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追求平等？让帕菲特和鱼蛋论来告诉我们
帕菲特在这里撼动的，是由道德平等到平等分配这个看似十分自然的推论。即使我们接受道德平等，也没有充份理由推论出财富或资源应该要按照某种平等原则分配；事实上，就如他的“鱼蛋论”指出，我们根本没有理由认为平等分配本身——不论分配的是甚么——有任何道德价值。
牛津哲学家帕菲特（Derek Parfit）在今年元旦病逝。帕菲特的著作对道德哲学和形而上学都有重要的贡献，也许亦因为帕菲特其人以及学术生涯都颇为传奇（最为精彩扼要讲述帕菲特生平的，应该为《纽约客》（New Yorker）的这篇长文），因此他逝世之后撰文悼念者众，主流媒体都有报导。较少人提到的，是帕菲特也写过一篇有名的文章《平等还是优次？》 （Equality or Priority?），对当代政治哲学有重要影响。帕菲特提出了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当我们说国家应该要平等对待每一位公民时，那到底是指甚么？背后的理由为何？平等为什么重要？
他的结论相当令人意外：平等其实没有甚么价值。帕菲特对平等的批评、以及他的分析框架，几乎成为了往后所有为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认真辩护的哲学家为自己立场定位的座标。到底帕菲特的批评是甚么？为甚么会这么重要？我将在这里略为讨论帕菲特文章中最重要的观点和论证，亦同时借这篇小文章悼念哲人其萎。
由道德平等到平等分配
在讨论帕菲特的论点前，有必要先交代一下整个讨论的背景脉络。当代政治哲学有一个所谓“平等的高地”（egalitarian plateau）的说法，即似乎所有争议各方不同的哲学立场，其实都有著一个共同的预设：所有人都是道德上平等的，因此没有人可以先天享有比其他人更多的权力和财富，没有充分理据支撑的不平等就是不可接受的。这意味著国家需要平等对待所有公民，而平等对待所有公民的一个重要面向，就是：要是没有额外的有力理据，所有公民都应享有平等的权力和财富。
在这个前提下，争论的各方其实只是在提出不同的方案与论证，指出有甚么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而理据又是甚么。譬如说，我们可以接受政府官员比一般平民有更多的权力，但这个权力需要经一定的程序由平等的公民所赋予，也就是一定的民主选举安排，而同时政府官员的权力要受到制约，以确保那是为平等对待公民而服务。而不同的民主理论其实就是在争论甚么程序和怎样的限权才最能体现平等对待公民的精神。
在资源分配方面也是一样：政治哲学家们似乎预设了，公民之间的道德平等意味了资源分配上也需要平等，而如果我们容许经济上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都需要为平等服务，或至少不能违反平等对待公民的精神。其中一个最有力的说法是，如果造成不平等的原因是个人需要负责任的选择，那这些不平等就可以接受。假设两个人都有一样多的钱，而面前有一个赌局，其中一个决定把钱拿去赌，却赌输了，另一个却决定不赌。他们之间的不平等是个人选择导致的，除了他们自己之外，没有人需要为这个选择负责。所以他们财富上的不平等并没有违反将他们作为平等公民对待的精神：既然没有其他人强迫或要求他们做这个选择，也就无从说起他们受到不平等的对待。这是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的基本框架：不同哲学家之间的争论，只是在于如何决定哪些不平等并不违反平等对待的精神（譬如说是涉及其中的个体需要负责的）。帕菲特的文章却指出了，这个基本的“由道德平等到平等分配”的假设，其实有重要的缺憾。
帕菲特的“鱼蛋论”
帕菲特要我们设想一个思想实验。假设这个世界的人口分成两半，而因为某些原因，他们各自住在不能互相沟通往来的地方，譬如说两个相距很远的大岛，我们甚至可以假设他们各自不知道对方的存在。现在，设想两个可能的资源分配情况：在第一种情况，两边人口的其中一边每人有100个单位的资源（帕菲特在文章中用的是“utility”，但他指出这也可以是资源、机会、或任何我们认为应该要平等分配的东西），另一边则是每人有200个单位的资源；在第二种情况，则两边的所有人都各有100个单位的资源。换句话说，在资源分配上，第二个情况比第一个情况平等，尽管对比起第一个情况，其实没有任何人的资源有增加（对其中一半的人来讲还减少了）。帕菲特问，到底我们有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第二种情况比第一个好？
在这里，帕菲特区分了两种平等主义的主张，并认为两种主张都有问题。第一种主张他称之为义务论式（Deontic）的平等主义：不平等的分配本身并没有问题，只有当某些人为的原因让不平等出现，那些不平等才是值得关心的，而如果一个不平等的情况是因为某些人的道德上错的行为（wrongdoing）引致的，那才是道德上应该反对的。如果不涉及这些行为，甚至不涉及任何人为的行动，不平等的分配并不会引致对人的不平等对待。于是，义务论式的平等主义者似乎可以说，在第一种情况的不平等分配并没有问题（因为两边的人的资源不能互通）。
如果我们对这个思想实验稍作修改，现在这两半的世界是可以互相沟通的呢（譬如说，突然有人发现了远古外星人留下来的一条海底隧道）？根据“由道德平等到平等分配”的推论，平等主义者现在应该主张两半世界的人民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平等是有问题的。可是，义务论式的平等主义者却不可能接受这个说法：无论两个世界是否能沟通，原本不平等的资源分配都不是人为的结果，因此就谈不上有不平等的对待存在。平等主义者要嘛就得放弃义务论式的诠释，要嘛就得放弃“由道德平等到平等分配”，两者不能并存。
帕菲特因此提出平等主义者得接受另一种，他称之为目的论式（Telic）的平等主义主张：不管有没有人为因素存在，只要是不平等的分配，本身就是道德上有问题的，平等主义者都有原因反对。但帕菲特指出，这样平等主义者就得接受：即使对比起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并没有令任何人的资源增加，甚至还令一些人的资源减少，我们都有理由觉得，第二个情况比第一个情况至少在一个面向上有道德上的改善（in one way better）。
但这是一个荒谬的结论。
让我们换一个思想实验来看看：假设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有健全的视力，另一半的却是瞎的。帕菲特指出，目的论式的平等主义得接受，要是另一半有健全视力的人都瞎了（譬如说，因为某种天灾污染了空气，令本身不瞎的人都瞎了），那这情况即使是一个悲剧，但都至少比原来的情况在道德处境上有改善。但我们难道会认为所有人都瞎会比只有一半人瞎更好吗？而无论如何，没有任何平等主义者会主张这是他们所追求的分配平等或分配正义。帕菲特称之为对平等主义的Levelling Down Objection。我没有找到或想到好的中文翻译，姑且用香港人都熟悉的黄子华的“鱼蛋论”（“为什么大家用同样价钱买串鱼蛋，他那串鱼蛋比我的多了两粒？我不要你给回我两粒鱼蛋，我要你拿走他那两粒！大家少两粒，这样就公平呀！”）称之。
帕菲特在这里撼动的，是由道德平等到平等分配这个看似十分自然的推论。即使我们接受道德平等，也没有充份理由推论出财富或资源应该要按照某种平等原则分配（资料图片）
平等还是优次？
帕菲特在这里撼动的，是由道德平等到平等分配这个看似十分自然的推论。即使我们接受道德平等，也没有充份理由推论出财富或资源应该要按照某种平等原则分配；事实上，就如他的“鱼蛋论”指出，我们根本没有理由认为平等分配本身——不论分配的是甚么——有任何道德价值。
事实上，我们追求分配正义，希望财富的分配更平等，并不是想大家都一起匮乏，不是要李嘉诚和在街边拾纸皮、三餐不继的老婆婆一样穷。反之，现实里的平等主义者希望的，是后者——甚至社会上的所有人——和前者一样富有。或者，至少，他们是希望平等是透过令穷人的生活愈见改善来达成。应该怎样解释这种追求的价值？
帕菲特主张，在这里我们关心的其实不是平等的分配，而是给予境况愈差的人愈强的道德理由去要求社会资源，也就是说给予境况愈差的人的资源要求愈高的优次（priority）。假设现在有一百万元从天而降，那么，拾纸皮的老婆婆在帕菲特的优次论框架下，就比李嘉诚有更强的道德理由得到这一百万元。再进一步，即使是有钱人现有的财富，根据优次论，我们也可以说社会上更穷的人都比他更有道德理由得到——更应得——这些财富，以改善生活。因为即使把有钱人的部分财富拿出来分配，有钱人的境况也还是比穷人远为优胜，优次论会主张穷人更应得那些财富。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将平等分配作为道德理由，也可以主张和大部分平等主义者所追求的一样激进的财富再分配政策。
反思平等的灵感泉源
公平地说，帕菲特并不是第一个对平等主义提出类似“鱼蛋论”质疑的哲学家。但他之所以成为讨论平等不可能绕过的参照点，我认为，是因为他提出了一个清晰完整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工具去思考“平等的价值”这个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帕菲特的分析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引子：如果优次论的确比平等分配更能捕捉我们在现实世界中坚持平等的道德直觉，那么，优次论是在甚么意义上，和尊重人在道德上有平等地位这要求相洽？在分配资源以外，优次论如果应用在其他政治领域（如政治平等），又是否合理？如果希望坚持平等分配财富的价值（即使无关生活质素——即使我已温饱，我们真的没有理由关心财富全集中在有钱人手上吗？），那么又应该如何回应帕菲特对义务论式和目的论式两种平等主义的批评？有没有第三种平等主义？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帕菲特的框架是平等主义者反思的灵感泉源。帕菲特在其他著作中，曾强调哲学应该是一门可以如同科学一样有进步可言的学问。我想，他这个“平等还是优次”所建构的分析框架——不只是其“鱼蛋论”批评——对政治哲学的贡献，庶几近于他对哲学进步的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