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专访．足本｜香港由乱到治到由治及兴　李家超如何又破又立？

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香港01专访，畅谈在香港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转型过程当中，将会如何带领社会又“破”又“立”。

在专访中，有别于港府昔日的“积极不干预”，李家超八度提及“政府责任”、十度谈及“整体利益”，不断强调世界在变，所以政府治理理念也要转变，必须帮助市民和企业适应各种变化，才能更好结合“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至于中央罕有要求香港“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破解社会经济深层次矛盾”，李家超回应指“这永远都是一个提醒”， 好让特区政府抱持必须不断改善施政的态度和认知；但他认为香港应该稳中求变而非翻天巨变，也没有直接指出香港需要破除什么藩篱、破解哪些矛盾，因为他主张求同存异解决问题，而非激化矛盾纠缠问题。李家超重申，他绝非回避问题，例如从他在《施政报告》提出政府“重夺土地供应主导权”、推出较为明确的“产业政策”，全都可见政府正在建立“主动有为”的治理作风，以便发展多元产业或照顾弱势利益时不再受限，也不会被动等待中央给予香港优待。

除此之外，在基层“居住正义”和市民“置业需求”之间，李家超将如何选择？对于行政主导的强化，以及既定程序的简化，他将如何平衡？既然“一国两制50年不变”是哲学概念，他又怎样理解香港特色资本主义的变与不变，以及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提出以“人民监督政府”和“自我革命”以避免执政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循环，他会否带领特区政府和治港群体借鉴有关经验，做好“港人治港”？在防疫措施上，他如何回应社会对于政府存在“双重标准”的质疑？经历有近万人病逝的第五波疫情，他又认为香港市民和特区政府需要吸取什么教训？以下是香港01专访特首李家超的文字实录。

中央罕提“破除藩篱”和“破解矛盾”？
提醒特区政府施政永远都有改善空间

香港01：特首你好。欢迎你专程来到香港01，接受我们专访。你在上月中发表《施政报告》后，随著一些防控措施的开放和国际盛事的举办，香港已经逐渐恢复正常，我们也期待你会继续带领香港作出更多改变、翻开更新篇章。到底应该怎样“变”、又有多“新”，视乎你会怎样“破”、又会怎样“立”，就要从《施政报告》谈起。你提出“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这个施政主题，是否在某程度上反映，你也认为“市民不够幸福”、“香港不够发展”，所以想带来“有幸福”、“有发展”的改变？

李家超：我是一个相信“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人。例如我去学习历史，我可以学到一些历史知识，但历史知识是没有限制的。我希望能够在不同的阶段，将事情做到最好，我也希望能够尽量为香港争取更多发展、为市民谋取多些幸福，希望每一天都可以变得更好。所以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会以此推进每一个阶段的工作。

香港01：“改变”也是中央对于“特区治理”的主旋律，最显著的是在近年对港政策和重要讲话当中，出现一些很罕见的字句，例如“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和“破解社会经济深层次矛盾”；尤其是后面这两个“破”，可以看到需要“变”的力度相当大。中央这些说话对香港来说，既可以是“正面鼓励”，也可以是“严厉提醒”，你作为特区首长，怎样理解？

李家超：这些话永远都很有帮助。无论是个人或者政府的施政，永远都有改善的空间。政府的存在就是帮助市民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会有一些很难的问题，也会有一些相对不太难的问题，而这些话永远都会是一个提醒，好让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能够抱著这种态度和认知，在我的施政如是。

香港现在处于“由治及兴”的阶段，有些事情会面对较大改变，在改变过程，我尽量希望能够用稳妥的方法。你看到在习主席（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给香港的“四个希望”当中，也是希望能够保护香港的“和谐稳定”。也就是说，在改变的期间，是很稳妥的，尽管会经历不同事情，但整体而言是能够接受的、可以迈向更好的。

一些比较难的问题，譬如累积下来的土地房屋问题，大家都认同问题之大，所以我就在《施政报告》花了很多篇幅讨论。起码在现阶段，在优次方面，我已经定了应该怎样处理——公营房屋就是我认为现阶段最优先需要处理的，因为有㓥房问题；我也真真正正希望能够改变土地房屋的短缺来满足我们很基本的住屋方面的需求，肯定就会比较幸福一些，整体也会认为这是比较好一些的社会环境。这些都会逐步逐步、不停地去改善，所以这次《施政报告》也提出一些比较破格的措施，例如“简约公屋”，这是全新概念，尽管社会有不同意见，但我只有一个目的，要让很想上楼的人，可以尽快上楼。

这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唯一手法，正如我在所《施政报告》强调，要用多元手段，不是单一手段，所以要优先处理公营房屋的供应，之后应该建立土地储备，有了土地储备等于让我们“重夺主导权”。好比现在有一个家庭，父母希望子女读书可以读得好，同样也希望培育他们发展幸福，例如儿子对音乐有兴趣就培育音乐、对画画有兴趣就培育画画，那就需要有足够的钱才能够应付他的这些学习，但如果我的银行户口连这些钱都没有，我就很难做到这些事情了，也就没有主导权了。当我们建立了土地储备，我们就重夺了主导权，我就可以做产业发展，譬如在文化方面就可以把香港打造成为中西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譬如可以推动创科产业发展，就能掌握主导权了。

粉岭高球场收地建屋面对阻力？
不将矛盾提升，尊重上届决定

香港01：我们也看到，你在《施政报告》当中，有些稳重求变，也有些破格求变，这些变化都会触及到不同层次的“利益固化藩篱”和“深层次矛盾”。我们同时也看到，在土地房屋方面有很多大动作，但就缺少了一样社会比较关注的土地问题，就是粉岭高球场的收地建屋争议，目前尚未有最高层级的政府官员就此表态，所以也想了解一下你的看法，毕竟社会争议不小；与此同时我们也想知道，当面对高球场的问题，你认为当中存在哪些“利益固化藩篱”，又可能会涉及什么“深层次矛盾”，应该怎样去处理？

李家超：社会有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但我很多时候并不希望将矛盾提升，因为我们是需要解决矛盾、解决分歧。纵然我们知道社会在这方面有不同的看法，在我的施政理念当中，是尽量求同存异，希望能够拿到最大的公约数去解决问题。

香港也经常有个被人诟病的地方，就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所以，无论这个决定是这一届政府做也好，是上一届政府做也好，如果是经过正常的程序，包括有讨论、有咨询，再作出经过全面考虑的决定，而且没有和我的施政理念有所违背，我觉得我们也是应该尊重这个决定。况且这个决定已经进入程序，我们就应该按照程序去处理。

香港01：我们也期望，事情能够沿著这个程序，尽快有个决定，让政府能够更加好地彰显你所说的“重夺土地供应主导权”。（编按：作为倡议型媒体，香港01自2018年提倡“政府重夺土地供应主导权”，我们所理解的“土地供应主导权”，是指政府对于土地的供求、使用、规划和监督等方面拥有决定权力，有必要时能够透过行政引导、制度建设、市场规范等等手段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说，并不局限于土地储备。）

李家超：但这个（粉岭高球场）跟我们“重夺土地供应主导权”是两回事，土地供应主导权是我们希望能够建立土地储备，如上述例子，是当我希望能够推动某些方面的产业发展，或者照顾某方面利益的时候，我就不需要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土地而受到限制。

香港01：刚才提到的“政府重夺土地供应主导权”，我们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立”，相对于“破”而言，它不只是“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的第一步，也绝对是“破解深层次矛盾”的基本步。你破天荒提出这个说法，在某程度上是否承认，香港一直以来土地资源分配之所以不合理和不公平的情况，是源自港府曾经失去这种主导权？

李家超：我不去评价你的形容词，但现在有一个现实，我们都能看到，就是不够地，需要不断地造地，这是一个现实。为什么我们会不够地？涉及不同的原因，虽然每届政府都很努力处理土地房屋问题，但我们的确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没有怎么造地的，也就是你的银行里面没有什么钱，现在我们需要发展、需要银行里面有钱，我们就要追上，让我们的储备里面，能够拥有土地，用这样的方式“重夺土地供应主导权”。

如何平衡“居住正义”和“置业需求”？
提供足够房屋资源，让市民拥有选择权

香港01：我们也看到你在《施政报告》当中，很想帮助市民完成他们的置业梦。我记得你提过，自己当年也是买了一层，当收入改善，再买另一层，而你也认为政府有责任帮助市民实现“置业梦”；但香港社会是存在这样一种矛盾，是“有楼者”和“无楼者”的矛盾——“有楼者”希望房屋供应受限、楼价节节上升，“无楼者”希望供应大幅增加、价格平稳回落，而无论有楼无楼，大家都相信“置业等同致富”和“香港楼市永不倒”。你如此希望帮助市民完成置业梦想，但香港目前至少有20多万人居于非常不适切的㓥房、根本无法享有“居住正义”，在土地资源如此紧拙的情况下，政府所应该优先保障的，是有能力的市民的“置业权”，还是没有能力的基层的“居住权”？

李家超：你刚才说的一些思想哲学，或者一些道理，我就不去一一分析了，也不去评价是否认同。但我认为，政府有责任尽量帮助那些想置业的人去置业，这个责任体现在哪里？就是提供足够的土地和房屋给他们，让他们去考虑；第二是要有透明度，因为楼价会有波幅，对每个人的影响都不同，我并不是要取代他们来做这个决定，而是把所有的资料都尽量放在他面前，让他作出置业与否的决定，这个就是政府的责任。在我们整个政策当中，就要提供足够的土地和房屋，让市民有这个选择权，让他有足够的资讯可以去判断，到底什么时候置业，是现在置业，还是将来考虑自身能力，希望市民能够综合考虑，这个就是政府的责任。

每个政府的房屋政策都不一样，这是一个现实。这个现实是基于什么？是这么多年的变化，因为我们做任何的施政，必须要贴地，贴地就是要明白这个过程、现在处于什么阶段，包括市民的成长，或者在香港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他认为土地房屋是怎么一回事。每个地方在这方面的认知和共识都不一样，如果要照抄某个地方的房屋政策，我就觉得未必适合，因为市民的认知和需求不一样。

如果要将所有在基础方面的东西都拿走，整个架构可能就会不稳妥。我们是求改善，我的施政理念叫做改进，我们不是要革命，因为我觉得香港整体发展很不错，当然有一些问题出现了，那我们就去改善，但不代表我们是一个充满难以接受的问题的香港。你看我们的经济发展，虽然有更加大的发展空间，但我们的人均生产总值，计算起来的话，当然每年排名都不一样，是在第10-20之间徘徊，也就是说相对世界这么多国家而言，我们的生活水平是不错的，当然里面是有问题的，我们的财富分配是有一个过程需要处理，但我们也需要跳开，客观地看看自己，就像我经常说，我们的DNA到底是什么？是不错的，不过仍有很多地方需要强身健体，让自己更加健康，这样去处理所有问题。

针对土地房屋的问题，私人置业的话，我要尊重他自己个人的看法。在我的年代，置业不是首位，当时社会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做，对于我，希望能够将我出生的最大价值发挥出来，例如我出世，如果老天认为我的价值是50分，我就做到50分；老天认为我的能力是70分，我就做到70分；如果老天给我80分，我能够做到90分当然是最好的，这是我个人的人生观。但今天人们的人生观并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但政府需要提供充足的空气、土壤、资源，让市民作出选择，这个就是政府的责任。当然，你说得对，每个人对房屋的需求不一样，有些是居住的需要，有些是投资的需要，有些是生意的需要，个个都不同；政府的角色是什么？第一，要有秩序化；第二，要有充足的供应；第三，要有充足的透明度，让市民自己作出决定。

“资本权力泛化”导致市民“被剥削”？
资本主义也有制约，不愿楼价太大波幅

香港01：你刚才提到“香港发展得挺不错的”，但从另一方面看，有些人认为，这种发展得挺不错，正正就是目前高楼价的根源。有些人的说法是，香港有著“高地价政策”，我们不认同这个说法，但我们必须承认，香港确实存在“高地价结果”，但公道点说这不是香港独有的问题，很多经济发展得挺不错的地方，都会存在——因为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卖地收入作为重要财政来源，而且只要楼市畅旺，商家赚得到，经济指标就会很好，没有办法，政府会在某程度上容许“资本权力泛化”，也无可避免地“牺牲市民居住权益”；明白特首你不希望沿用“乜乜勾结”的论述，我们跳出这些指控，你能否透过刚才的分析，理解普罗大众为何产生“被剥削感”、或者“不公平感”？

李家超：我相信，问题总是会出现的，但我们未必需要给出一些负面的标签，反正是要勇于面对问题，去尝试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最重要的，求同存异也是很重要的。每个人做某些事情，一定会从某些利益出发，这是自然而然的，也是资本社会当中的元素，但是，不代表不去制约，因为资本主义当中也有制约，所以才会有政府的存在，有法律的存在，有法庭的存在，大家是这样制衡的，社会才可以取得平衡点。

从政府的角度来讲，我同意的，现在的楼价很高，因为一般人打工要储蓄很久才会有首付才能供款，但在政府的角度，也不希望楼价出现很大波幅，因为越大波幅就会失去预算，就像我经常说，面对任何事情，一定会有一个不确定因素，我们处理事情，一定要拿到一个安全系数，这个安全系数要足以去面对那个不确定因素的变化，这样的话，大家都可以稳妥、向前进行，这样就可以形成一种确定性，就是要在不确定当中如何找到一种确定性，这个就是我的施政理念。房屋问题如是，我不希望有很大波幅，“断崖式”或者“穿透屋顶”那样大的波幅，不论上落我们都不希望，而希望是稳妥的。稳妥有什么好处呢？大家就会更加有确定性，政府就是有这样的责任。

除此之外，我希望能够多元发展香港，就像你说，香港其中一个深层次矛盾，就是我们的产业发展较为集中于某几个、固有产业就是固有产业，没有新产业。这个也是我在《施政报告》当中，比较破格的地方就在于，我开始有“产业政策”了，产业政策是否很成熟？肯定是在过程当中不断改善的，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在《施政报告》明确提出，我会有一个办公室（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专门针对一些对香港的长远发展有策略性代表性示范作用的产业，给予优惠政策，包括它所需要来香港发展又符合香港整体利益的方案。你如果不这么做，就只会被整个世界淘汰，因为其他人都这么做了。

我们要发展，为了整体利益好，必然需要有产业政策，而产业政策不断改善，也必然是我的务实立场。有了产业政策，是否我的整体发展就能够更加平衡呢？我向高端发展，高端发展会带来什么？大家的收入会更好，就业方面可能会有一些转变，社会每天都在变，如果不变就只会被社会淘汰，但我们要帮助市民变，包含在产业当中，这个也是政府责任——我们的教育制度需要有这样的考虑，特别是基础教育，我们需要帮助不同的年轻人提升竞争力；当下一些有一定年纪的劳工，我们要帮助他们再培训。这些目的是什么？是想让每一个人能够有公平的机会，尽量分享社会的整体利益。

再者，推出产业政策，以及一系列主动有为的做事作风，是我希望整个政府都能够做到的。这样整体利益才能做大，我相信经济或者发展不是“零和游戏”，一定要这个饼要越做越大，我不去理会人家的饼能做到多少，但我会全心全意将我们香港的饼做到最大。其实机遇是很大的，我们不只是自己竞争，还有国家的帮助，《十四五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一带一路，这些全部都是机遇，而且就在眼前，关键是你要怎样去争取。当然，每一届政府都在争取，但我自己会希望，能够主动一些，不只是国家给我什么政策，我希望能在国家政策之下追求更多，所以我在《施政报告》也提到，会成立一个“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督导组”，希望能够集结整个政府的力量，有三个副组长即三个司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帮我，目的是什么？整合整个政府的力量，兼且凝聚社会的共识，这是让整个政府得益的。

我看不到我们有任何分歧，会导致我们不往一致性的方向前进。在这方面是相对容易的，就像我们刚刚成功举办的金融投资论坛，外国投资者也很希望香港——第一，能够发展；第二，可以通过香港进入内地市场。既然我们有如此明确的机会，让政府提供土壤和空气，我就尽量去提供，这个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最容易得到回报的方法。

更好结合“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
产业政府建立政府主动作为新作风

香港01：你在《施政报告》当中很强调政府的角色，强调如何去主导或者帮助市民和企业做些什么——这是一个相当明显的转变，也符合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的“政府治理理念要改变”。不过刚才提到很多产业发展，它有一个相当紧要的前提，需要有地，才能够发展。正如你所说政府会重夺土地供应主导权，我们也乐见你在《施政报告》当中对棕地发展可能有大突破，我们更加期望，你能够更加积极、更加大胆地处理丁权问题、行使《收回土地条例》；请问，我们的这些期望，是否也符合你的期望？如果是，未来会有什么招数，或者会怎样继续透过政策和法律，去彰显这个土地供应主导权？

李家超：丁权我想我们需要按照《基本法》、按照法律框架去做，因为《基本法》已经写了整体香港应该如何发展，我们会按照这方面去做。你说使用《收回土地条例》，有需要的话我们一定会用的，因为在发展当中，如果我们认为有需要，无论哪一届政府都是会用的，所以在这方面，不需要质疑政府的立场。问题是，权有，但什么时候用、适不适合用？当然要由当届政府作出决定。但我觉得，在很多方法里面，也就是我的工具箱里面有很多工具，不要单一聚焦在某些工具上，因为我不是为了要行使这个工具而去使用这项权力；我行使任何工具，都是以最大得益的整体考虑当中，去讨论用甲乙丙、还是丁、还是戊，这样行使权力，才能得到最好的效果。

香港01：你指的最大得益，是说政府的收入，商界的盈利，还是香港市民的整体利益？

李家超：当然是整体利益。每一件事情当中，整体利益一定是最重要的，政府施政永远都是平衡的，如果只是单一的利益，会出现很大问题。在我40多年的公务生涯当中，没有一个方案或决定是没有缺点的，或者没有代价，或者没有不好的地方，都是有利有弊的。施政也不是纯数学，不是说我算过，这个有70%好处、30%坏处，另一个就是25%坏处、75%好处，如果是如此简单的纯数学，就容易了，数学家就可以做政府政策了。

政府在决定做某件事情的时候，要平衡、定优次、找方法、等时机，这些都是综合考虑，但是整体利益最重要，香港700多万人，每个人的利益都不一样，我们不会照顾单一的利益，但在某些时候某个利益会比较重要，比如医疗，在我的《施政报告》当中提到，我们的人手是短缺的，而我们医疗政策最主要的是什么？是整体市民的健康，特别是需要公营医疗的市民的健康，这样是否需要有优次考虑？当然要有，如果一刀切，就不需要有人去作出这些施政的决定。当然，我们要集思广益、多听意见，你看我在《施政报告》当中，你说《施政报告》有难处，也有易处，容易的地方是什么？就是给我很多意见，很多意见都很有道理很有智慧，我是深信智慧在民间、智慧在业界，譬如传媒，如何才能让行业做得最好，当然是你们最清楚，但我作为政府，我既帮你，我也有些机制和限制，为了整体利益应该怎么做，你会告诉我你的行业如何发展才会最好，我当然会很重视这个意见，相对于一个未必很认识这个问题的意见，两者的重视程度不一，你说的和他说的，肯定是有分歧，所以施政就要在不同情况当中做一个决定。

香港01：关键在于政府角色。比如刚才提到很多产业政策，但过去社会较少谈及，我们从以往的采访当中大概可以归纳坊间对于产业政策大概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认为“产业政策”等同“政府干预”，那就有违“自由经济”原则；第二种就认为，香港资源有限，应该集中资源、维持传统产业，而非浪费资源，发展新兴产业，因为我们“拍马都追不上”；第三种是认为发展新兴产业，就要“产业升级”，但产业升级将会导致很多“低端服务人口”被淘汰，香港无法承受。我们看到你在《施政报告》提出比较明确的产业政策的方向，也想了解一下，你是否也认为我刚才所说的坊间对于政府和市场之间关系的观念，有需要进行一些更新？如果是，你会怎样帮助大家解放这种思想？

李家超：任何极端主义，我都不认为是适合的。我们中国人的智慧说“无过无不及”，就是最好的。何谓“无过无不及”，当然涉及个人判断或者综合判断，但任何极端化都只是考虑单方利益，而政府施政是要考虑整体利益的，所以将问题极端化，其实也是在简单化问题，如果问题是如此简单，那就可以交给电脑来做所有决定。

我们也知道，社会问题是复杂的，我们除了理性处理问题，也需要感性处理问题，因为我们不是在处理死物，是在处理活生生的人，700多万市民，每个人都是有感情、有自己的价值观的，我们不是要将所有人一体化、单一化、简单化，这也是施政复杂性的原因所在，所以我不认同任何极端主义，但我主张的务实主义，就是希望找到最大公约数，令整体社会利益觉得——虽然这次我的得益比较少一些，但我也明白这对整体而言是最好的——这也是我的施政当中，或者我认为应该朝著这个方向去做的。当然，某些少数或者弱势社群的利益，是要特别照顾的，因为他们本身没有人帮，政府需要照顾他们的基本需要，所以要考虑整体利益、不考虑单一利益、不考虑极端利益，综合考虑。

强化“行政主导”体制意义非凡？
三权分立不是香港的宪制秩序

香港01：你刚才提到务实主义，要成功实践的前提就是，政府需要有权，要有执行力，要提升治理能力，这就会牵涉另一种“破”和另一个“立”，就是在《中共二十大报告》当中，中央明确提出要求香港必须“坚持行政主导体制”。这同样是很罕见的，所以也想请问，你认为中央为何需要强调香港必须“行政主导体制”的重要？除了厘清坊间某些人所谓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的那种认知之外，对于香港权力结构的重新划分，以及你刚才提到，政府对于公平正义的社会责任的权责问题，有否特定意义？

李家超：香港确实有一个阶段，某些人对于《基本法》的诠释，并非《基本法》的正确诠释；当我们真真正正全面贯彻落实《基本法》，其中一样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正确认识《基本法》——《基本法》的设计就是“行政主导”，《基本法》表明特首除了是行政方面的首长，也是整个特区的首长；行政长官是唯一一个需要向特区以及中央负责的，也就是说，中央是经过行政长官来治理香港的——这就是《基本法》的宪制秩序。有人利用“两制”对抗“一国”，肯定是错误认识《基本法》；有人故意主张“三权分立”，这不是我们的宪制秩序，但的确有一种力量将它演绎成这样。那是否需要纠正？这个过程也就需要完善，因为以前曾经有这样的倾向，某些体制是否不是很纯正地走，或者不配合行政主导？是有的。所以我们需要正确理解《基本法》，首先不要有抗拒性，其次在大家全面沟通、全面理解之下，去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区高度自治权的统一和衔接。

香港01：落实“行政主导”，有些事情就需要特区政府带头做起。但最近发生了一件事，让大家对于政府行使行政主导权，产生一些质疑，就是“免针纸司法覆核风波”——它或多或少都让人觉得，政府对自身本身可以行使的行政权力，并不是真的很清楚，好像要在经官司后才去亡羊补牢。你认为这个问题的原因出在哪里？

李家超：我觉得你们错误判断了这件事。正确的判断是什么？政府做任何事情，一定会依法行事，依法行事的意思就是，我们按照法律、对于法律有个诠释；当对法律诠释有质疑的时候，我们会征询我们律政司的意见；律政司给了意见之后，说你可以如此行使权力，我们就会这样做；到法庭有司法覆核诉讼，法庭最后作出判断，即使它的看法和我们原本的看法不一样，我们仍然会遵从法庭判决。这是时有发生的，你不要忘记。

我们正正就是按照法治精神。很多时候，不同的法律专家，对法律和诠释和观点，都不一样。法律有个好处是什么？它有一个法律规则，简单来说，法庭的判决，是否一定正确？如果是的话，怎么会有上诉庭？当上诉庭会推翻下级法庭的判决，这是否代表他们不依法？是否违反法治？不是！我们更加因为有这样健全的法治制度，才会按照法庭的判决去做。我觉得整个判断把它歪曲了，走向另外一个方面；当然有这样的看法我是理解的，我们当然每次就要更加谨慎、更加了解我们的法律观点是否很牢固。法律观点出现争议是时有发生的，有时初审，政府赢，到了上诉，政府输，到了终审，又是另外一个判决，这是时有发生的，这个就是法治精神。但政府必然依法行事，正正符合这个要求。我希望大家提醒自己，香港其实经过了20多年，我们在这方面的经历是什么。

香港01：社会之所以有这类声音，也是希望政府可以更加好地行使行政主导权，（同意。）那就可以在治理能力方面有所提升。（绝对同意。）正如你之前也说过，政府内部有很多既定程序，这些既定程序甚至可能已经被视之为“程序障碍”，甚至用一个比较不好的形容词，就是“程序霸权”，大家也是希望政府可以做得好一些、做得快一些；但与此同时，另一方面也会担心，如果行政主导太过强化，可能会变成了“行政霸道”，也诚如你刚才所说，社会希望政府能够更好地拿捏、更好地建立行政主导权。

李家超：我想先说说，每逢这些，太过负面的标签，都是不好的，因为我觉得社会应该有一个健康发展的共识，如果将不同意的东西极端化、负面化、丑化，那是不健康的。有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也是我们多年香港赖以成功的基石——求同存异、包容、换位思考、体谅对方、共同解决问题；不要极端化、敌对化。我希望我可以带领整个香港凝聚这种意识，因为这是一种建设的意识，不表示我们逃避问题，反而更加要解决问题，但不能因为我们有问题的差异我们就要成为敌人，这是很重要的。

辩证理解香港特色资本主义变与不变？
香港不能故步自封，孤岛不能生存

香港01：你刚才提到的求同存异、不要极端化、解决问题、包容，这几样东西正正也是“一国两制”的精华。正好在《中共二十大报告》当中就有提到，要完善“一国两制”制度。我们也想了解，除了港澳工作的论述部份，你本身是怎样理解“一国两制”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

李家超：第一，因为“一国”和“两制”的关系，国家发展好，国家成为现代化强国，对于香港当然是好的。等于你的家庭，爸爸强身健体，没有理由会对家庭不好，而我作为成员，当爸爸身体好，也会更有能力把子女照顾得更好一些，所以我非常支持和感谢二十大的精神，我们要建立现代化的强国；第二，我作为仔女，希望家庭好，我也希望能够贡献。在我们的年代，就会讲究要如何孝顺父母，可能现在的方法不一样，我们作为“一国两制”之下一个中国的特区，要有贡献；在贡献当中，也会得益。这是共赢、多赢的事情，我们要多做、多想。至于香港如何贡献国家，或者如何从中获得最大得益？很明显的，我们既是参与者，也是贡献者，更是见证者。见证的期间应该怎样？要想能够如何贡献，如何能够让香港整体利益达到最好，任何一届特区政府都赢如此。

香港01：在参与和贡献的过程当中，可能无可避免会出现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可能触及我们这个“香港特色资本主义”的根基，也有些人认为，这些变化，例如打破以前那种“画地为牢”的区隔心态，能够促进我们“香港特色资本主义”的进步。你怎么看这些“变”和“不变”，或者“不变”和“变”之间的拉锯？

李家超：这些说法始终是负面标签所有事情，我觉得社会应该有种自己解放自己思想的态度，我也希望在整体施政当中，能够以大同、共同利益为依归。在香港的立场当中，我们的发展，是不应该局限于地域性的、地界性的，因为我们整个宪制秩序就是“一国两制”，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在“一国之下”贡献得益，两制又如何发挥，你自然不可以故步自封——你用了另外一个形容词，我不喜欢太过负面化一些事情。我认为，第一，香港不能故步自封，包括和国家，包括和世界，因为这样就是一个孤岛，不可能生存，会被整个世界淘汰；第二，要多些主动性，多些用共赢的态度去思考，中文有个很好的形容，做生意讲究共生，不是你生我死，我的施政理念也是，很多都是多赢的方案。

借鉴中共“自我革命”做好“港人治港”？
我们需要自我反省、自我改善、自我挑战

香港01：《中共二十大报告》之所以如此重要，因为它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国的纲领性文件，当中回答了一个非常紧要的问题，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循环。毛泽东曾在1945年的延安“窑洞对”给出第一个答案：“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是次《中共二十大报告》则提供了第二个答案，就是“自我革命”。香港没有执政党，但特区政府同样面对“治乱兴衰”周期挑战，你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那两个答案，是否值得特区政府和治港者们参考，可以让我们更加好地做好“港人治港”？

李家超：在我的《施政报告》当中，有110个指标，是公开的，市民能够看到。当然很感谢市民监督，但更加重要的是自我反省，自我改善，就是刚才所说的，自我挑战，我们应该每天都挑战自己的昨天，今天要做得比昨天更好。这个指标是帮助市民看著政府怎么做，也是我们愿意公开去承担；第二就是我们自我每天挑战自己，“吾日三省吾身”，这是很重要的，那就等于我开头所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香港01：很多时候，大家也会觉得，对于中央的一些官话，听得不是那么清楚、不是那么明白。接下来中央宣讲团将会来港解读《中共二十大报告》，想请问，你会怎样带领香港社会更好地明白中央说话，如何破除大家对中国共产党的偏见？

李家超：你会觉得有偏见，而我觉得，每一个人对于任何事物都会有自己的解读，很多人都有三个理由去做：第一，人的行为有几样东西会主宰，他自己的兴趣，自己的利益；第二，他对于这个事物的重要性的判断；第三，就是方法。我觉得三样都重要，他对于《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发展的治理理念，认为有多大的重要性，这个要靠他自己判断；当然我会提醒他这是很重要的，因为那是我们国家的发展，必然影响我们香港的发展，我们从中如何贡献，如何得益，是有切身利益，所以应该自己去认识。另外需要共同了解某些用字的意思，这是我们学习任何东西都应该有的态度，就像我去学历史，某个朝代的某个用字是有代表性的，这就需要我们自我改善自己的学习。第三，就是凝聚大家希望认识的气氛，我们会举办这方面的研讨会、交流会，我会如此推进。

万人病逝社会政府吸取什么教训？
生存要重视人与人之间关爱

香港01：社会期望政府可以加大香港复常的步伐，大家同时也很关注政府的防疫举措是否有“双重标准”，例如较早前财政司司长的核算检测结果，其实是引起一些争议的，令一部份市民觉得是否政府官员有某些权力，可以复康个案出席。如果政府的政策不能够得到市民的充分信任，市民很难配合，你认为政府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做得更加好？

李家超：政府多次提供了资料，在同样的时候，有400多个市民，他们的情况和财政司司长是一样的，当然我们可能需要再重复，让大家知道，（如果早d提供会否好一些），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们每样事情都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们在这方面，如果大家觉得信息发放的方面，需要做更多，我们当然会努力做；但我做了政府40多年，每一次都会有一些问题出现，每一次当然也会觉得政府应该更多解说，政府永远解说也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因为解说的时候，可能这一次是你听到，他未必听到，那就需要重复解说，要重复解说到让700多万人都知道，当然要借助传媒的力量。

另外我要说，在防疫政策里面，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我在防疫决定当中要定优次，因为我不是不需要考虑疫情的数字，每天新增4000-6000宗确诊案例，不是不需要考虑还有死亡个案，特别是一老一幼，不是不需要考虑我们政府医疗体系是否可以应付，不是不需要考虑我们是否有些不确定因素可能随时引起很多混乱。政府有一篮子因素要考虑，而不是倾向单一界别利益，譬如商界希望我们尽快很多商业活动，当然理解，但同样也有些人的意见认为我走得太快，我会综合考虑不同意见，然后作出一个判断，我的理念是，逐步、有序、稳妥，将所有限制逐步减少。

我讲得很清楚，也感觉你们给我这个机会再讲一次。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否一定要定优次？因为我要有序稳妥逐步，有优次就必定有差异，但我的决定是什么？我会作一个判断，就是这个措施是否以最小的代价，换来最大的利益——这就是我在决定的时候，重要参考的一个准则，要让香港市民都知道，为何这次你只做A不做B，因为如果A和B同做，不确定因素就会增加一倍，甚至不只一倍，那我在稳妥有序的原则之下，我要无数个多少不确定因素，让安全系数得以保障。我希望市民谅解，希望市民感觉是公平的。

香港01：回望第五波疫情，我也记得你说过，对于在第五波疫情不幸病逝的9000多人，在你眼中，他们绝对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是把他们当成“屋企人”一样感到难过。请问，对于香港市民也好，或者整个特区政府也好，除了解说，除了优次，你觉得大家应该吸取什么教训？对于人命的这个价值，究竟应该如何衡量？

李家超：我很难只是给出一个单一的答案，因为你说的很对，人命对于每个人的意义都不一样，当你是他的家人，和你是一个旁观者，只是评论一个数字，是两回事。我作为施政者，我既要理性，也要感性，对每一件事的判断都不一样，但是人，当然是重要的，因为我们生存不是为了自己，我们生存是为了价值，其中一样价值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家庭是我们所有社会元素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家庭健康、家庭和谐、家庭温暖，整个社会才会有希望变得和谐温暖。

采访：黄云娜
摄影：罗国辉、梁鹏威
拍摄：吴隽、杨秉融、叶思雅、麦超亿、黄俊杰、王浩云、王朝滔
剪接：叶思雅、赵锦添
后期美术：赖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