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条例】郭荣铿：为何当年剔除内地现加入　叶刘：当年无时间

立法会法律顾问去信保安局，要求当局澄清共25项有关《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的事项，包括回归前修改法例时，政府表明会另立法例，处理与内地移交逃犯安排，即有意在现有条例中排除内地，但现时却将内地包括在内，政府是否改变原定做法，以及要求保安局解释转变的原因。
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荣铿相信，此举是法律顾问看到政府在修例时并没有做好咨询，亦无周详考虑个中许多法律政策的问题，明白若《逃犯条例》通过的话，后果将会是非常深远。

郭荣铿表示，政府必须澄清为何在立法时故意剔除内地在条例外，现时却将内地加入至修订的条例内，亦应解释为何不给予法庭把关权力，“法律顾问非常在意地提出，其他国家法庭有许多额外的权力去停止逃犯移交，因为他们认为有关移交是会违反一些人权法”，认为政府现行的建议是移除现有保障。

他并说：“今次法律顾问咁详尽于文件中提出这些问题，我相信他们意识到，第一，若《逃犯条例》通过的话，后果将会是非常深远，而当中的问题若没有好好解决，‘霸王硬上弓’的话，在法律上的后果亦都会非常深远。”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尹兆坚亦表示，政府在1997年审议《逃犯条例》时，提及是刻意剔除内地，正正指出此安排并非漏洞，而是防火墙。

尹又称，处理台湾杀人案从来都可以单次协议处理，“过去21年来都行之有效”，政府现时认为是不切实际，是“搬龙门”。对于法律顾问关注政府要按《基本法》第64条向立法会负责，反映修例后将削减立法会权利，政府有责任澄清。

林卓廷则批评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仅于网志解释，但不出席论坛、不回答问题，又称修例令香港社会撕裂，希望政府临崖勒马。

至于曾任保安局局长的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则指，《逃犯条例》在回归前立法，是将英国法律本地化的计划之一，“因为当时根本无时间，英方无时间再同北京当局倾回归后的安排如何，所以当时的覆盖范围并不包括中国任何一部份，即不包括中国内地、澳门及台湾，所以今时今日要处理陈同佳案，保安局就有迫切需要修例”。

叶刘又指“当时同北京当局磋商，当局未取得好大进展，因为两地法制都大不同，例如香港不执行死刑”，而今次政府建议，以单项处理移交逃刑，订明涉及死刑的逃犯不会移交等，已在人权上作出保障。

叶刘其后发稿，详细为政府修订解画。她指，立法会法律顾问有责任向政府提出问题，而且他们提出的问题合理，就像处理一地两检条例草案，法律顾问一样有提出质询，这是他们尽忠职守的表现。

对于法律顾问指，香港政府在96年订定《逃犯条例》时，当时保安科主张将内地排除在外，并指日后会制定另一套适用于内地的移交逃犯安排，又要求解释为何现时会采用修订《逃犯条例》去处理与内地之间的引渡安排，而非草拟另一条全新的法例。叶刘解释，当年有关条例的立法背景，《逃犯条例》是回归前，即96年通过，当年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计划将英国法律本地化，决定将哪些英国法律本地化，回归前港英政府提出逃犯条例草案，当时因英方没有时间与北京当局讨论回归后的安排，因此当时的草案不包括中国任何一部分，包括澳门和台湾。

“到回归后，98年我担任保安局局长，因张子强案，立法会知悉我们正式与北京当局磋商如何订定双向的移交逃犯协议，但这些协议通常也需要几年时间才可达成，当年港府与北京当局磋商条例，始终未能取得很大的进展，因为两地法制很不同，如香港没有死刑，因此后来一直未有足够时间完成协议。”

就法律顾问所指，草案提出的移交逃犯安排，毋须经立法会审议，当局要澄清政府将如何符合基本法第64条，特区政府必须对立法会负责的规定，叶刘认为，是次逃犯条例修订，是经立法会讨论，立法会有足够把关角色。加上涉嫌人士可就特首提出移交的决定提出司法覆核，或就各项合理理由，如年龄、健康等因素，提出反对，“因此对人权的保障是足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