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恶不作恶（四）：恶，还是错？丨曾瑞明

恶（evil）跟错（wrong）有什么分别？有些人会随口说，没有分别呀，恶就是大错，非常大的错。

但在我们的日常认知里，恶和错不只有量的差别，还有质的不同。我们不会说一个恶的行为减轻一下就是错，而不是恶。连环杀手的恶不只在于其杀人数字（美国联调局（FBI）对连环杀手（serial killers）的定义是谋杀至少3个人），因此不会说杀4个的比5个的不那么邪恶。

恶的特点

要找出恶的特点，其中一个重要关键，恐怕就是要看动机和心理。

如果我作为飞机师，因无心之失，一时疏忽，令到机上300人全部意外死亡，这当然是犯下大错，责无旁贷。但你不能说我是邪恶的，因为我无心害人，更无心杀人。我只是一个很差的飞机师，但我仍在“人”这社群中。

但如果我处心积虑，用各种方法，将五个属于“人生胜利组”的家庭聚集在由我驾驶的飞机上（约20人）然后刻意让飞机撞山，不只是让他们全家死去，更要让他们的幸福泡泡“如梦幻泡影”，还可以让他们其他心灵亲属痛不欲生，这样我就有满足感了，乐了——相信十个有九点九个都会认为我的行为、动机和心理都相当邪恶，我这个人也相当邪恶。

但留意，死的人比第一个案例少得多，但是当中的嫉妒、恶意、残忍和处心积虑，更叫我们心寒。你或会说，不能理解为何“我”为何要这样做，你不能明白我为何这样“不正常”。

“不能理解”是一个区分恶和坏的标准。但是，我们有很多事情都不能理解，比如我不能理解奥斯汀笔下人物的感受，那是因为我们想像力不足，学力不足，时间投放不足之故。但我们绝不会因此推论伊莉莎伯和达西是邪恶的。反过来说，我们如好好地读希特拉的传奇，我们或会理解他为何要做他做的。但这却又不能证明了希特拉屠杀犹太人是不邪恶的，只是做了错事。

小心定义恶

刚才说邪恶的行为一定要有邪恶的动机。但我们别忘记在希特拉的种族屠杀之中，大部份执行者都是普通人。他们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他们只是不去思想和行动，顺著大环境，去执行权力的意旨，即使那是屠杀。

那什么是邪恶？要定义一个词语，真的不容易，但我们却爱把艰深的词语手到拿来使用。

加拿大哲学家亚当·莫顿（Adam Morton）在《论邪恶》（On Evil）这本小书指出，我们要极小心用“邪恶”一词。因为使用“邪恶”一词，住往反映了我们对被加诸这一词的人的憎恨和不理解。我们坚持这些邪恶的人的心理构成和我们不一样，我们不会像他们一样。要制止恶行，就是将这群（该是少数人）找出来，然后“消灭”他们，像猎巫一样。

不过，我们这样做很危险，忽略了另一个可能性︰他们跟我们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因为其他因素，令他们变成这样。心理学上，有所谓“基本归因谬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就是说我们解释人家的行为时，总是倾向用个人内在特质来解释（因为他性格邪恶，所以才做这些残酷的事），而非外在情境因素（比如我是否身处一个极受压迫的环境，才有此失常的表现）

如果我有这种邪恶的想法和行为，要做的，其实是要发掘我的成长和生活背景，我为何对“成功人士”如此憎恨，为何我会觉得“家破人亡”是一种最大的惩罚，为何我要放弃自己的事业去换取人家的伤痛？只有理解这些问题，我们才有机会防止更多的“邪恶”出现。否则，我们只是用“世上总有邪恶的人”来证立我们因此什么都不用做。甚至，去纵容我们去用极刑、残酷的方法来以暴易暴。

Morton提出了三个为“邪恶”作理论的标准。一是可理解性（comprehension）。说明邪恶的理论必须让我们能理解行恶者的动机，而非一味说他们是怪异的，不可解的。二、是平凡性（banality）。说明邪恶的理论必须解释为何平凡人会在大屠杀中容许甚至投入如此邪恶的活动中。三、是反思性（reflexiveness），意思是理论能让我们转移我们的道德观点（moral  perspective），让我们能了解为何自己的行事如何感觉良好，仍会被人视为邪恶。一些人自问十分爱国，却被视为战犯，或者没有人的同理心。一些人自问尽忠职守，却被视为无情无感的锦衣卫——这是因为他们不能跳出自己的角度看自己。

韩国电影《原罪犯》问了一个更刺激的问题︰“即使我是个禽兽，难道禽兽就没有活下去的权利吗？”我们应怎样对待十恶不赦的“禽兽”？对于喜欢分帮分派的人类来说，人禽之辩未必能启发人的光辉，反而成就了对禽兽的残酷。我们喜欢看英雄片，大概就是这种快感。我对“恶人”做什么也是对的，对他来个最禽兽式的复仇也可以的。因为他是邪恶，我是正义，血流成河只映照了我的光荣。面对极邪恶的人，我们怎样对待“他们”才不算是错，甚至不是另一种邪恶？恶滋生恶不是说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