程度的物质基础，如爱好摄影的人可能希望拥有先进的器材。他强调，后物质价值不是对物质价值进行批判，而是在物质需求被满足后有更进一步的渴求，而两者之间没有必然冲突，甚至可以相辅相成。
今天青年的基本生活条件与上几代人相比，绝对比下有余。那么，社会层面的后物质追求与个人生活层面的物质追求如何并存？李立峰表示，这与青年人对社会的批判态度有关—如果青年假定社会经济发展与个人经济状况有直接关系，当他感到个人物质生活困乏，便会寄望社会高速发展，以改善他的物质生活；但随着对财富分配不满的加剧，加上社会聚焦于制度缺憾的讨论，当他们不再假定个人生活与经济发展有必然关系时，其追求个人生活的优先顺序便可能与社会层次的优先顺序脱钩。
李立峰曾邀请年轻人以财务策划为题进行访谈，要求他们因应不同背景分配收入予衣食住行等开支范畴，结果每组都出现“旅行”这个项目—这正正反映世代之别，“起码意识上他们觉得是必需品，但以前香港人不是这样。”他分析，尽管该结果或涉及经济及全球旅游业发展的转变，但曾几何时“旅行”绝非必然，甚至是奢侈品，因为当时的社会背景实在难以让上一辈有余暇追求这种个人享乐。他续指，这些成长经历塑造了今天的上一辈，因此很难批评他们的想法，但可惜的是，“他们的经验与现在年轻人的经验没有办法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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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72期《香港01》周报（2019年7月22日）《六月浪潮—青年之苦，苦从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