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局︳泛民总辞抗“临立会”？　学者看淡：最多上一两日国际新闻

政府以疫情为由延迟立法会选举，人大常委会稍后将决定未来一年议会真空期的安排。近日多名建制派人士放风，于提名期已被DQ的4名现任立法会议员，都不应获延任。如果最终改动现有议会势力分布，导致民主派连三分一关键少数都守不住，甚至以类似临时立法会的形式处理，民主派到底应否总辞或全面抵制过渡议会，近日成为讨论焦点。据了解，民主派今日（7日）将召开内部会议商讨对策。
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表示，提倡总辞者至今都无法解答，到底全面抵制议会，能够带来什么实质上的分别。他又指，民间本身已经质疑选举制度的公平性、国际亦对香港情况有基本的研判，总辞与否不会带来很大影响，“最多都系上一两日国际新闻”。

总辞／杯葛：“强烈表态”与“风险”之间的矛盾

“总辞”也好“杯葛”也好，终究只是形式的分别。核心的思想，都是透过全面抵制非民主产生的议会，在舆论上造成震荡效果，令未来一年议会认受性下降，甚或再进一步引起国际舆论的注意，影响西方国家对中国、香港政治局势的研判。著名填词人林夕日前在报章撰文，指总辞是“保住尊严”，以示不给政权戏耍，并将筹码押注在国际战线上，是“是核弹级的表态”。

不过全面抵制的风险在于，未来一年议会如无民主派，政府推动任何法案都畅通无阻，届时又会重蹈1997年民主派抵制临时立法会后，“亲中派”控制立法机关、任意修例的覆辙。因此有人主张寸土必争，即使明知议会影响力欠奉，都希望尽力守住民主派在议会的声音。

民主派对上一次陷入总辞的讨论，是于2017年7月。当时刘小丽、罗冠聪、姚松炎、梁国雄等人因宣誓案被褫夺议席，引起民主派愤怒。亲本土的前立法会议员黄毓民、退休中学教师韩连山等人，提倡民主派议员总辞以示制度不公，但建议遭到强烈反对，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尹兆坚狠批提倡总辞者是“鬼”。据政界人士分析，当时泛民其中一个考虑是，一旦总辞等同摆定姿态和政府全面对抗，孤注一掷，可是当时民主派处于社运低潮，本土派又和主流泛民势成水火，大型抗争难以成事。

今日的民主派，再次站在这个历史关口中。和3年前不同的是，今日社会政治气氛高涨；经历反修例事件后，民主派内有“不割席”的共识，不同路线能够合作；国际政治环境亦相当不同，欧美国家对香港的关注提高。因此有民主派人士认为，总辞可以为新一波的抗争助燃。

本土、抗争派研判：DQ公民党显示议会无路可走

有本土派人士分析背后的脉络：北京于选举押后前夕，DQ包括公民党在内的多名参选人，并划下政治红线，指标作用十分强烈。因为于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留住温和泛民在议会，对北京而言有双重战略作用：其一是充当“政治花瓶”，向国际社会宣示香港仍有一定程度的民主选举；其二是由于民主派都成为体制的一部分，参政仕途有了明确目标，他们在关键时刻可发挥维持稳定的作用，例如在2014年伞运期间，主流泛民及其友好，会反过来阻止抗争升级，甚至劝说让出部分占领区。

不过亦因如此，泛民和新生的本土／激进派出现严重的路线之争，再加上两派在DQ事件中各自为政，民主派陷入低潮。2018年两次九龙西补选，本土派支持者拒投民主派甚至宁投建制，民主派破天荒连输两仗。2019年反修例期间，民主派政党拒绝与激烈示威行为割席，在年底的区议会选举立即大胜。然而该本土派认为，正因为主流泛民政党与主张激烈抗争的派别合流，对于北京来说，他们连原先的稳定社会作用都失去，更易落入“DQ线”内。

今届选举同样被裁定提名无效的荃湾区议员、学联前副秘书长岑敖晖指出，当连较温和的民主派都被DQ，显示体制内反对北京的声音都被消灭，“破局”已成。

在上述背景下，多名本土派、抗争派人士近日对总辞都表示正面态度。有不愿具名的本土派区议员向《香港01》记者表示，大部分亲本土主张者都认为应抵制一个“黑箱作业”产生的议会；曾报名参与新界东选举的本土派人士邹家成更在fb帖文表示，接受委任等同承认“临立会2.0”的合法性，接受“招安”。

马岳：总辞与否难以看出分别　“最多上一两日国际新闻”

马岳接受访问时提到，总辞本身的意义，自然是通过杯葛议会显示其欠缺认受性、不符法律标准。不过他认为，提倡总辞者至今无法解答如果日后议会没了民主派，运动可以如何进行，而抗争和不总辞又有没有冲突。“议会外的人参与街头战线、国际战线，民主派不总辞，是否就做不到呢？总辞这个做法，到底对整个民主运动是否能附加明显的价值呢？这个暂时看不到。反而，有部分民主派支持者可能会觉得，即使组成方式不民主，都希望有一些议员能代表他们在议会内表达抗议，能做多少是多少。”

至于抵制议会，是否有助民主派壮大舆论声势、令国际更加关注香港情况，马岳表示：“即使民主派不总辞，现时西方国家对于北京和香港政府控制选举结果的观感已经存在，基本上大局已成。总辞与否不会有很大分别，即使做到国际新闻，最多只是一、两日。”他又提到，北京对港的取态，固然会考虑香港舆情和国际观感，但从订立港区国安法、大规模DQ以至延迟选举一年，都可看出北京最后都会选择比较强硬的方向，到底总辞除了“表达不满”外，有没有其他实质作用，这是提倡者至今未能说明的。

马岳指，如果部分民主派认为“体制已经冇得玩”，他们明年都可能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是否仍参与2021年的选举。他认为，即使今日的选举制度已出现DQ、公民社会亦受到不同形式的压制，但选举投票仍然是所剩不多的表态方式之一。“没有任何单一战线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要互相配合才行，这是民主派需要小心思考的策略。”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剑华则指，总辞或抵制与否，相当视乎被选前DQ的4名议员能否延任。他指，因为民主派自身质疑选举延期、临时议会的合法性，如果要参与临时议会都需要找到合理理由，如果原班过渡，也尚算容易解画；可是如果改变原有议会组成，他们就较难向选民交代为何仍要参与，“可能要背上‘政治花瓶’这个包袱”，政府亦可以称未来一年议会“有广泛代表性”。至于一旦总议席少于三分之一，参与议会可做到的事还有多少，钟剑华表示这要留给民主派自行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