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解构“总辞”倡议背后博弈　袁弥昌：内部夺权为实

现届立法会延任一年，近日民主派两大阵营因是否留任未来一年议会，发生大型论战。本土／抗争派近日有大量人士开腔要求民主派总辞／杯葛议会，认为延任议会欠缺授权，同意延任等同接受“招安”；不过部分泛民人士目前对此有保留，公民党主席梁家杰、民主党前主席何俊仁、政治学者蔡子强等都认为，倡议者至今无法清楚解释总辞后民主运动的路线。民主派今日（17日）召开会议后，也较多议员倾向留守。
《香港01》记者向多名政界人士及学者了解，尝试拆解这场论争背后的政治博弈和操作，以及了解各方想法。其中，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荣誉讲师袁弥昌认为，抗争派不断要求民主派总辞，著眼点未必是总辞行为本身的实际效用，而是一种内部“夺权”的操作，通过“夹”传统泛民总辞，挑战后者在民主派内部的认受性，从而获取民主运动的主导权。有关这一点，由2014年雨伞运动开始，似乎已逐渐成为民主派内部“博弈”的一种主流……

“夺权”模式似曾相识？　拆大台、退联初试啼声

要明白这场“权力游戏”的真正涵义，必须先了解民主派政治板块演变的脉络。2014年雨伞运动期间，金钟由学联、传统泛民为主的“大台”被视为和理非的象征，力挡行动升级、拒绝激进路线人士上台发言。有本土派人士不满，多次发动“拆大台”、“抢咪”行动；到11月30日升级失败、伞运以清场告终，时任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发表争议言论，本土派渐成年轻一辈主流，多间院校涌现“本土庄”，并有人发起“退联”行动，最终港大、理大、浸大、城大学生会退出学联。

事实上，当时也有老一辈泛民人士质疑“退出学联，然后呢”的问题，即主张退联者无法准确道出退联后民主运动的路向，和今日抗争派被质疑的地方一样。不过有多名民主派、本土派中人向《香港01》记者分析，当日退联行动的著眼点，不一定是即时效果，而是通过将学联／传统泛民从民主运动核心拉下来，让本土派及其背后的勇武／激进路线于民主派内当家作主，可被视为一种有若干敌对成分的“夺权”行为，和“拆大台”行动一脉相承。

袁弥昌：民粹框架操作

学者出身的袁弥昌，专长为研究政治战略和各地民粹主义发展。他同意上述的解读，并指这是一种典型的民粹方式操作，世界各国都存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都涌现一种民粹思潮，其中一种操作就是反传统、反精英。他们会用一些很动听，但未必有实际内容的政治口号，去挑战传统精英的地位。香港也不例外，由雨伞运动开始特别明显，激进派别真正挑战的对象，是反对阵营内部的精英，即泛民政党。”

袁弥昌补充，所谓的“民粹”派系，其政策主张本身不一定是错，例如本土派在民生议题、资源分配上要求本地人优先，是颇为正常的取态。只不过在政治作风上，他们对付相近路线的人，会比对付相反阵营更狠。他指：“对于民主派而言，光谱最大化对他们是最有利，但有部分人，可能会将自身派别的利益，置于整体大局之上。本身不一定有冲突的路线，他们会觉得有冲突。”

DQ线重划政治版图　“冻结”政界新陈代谢

这个“夺权”路线，2016年一度达到高峰。年初一晚旺角骚乱，时任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琦一炮而红，在新界东立法会补选取得6万多票，其所代表的本土、武力抗争路线，在民主派之中别树一帜，改变香港整个政治板块构成，梁本人称之为“三分天下”。同时，传统泛民的票源也因应本土派的冒起及攻击而萎缩。不过同年立法会选举，多名本土派包括梁天琦被选前DQ，2名当选的本土派人士，即青年新政梁颂恒、游蕙祯，也被指宣誓内容不符要求，遭入禀及触发人大释法，最终被撤销议员资格，本土派一度沉寂于政界。其后政府进一步将战线拉阔到自决派，刘小丽、罗冠聪等人都被撤销议员资格。

一名本土派中人分析，特区和北京政府最初只瞄准本土、自决派，背后有一个极具远见的考虑：民主派人士会随著世代更替，变得愈来愈激进、对“大中华”意识感觉变弱，对北京威胁性愈来愈大。若他们成功“夺权”主导民主派，香港局势会愈来愈容易失控。划出DQ红线，可以阻止这批新一代获得议席、取得体制内的话语权和资源，从而冻结民主派的“自然新陈代谢”。传统泛民留在议会中，客观效果既令两派易走向分化，亦变相将具威胁性的极端激进派扼杀于萌芽状态。这个“容忍一派、打击一派”的战略，直至2019年都是凑效的。

抗争派凭初选气势盛　“夺权”最佳时机

不过2019年爆发出修例风波，令传统泛民和本土派不自觉地互相靠拢（后来再衍生“抗争派”一词，泛指主张各种激烈手法抗争的人士，现已包括一般意义上的本土派），民主派内衍生出“兄弟爬山”、“不割席”的主张，连民主、公民两大党内都认同抗争行为。亦因如此，街头抗争持续半年以上都无法止息、民主派在去年底区议会选举压倒性击溃建制派。

发展到今年，抗争派在民主派初选获胜，气势正盛。不过突如其来的第三波疫潮，导致立法会选举押后，第六届议会延任一年，包括原先已被取消参选资格的4名现任议员。该本土派人士分析，北京维持现届议会现状，政治上甚具技巧，可将传统泛民和抗争派同时带入战略陷阱：一方面让两派暂时失去建制派这个共同对手，矛盾顺势转移到内部路线分歧；另一方面，也可阻止抗争派挟初选气势，一跃成为民主派主流，令局势失控。（不过，建制派元老曾钰成不认同北京有政治盘算，他指，全体议员延任一年纯因从法理上是唯一可行办法，别无更好选择。）

袁：泛民陷入两难

基于上述背景，袁弥昌道出现时的棋局布置：民主派近6年来的主调，就是“温和”与“激烈抗争”之间的路线之争，“玩法”一直没有变。袁认为，今日的抗争派，未必不明白“总辞”实际作用有限，但他们真正希望做到的，是利用“临立会2.0”、“接受招安”、“人血馒头”这类泛道德化的口号，要求传统泛民参与总辞，从而取代传统泛民成为民主运动的主流。如泛民同意总辞，将会失去在议会内的资源、曝光度优势，同时显示他们要听抗争派的“指示”；如传统泛民拒绝总辞，也可以借机质疑传统泛民的“抗争意志”，削弱其在民主派阵营内的认受性，或者退一步，也能要求传统泛民未来一年加入更多抗争的纲领。

“今年的政治环境，对于抗争派而言是可一不可再的良机，夺取民主派内的主导地位。政治环境够两极化，区议会传统泛民政党只占整体民主派少数，抗争派也已将初选结果演绎成自己有民意认受，现时民主派内部的形势对抗争派有利。”袁弥昌如是说。

质疑总辞危险性高　或导致民主派“解体”

不过袁弥昌认为，抗争派这种政治操作，对民主派自身的伤害多于利处，因为总辞本身就极具危险性。议会长时间欠缺民主派代表，一些有限但重要的制衡作用都会失去，而且人大决定议会延任“不少于一年”，意味这个情况有机会持续更长时间。

他反问，在现时疫情和国安法双重夹击下，街头抗争短期内难再有起色，到底所谓的“核弹级表态”和“增加抗争张力”，具体可以做到些什么。况且一卸下公职，大家在政界都只是路人甲乙丙，“在媒体、外国人面前‘什么都不是’，又怎能唤起外界关注民主运动呢？”最严重的情况，民主派在空白期中无以为继，民气尽失，整个民主派系都会解体、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