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来最具破坏性的选举：法国三党并进构成哪些隐患？

周一（8日）凌晨，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束，左翼政党联盟“新人民阵线”（New Popular Front）获多数席位。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National Rally）却未能保持在上一轮的领先优势，落后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的中间派联盟，所得议席数目跌至第三。然而，“左中右”三大联盟都没有获得绝对多数席位，他们的施政纲领截然不同，又完全没有合作的传统，“悬峙议会”似乎将不可避免。

相比已被广泛炒作的极右翼联盟，此次异军突起的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是什么来头？在新议会的5年理论任期中，此次“洗牌”会给法国的内政外交乃至国际局势带来哪些影响？

“最严重”的一次政治断裂？

2024年立法选举创纪录的投票率表明，法国选民深刻意识到这次选举的重要性。这次选举很可能在法国政治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对法国总统在欧洲议会选举失败后不久解散国民议会的决定，欧洲各界提出了严厉批评。6月9日的失利并不出人意料，而当前选举的失败进一步证实了三周前就已显露的政治格局：右翼势力强大，左翼基础稳固，而中间派却显得疲软。这种政治格局实际上也反映了其他欧洲国家的现状。

2017年马克龙试图阻止法国走向极端化的愿望，但现在看来，他反而促成了相反的结果——马克龙削弱了中右翼和中左翼的力量，导致这些力量现在正受到激进派的控制，并以更极端的形态卷土重来。

7年前马克龙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统治法国数十年的传统政党的崩溃。然而，时至今日，无论是右翼的保守派还是左翼的社会党，都未能重新赢得大多数选民的支持，马克龙本人也未能建立起坚实的中间派基础。“现在显而易见的是，随着马克龙的离去，马克龙主义也将随之消逝。”

（一）马克龙“耻辱性”战略错误

马克龙在政治舞台上的挫折可以归咎于多种因素，其中战略失误是被频繁提及的一个。他试图通过提前选举来巩固中左派的团结，以避免反对派的联合。然而，左翼的“新人民阵线”（Nouveau Front Populaire, NFP）的成立却暴露了他策略上的严重失误。

德国《时代周报》评论指出，柏林联盟在欧洲选举中表现不佳，有人因此建议德国总理朔尔茨（Olaf Scholz）效仿马克龙，寻求联邦议院的信任投票。尽管马克龙在德国拥有众多支持者，但德国人开始质疑这位冒险的总统在战略上的洞察力。一位法国政府的高级顾问向传媒透露，马克龙被形容为“一个纯粹的笛卡尔主义者，缺乏情感”，这与愤怒的法国民众情绪格格不入。

《标准报》回顾了希拉克在2002年总统选举中战胜勒庞的胜利，指出极右翼政党，从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到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已经崛起成为政治主导力量，用“民族优先”取代了传统的共和主义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希拉克可能也会对马克龙重蹈1997年的覆辙，推动左翼势力上台感到惊讶。

“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那就是极右翼的幽灵”，但马克龙未能预见其崛起，也未能有效阻止，这成为了他必须承担责任的原因。总统的中间派政党所遭受的挫折，不仅仅是民粹主义的崛起，欧洲选举的结果也显示出政治格局的多样化。

法国特有的因素，如对总统宏伟叙事的厌倦，也不容忽视。法国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包括购买力、安全问题和移民问题。马克龙未能解决这些关键挑战，反而加剧了公众的不满。

马克龙一直未能说服选民他理解他们的需求，他也未能让公众相信他的经济成就——一些法国人感到自己生活在“最糟糕的世界”。事实上，法国在就业和通货膨胀方面的表现优于邻国，巴黎也成功吸引了科技公司和银行，与伦敦形成强有力的竞争。近年来，由于政府的措施，法国的贫富差距（通过基尼指数衡量）几乎没有增加，购买力的损失也比德国小。然而，正如前德国总理施罗德的改革一样，其积极效果在他选举失败后才逐渐显现。

（二）意料之内的“意外”结果：法国政治史的“断裂”

众多国际观察家把这次选举结果看作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德国《时代周报》强调，“法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英国的经济日报也断言，马克龙试图测试国民阵线日益增长的人气，结果却是他们的胜利。

马克龙的威信“已经破碎”，无论第二轮选举的结果如何，他的角色都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再会有一个在爱丽舍宫积极领导国家的总统。即使他能够连任至2027年，“马克龙的时代已经落幕”，无论第二轮选举结果如何，他在国内和欧洲政治上的影响力都将大幅下降。

法国可能面临类似于第四共和国时期的长期不稳定局面。右翼的勒庞已经开始挑战总统的特权，她称总统为“荣誉总司令”。6月28日，法国和德国的债券收益率之间的差距达到了自2012年以来的最高点。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如果没有任何一方在议会中获得绝对多数，这些政治家可能难以组建政府，法国可能面临政治瘫痪，政府将难以推进新的项目。

（三）在欧洲和世界舞台上，法国颜面扫地

7月7日公布的选举结果可能对法国的国家凝聚力以及其在欧洲的角色带来深远的影响，甚至可能产生“灾难性后果”。如果没有任何政党或联盟获得绝对多数，那么共同执政的前景将导致政治僵局，削弱法国在欧盟和北约中的影响力。巴黎可能成为一个不可靠的伙伴，德国和欧盟需要为一个“没有明确方向、分裂的国家”做好准备。例如，极右翼的国民联盟并不重视德法合作，作为民族主义的欧盟怀疑派，他们的终极目标是限制欧盟在法国的影响力，反对欧盟的扩张，并对北约持怀疑态度。

随着更多极端势力进入政府，已经紧张的法德关系可能会降至前所未有的低点，这可能会使柏林在欧盟中扮演更加突出的角色。这种复杂的局势因柏林联盟的微妙立场而变得更加复杂。法德这一欧洲的引擎已经失灵，朔尔茨更不可能承担起领导责任。在北约峰会、欧洲理事会、美国总统选举等重大事件之前，欧洲的这种不稳定状态尤其不合时宜，特别是在乌克兰和中东的战争仍在进行之际。

法国作为欧盟成员国的地位非常特殊。欧盟是基于拒绝民族主义的原则建立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法国的发明”。因此，如果巴黎出现民族主义政府，将从根本上动摇欧盟的根基。极端政党计划挑战欧洲的电力市场，减少法国对欧盟预算的贡献，并反对农药禁令。

7月7日的选举可能将法国带入一个“未知领域”，带来更多对普京持同情态度的人物。美国《Politico》的分析指出，这次选举可能是自二战以来最具破坏性的选举，不仅对法国，也对欧盟、北约以及战后的自由秩序产生影响。俄罗斯和中国肯定会密切关注法国政治的走向。正如《俄罗斯新闻社》所指出的，马克龙、朔尔茨和拜登的下台将通过展示西方民主的脆弱性和缺乏明确的全球问题政策，证明俄罗斯和中国的路线的优越性。

▍法国国防战略的走向：基本维持稳定

国防是主权治理的核心组成部分，因此在当前总统与新兴政治势力（无论左右）之间的政治和制度辩论中占据了中心地位。历史上的联合执政情况凸显了这一点，特别是在1978至1980年间的部分联合执政期间，时任总理希拉克与总统德斯坦在国防政策上，尤其是核威慑问题上，出现了公开的分歧。

法国宪法对国防事务中的角色分配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共和国总统作为“武装部队总司令”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第15条），拥有最终的决策权。政府负责“指挥武装力量”（第20条），而总理则“负责国家防务”（第21条）。在实际操作中，总理通常会对总统让步，以避免引发政权危机，同时也会考虑到他们自己可能的总统抱负，正如希拉克、巴拉迪尔和若斯潘等前任总理所展现的那样。这种权力平衡和角色分配体现了法国政治体系中对国防事务的重视和处理方式。

（一）核威慑和北约

核威慑一直是联合执政期间争论的核心议题。在1997至2002年间，法国对其核政策进行了全面且连贯的审视。预计总统马克龙将继续他那以欧洲为重点的核威慑立场，只要这些讨论不涉及核力量使用决策的共享。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关于核威慑的重大决策，包括第三代潜艇发射器、M51.3弹道导弹和第四代空对地导弹的继续发展，都已由马克龙总统亲自作出。

法国在北约中的角色也经历了争议的历史，特别是在1997年，当时的总统支持重新加入北约军事指挥体系，而总理则持反对意见。如今，一个政府不太可能强制要求退出北约，因为这一议题已经变得更加统一。2022年，国民联盟（RN）在退出北约的立场上有所软化，转而专注于在乌克兰战争持续期间保持国际防务承诺。与此同时，左翼的人民新阵线（NFP）在北约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主要是因为联盟内部存在不同的观点。

（二）国防预算和政策

尽管政府和总统之间可能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但国防预算和主要国防政策仍有可能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2022年，国民阵线提出了一项预算计划，目标是在2027年将国防开支增加到550亿欧元。这一计划反映了即使在政治领导层更迭的情况下，国防政策的长期性和预算的稳定性。

历史上的例子也支持了这一点。例如，若斯潘（Lionel Jospin）政府通过实施“军事计划回顾”来削减军事开支，这表明即使政府的任期较短，也可能因为任期的限制而无法推动重大的国防政策变革。这种政策的连续性有助于确保法国的国防战略和军事准备不会因为短期的政治变动而受到干扰。

（三）对外行动和情报

在情报活动和武器出口政策方面，总理扮演着关键角色，这些领域有时会引发争议。近年来，我们见证了一些“总统化”的趋势，例如国防委员会职能的扩展，以及在爱丽舍宫设立的国家情报协调员职位。

对外军事行动也是一个可能引发冲突的领域。对于人道主义危机或欧洲干预的意愿，可能不会像在波斯尼亚战争和科索沃战争期间那样容易达成共识。自2008年的改革以来，议会对于超过四个月期限的此类行动需要进行授权。这一新规则在早期的联合执政期间并不存在，它为未来可能的冲突增添了新的复杂性。

（四）工业和技术合作

尽管国民联盟对欧洲防务持反对态度，但他们支持在重要的国防项目上进行工业和技术合作，并提倡在防务工业领域实行“欧洲优先”政策。新人民阵线的计划也提到了在欧盟资助项目中应对“军事工业保护主义”，这表明即使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在工业合作方面也能找到一些共同点。

总体而言，由于宪法和实际的限制，核心国防政策可能会保持稳定。然而，在情报活动、武器出口和对外行动等领域，联合执政的联盟可能会面临重大的挑战和冲突。

▍法国外交的走向：“史无前例”的挑战

在第五共和国的历史上，联合执政时期（1986-1988年，1993-1995年，1997-2002年）总统通常在外交政策上拥有显著的控制权。然而，面对一个由反对派领导的政府，总统马克龙可能无法继续沿袭这一传统。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与俄罗斯的关系、法国在北约的角色以及欧洲一体化等关键问题上，分歧变得更加明显。

（一）联合执政下的紧张外交政策

根据《里斯本条约》，只有总统有权出席欧洲理事会会议。如果政府和总统在外交政策上的观点不一致，这可能会使得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代表工作变得复杂。

与过去联合执政时期相比，当时的分歧更多集中在角色分配上，而非政策的实质内容。如今，在外交政策问题上的分歧更加明显。尽管之前的联合执政期间存在紧张关系，但它们成功避免了公开的危机，例如2000年尼斯峰会期间的法德对峙。然而，当前欧盟一体化和北约成员资格等问题更具分裂性。

传统上，外交政策在法国选举政治中的影响相对较小。然而，最近的选举趋势表明这种情况可能正在发生变化。例如，勒庞在2017年的选举中对“脱欧”的立场可能让她失去了一部分选票，这导致她在随后的选举中调整了自己的立场。同样，在乌克兰危机期间，她对普京的支持成为了一个政治负担，影响了她的选举表现。这些变化表明，外交政策正逐渐成为影响法国国内政策的重要因素。

（二）个人/党派利益对联合执政的影响

在过去的联合执政时期，政治和行政领导层的凝聚力是成功的关键。以前的领导人无论党派，往往拥有相似的背景，并且在对国家利益的广泛理解上能够达成共识。然而，当前的政治环境可能不再具备这样的条件，潜在的联合执政可能诞生许多不熟悉以往不成文规则的新政治人物。

在这样的背景下，控制关键职位，如政府秘书长、欧洲事务秘书长和国家国防与安全秘书长，变得尤为关键。虽然这些职位在形式上属于总理，但它们对外交政策的执行具有重大影响。

政治利益将深刻影响任何联合执政的动态。在以往的“硬联合执政”期间（1986-1988年，1997-2002年），总理在不削弱总统在“保留领域”内的主导地位的同时，确立了自己在外交政策制定中的角色。他们需要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团结，同时争取自己的政治抱负。例如，刚获胜的“新人民阵线”联盟包括了在外交政策上持有不同观点的政党，从主张主权主义的“不屈的法国”（La France insoumise, LFI）到社会党和绿党中的亲欧和大西洋主义派别。

当前立法选举的结果将对法国外交政策的方向产生重大影响。一个分裂的议会或由反对派领导的政府可能会导致更具争议的联合执政，这将挑战总统对外交政策的传统控制权。在关键问题上的共识可能会被侵蚀，新领导人之间可能存在显著的政治和个人差异，这将增加局势的复杂性。最终，政治格局的演变和关键角色的战略利益将决定法国在未来几年的国际关系走向。

（三）联合执政的情景：关键案例研究

1.乌克兰问题

在乌克兰问题上，极右翼的国民联盟经历了显著但非彻底的立场转变。2022年，玛丽娜·勒庞在她的总统竞选中反对对俄罗斯实施的所有制裁，包括石油禁运，并主张通过联合国寻求外交解决方案。国民联盟的国防手册已从其官方网站撤下。在2019至2022年间，国民联盟在欧洲议会中没有支持任何谴责俄罗斯的决议，即便在纳瓦尔尼事件或纪念组织关闭事件中也是如此。

与此同时，左翼的新人民阵线在6月14日宣布坚定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自由，并主张提供必要的武器。这一立场与极左翼政党LFI主席梅朗雄及其运动的传统立场大相径庭，引发了人们对实际将实施的政策的质疑。这种转变表明，尽管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但在乌克兰问题上，法国各政治力量都在重新审视和调整自己的立场。

2.欧盟与北约问题

新人民阵线在其计划中对北约的立场保持沉默，而对于欧盟，他们主张拒绝稳定与增长公约，改革共同农业政策，终止自由贸易协定，并在欧洲边界实施“生态和社会保护主义”。他们还提出在数字、制药和能源等领域推动欧洲的重工业化，并通过“绿色规则”优先考虑绿色投资。

国民联盟在对待大西洋联盟的立场上进行了明显的“重新定位”。国民联盟主席巴德拉（Jordan Bardella）在法国巴黎国防军警防务展览会（EuroSatory）上表明，尽管乌克兰战争仍在持续，法国在国际防务方面的承诺仍将继续有效。这一立场标志着国民联盟对法国在北约中的角色长期以来的反对态度有所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是一个永久性的承诺。

3.以巴冲突

国民联盟现在将自己定位为法国主要的亲以色列力量。该党负责人勒庞坚持认为，消除哈马斯是实施巴勒斯坦建国计划和确保以色列安全的前提。勒庞已经将其父的反犹太主义视为其权力战略的障碍。

与此相反，新人民阵线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场，建议停止法国对内塔尼亚胡极右翼政府的支持，并主张实施加沙立即停火，承认巴勒斯坦国，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对内塔尼亚胡政府进行制裁，并暂停欧盟-以色列联合协议。

4.法德关系

在左右反对党的计划中，法德关系几乎完全缺失，这与马克龙2017年提出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形成了鲜明对比。左右翼提到的一些欧洲项目，如航空航天、防务、人工智能、云计算、氢能和清洁汽车，与其强硬的主权主义言论显得格格不入。这种情况突出了法国可能在需要欧盟团结一致的关键时刻，转而远离欧洲及其主要伙伴德国的风险。

（四）新政府将如何应对危机？

在当前没有绝对多数党的政治环境下，法国新总理与总统之间的关系可能会与以往的共存时期有所不同。这种变化可能会对法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有可能会削弱总统在外交政策上的一贯主导地位。

新政府上台后，法国或将面临迫在眉睫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欧洲委员会最近指出，法国可能有严重的预算问题。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反对党，他们的计划都可能导致国家预算赤字、通货膨胀以及对外贸易平衡的进一步恶化。这种情况可能引发类似于希腊过去所经历的财政困境，甚至可能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的介入。关键在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政府是否会像1983年莫鲁瓦（Pierre Mauroy）政府那样采取适应性措施，还是会选择一条更为激进的道路。

从经济和战略角度来看，一个衰弱的法国可能在全球权力转移中难以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美国加强对华政策力度、英国在大选后可能成为华盛顿的可靠盟友的背景下。同时，俄罗斯也可能利用欧洲主要国家的脆弱性，进一步加剧地缘政治挑战。

▍面对迫在眉睫的法国经济危机，没有政党能够独自应对

随着2024年议会选举的落幕，法国经济的未来走向成为了一个关键问题。面对债务占GDP高达320%的严峻形势，如果金融危机因利率上升而被触发，各政党和经济参与者将如何作出反应？

在马克龙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后不久，市场便预期法国经济将进入一段动荡时期。选举前的6月9日，法德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之差为50个基点，但到了6月14日，这一差距扩大到了82个基点，同时法国CAC40指数成分公司的市值下跌了6.2%。尽管如此，法国的长期利率并没有显著上升，这是因为同期美国利率因与法国政治无关的因素而下降。如果没有美国的利率下降，法国的利率可能会接近4%。

目前，“悬峙议会”的情况似乎难以避免。左中右各阵营未能形成足够的多数以组建一个稳定的长期政府。国民议会内部各派系的重组，多位总理上任后可能很快便遭到罢免，最终形成一个仅能处理日常事务的政府，且随时面临被罢免的风险，2025年的预算法案也会难以通过。

在“悬峙议会”的背景下，长期利率可能会飙升，市场对法国政治危机可能引发欧元区分裂的担忧加剧，预期经济将陷入衰退。利率的上升可能导致资产估值大幅下降，股市出现崩盘。危机可能迅速蔓延至欧元区内最脆弱的国家，如意大利。欧洲央行可能会介入以稳定市场，但同时强调任何长期干预都是有条件的。全球金融危机的风险可能会引发股市的进一步动荡。

（一）法国债务问题严重，经济高度依赖金融市场

利率上升对经济融资成本的影响尤为引人关注，特别是在法国经济负债率极高的背景下。无论是从历史角度还是与主要经济伙伴相比，法国的债务水平都显得尤为突出。2005年，法国的总体经济负债率（包括政府、家庭和企业债务）占GDP的218%，与欧元区平均的214%和美国的216%相近。然而，到了2023年底，这一比例飙升至320%，远超欧元区的236%和美国的256%。

疫情期间的宽松信贷政策导致2020年底的债务水平一度飙升至GDP的373%。尽管随后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疫情前的水平（321%），而许多欧洲国家已经将债务降至2019年的水平以下。

各个部门对债务的增加都有贡献。到2023年底，公共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为110%，比2005年增加了42个百分点。企业债务在国家会计范围内也增加了44个百分点，达到GDP的150%（约4300亿欧元）。相比之下，家庭债务较低，占GDP的63%，自2005年以来仅增加了24个百分点。

虽然私营部门的债务通常高于公共部门，因为它们拥有更多的可交易资产，但公共部门的融资条件对企业的融资条件有着重要的影响。机构投资者，如大型养老金基金或银行，在评估企业的信用质量时，往往会以国家信用为基准。国家有能力对企业征税、施加限制甚至进行国有化，或者在相反的情况下提供援助。因此，国家借贷利率的上升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借贷利率。公共赤字的严重恶化，以及未来税收增加的风险，也可能加剧国家和企业的利率上升。

新人民阵线和国民联盟的政策计划可能会导致公共赤字进一步增加，从2023年的5.5%和2024年的5.1%，到2025年可能超过6%。这种财政状况的恶化，加上利率上升的压力，必然会对法国经济的稳定性和增长前景构成重大挑战。

（二）利差增加200个基点，新议会的债务成本或达到4000亿欧元

可以预见，10年期法德利差的未来走势可能是维持现状或进一步扩大。在“悬峙议会”的情境下，这一利差可能激增至200个基点，导致利率超过5%。这样的变化将对法国经济产生何种影响？

假设到2023年底，经济总债务达到约9200亿欧元，平均债务期限大约为7年（企业债务期限较短，而政府和家庭的债务期限较长）。如果利率上升1个百分点（即100个基点），并且考虑到每年有约七分之一的债务需要到期重新融资，那么仅仅因重新融资导致的利率上升成本每年将增加131亿欧元。在5年的时间里，这种累计成本将达到2000亿欧元，占GDP的6.9%，平均每年增加1.4%。而法国人均GDP的年增长率仅为0.5%。如果利差持续增加200个基点，新议会带来的成本可能高达4000亿欧元。

一些人可能会认为，由于部分债权人是法国的国内投资者，实际的经济影响会小得多。然而，不论债权人是谁，债务人都有义务偿还债务，违约的风险始终存在。高债务水平和政治不稳定所引发的利率上升风险需要被综合评估和重视。

（三）如何管理潜在信贷危机？依赖德国的支持

政府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且因其债务管理谨慎（平均期限8.5年），即使利率冲击很大，也能承受。利率冲击导致的第一年公共部门额外成本为36亿欧元（100个基点）或70亿欧元（“悬峙议会”情景）。通过增税和金融抑制（如根据《萨宾第二法案》暂时冻结某些保险合同）等手段，可以暂时应对，前提是危机不再恶化，信用利差不至于升至过去“前欧元时代”的意大利水平。

在预算问题上，德国的态度至关重要。只要德国认为法国是可靠的欧元区伙伴，市场将认为其隐性支持使得投机无利可图。只要德国支持欧元区，欧洲央行就可能在债券市场上干预，打击投机者。如果法国系统性地偏离欧元区行为准则，德国的耐心可能会有限。

（四）企业和银行，政治动荡的首要受害者？

企业面对利率冲击的应对手段相对有限，因为它们既不能增税，也无法对债权人施加压力，这使得它们对利率上升更为敏感。如果企业借贷利率上升，将直接加重其财务负担。考虑到企业平均债务期限为4年，利率上升100个基点将导致企业第一年的利息成本增加107亿欧元，占其毛利的1.1%。在“悬峙议会”的情况下，这一成本可能增加到210亿欧元，占其毛利的2.1%。如果这种高利率状况持续存在，可能会导致企业倒闭数量上升，特别是那些依赖企业间信贷的公司。

这样的金融压力可能会导致经济严重衰退。例如，新人民阵线计划中的最低工资上涨14%，以及国民联盟计划中的10%税收激励，可能会导致进口商品被国内生产所替代，进而增加失业。企业可能因为竞争力下降和融资成本上升而面临倒闭的风险。银行作为经济融资的主要渠道，将同时面临政府债务风险和企业违约风险的双重冲击。市场已经反映出，在国民议会解散后，银行的风险水平有所上升。

在公共赤字大幅上升的情况下，政府是否能够像疫情期间那样再次援助银行，还存在不确定性。虽然欧洲央行的支持是一个可能性，但这需要法国与欧盟达成一项旨在恢复金融稳定的协议。对于反对欧盟规则的极端左右翼政党来说，这将是一种莫大的讽刺：正如希腊当年的情况一样，法国可能需要遵守一定的条件，并接受欧洲机构的管理。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编译系列“重点区域国家的内情与远略”之十八，编译自法国著名智库机构法国蒙田研究所（Institut Montaigne）针对2024法国立法选举的系列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