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笑我太疯癫？从青山医院开放日到傅柯（Foucault）哲学

青山医院专门治疗精神科病人几乎无人不知，“入青山啦！”成为香港人世代之间的共同俗语、朋友之间的戏言，但想入“青山”谈何容易？服务香港55年的青山医院于日前开放，令市民有机会一睹青山医院的庐山真面目。

香港人大多不愿谈论精神病，偶尔在街上碰见精神病人或疑似精神病人，纷纷避之则吉，唯恐性命安全受威胁。青山医院希望藉是次开放日“引领市民以精神病患者的角度出发，一同体验患者从‘患病’、接受‘治疗’到踏上‘康复’之路的旅程”，亦希望大众能够明白及早识别精神病的重要性，并消除大众对患者的误解及歧视，促进社区共融。

不过即便市民能够在医学上对精神病有所认识，是否就表示人们理解什么是精神病？尽管烂佬和泼妇最爱判定谁是正常人，谁是“精神病”、“癫佬”、“弱智”和“白痴”，但这不见得他们明白“精神病”是什么意思，因为“熟知非真知”。被闹“精神病”的，未必真的是精神病；反而疯狂判别人是“正常”抑或“精神病”的，恰恰可能是最严重的精神病人。用哲学家黑格尔的表述就是︰精神病存在于那双把周围都看成是精神病的眼睛。

法国哲学家傅柯指出，精神病作为医学的范畴，只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产物。他认为近代的所谓文明社会在建构自身的同时，必然要排斥那些不正常、异质的、扰乱社会秩序的要素——即癫狂。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概括了米歇尔．傅柯（Michel Focault）的观点，指出傅柯对癫狂等精神病的考察，是将一种医学现象的东西转换成一种文明现象。换言之，精神病不仅仅是生物学、心理学和医学的疾病，更多是一种对人群加以分类的社会功能。精神病的诞生，其实是近代的“发明”。

历史上的癫狂

傅柯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指出，精神病只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而不是古以有之。在17世纪以前，人们并不把癫狂当作疾病。众所周知，诗人从来不为推崇理性的柏拉图所喜，因为诗人崇尚创意和想像力，贬低理性，甚至有时表现出狂迷。但柏拉图在对话录中承认诗人的狂迷是由于受到诗神的感召，而柏拉图认为神的本质不可能不是理性，所以柏拉图承认诗人的狂迷是最高级别的理性。由是在古希腊时期，癫狂和理性处于浑然未分的状态。

在文艺复兴时期，癫狂仍然不是理性的对立面，而是智慧和神圣的代表。在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Erasmus）的作品《愚人颂》（The Praise of Folly）中，癫狂仍然被视为一种高级理性，亦即讽刺能力。书中的愚人对当时社会上趋炎附势、阿谀奉承之事极尽百般嘲弄与讽刺。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智慧的名言往往出于疯人之口，甚至一些人物陷于癫狂后，人们对他们的喜爱不减反增。例如哈姆雷特和李尔王便是绝佳例子。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著名作品《唐吉诃德》，主角唐吉诃德在现代人的眼中，绝对是一名顶级妄想狂。他生于中世纪骑士制度没落的年代，却幻想自己是一名骑士，在旅程中，把侍女看成贵妇、把乡村看成宫殿、把风车看成魔鬼，但无可否认，《唐吉诃德》仍然是很多人所喜爱的角色。

但踏入17世纪，人们对精神病的观念开始改变，癫狂开始成为理性的对立面。傅柯指出转变的原因源出于偶然。17世纪中叶，在法国肆虐已久的麻疯病突然消失，造成原来关押麻疯病人的病院大量空置，于是法国政府开始利用这些隔离设施关押精神病人。傅柯指出，尽管麻疯病已经成为过去，但人们仍旧保留了区分、关押异己者的心态与手段，最后应用在那些需要防范、管制和改造的对象身上。18世纪法国大革命后，新政府希望尽快安定民心，维持治安，把癫狂这种行为正式定名为精神病。统治阶级一心把癫狂打造成纯粹的医学范畴，从而掩盖精神病的发明实为社会镇压异类的工具，稍后出现的精神病学更是强化和加深人们的偏见，使人们在研究癫狂时，往往不自觉局限于医学领域。

傅柯总结，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精神病（或者说非理性）不是与理性相对立，而是平行发展，只是到了近代，非理性才成为理性的对立面。理性为了界定自身、确立自身的地位和权力，需要排斥非理性。理性愈把异质的要素排斥出去，自己的轮廓就愈加清晰可见。记得本港音乐人Heyo曾经制作了一首名为〈睇医生〉的歌曲，歌中有一句歌词特别发人深省，他唱道︰“你唔将我丑化，咁点显得你地优雅？”，这句歌词应该是对傅柯思想最精炼的概括。

谁才是真癫狂？

傅柯在《古典时代癫狂史》中，试图表明理性具有分类能力，能在社会中区分开正常与不正常、理性与非理性，并把前者确立为常规，后者视为需要监管、禁闭和打压的对象。但如果傅柯的思想到此为止的话，那他只是重复老生常谈的二元对立的腔调。傅柯思想的革命之处在于︰真正的癫狂不是那个被设置为理性对立面的非理性、癫狂，而是那个不断作出区分的理性本身。傅柯写作《古典时期癫狂史》旨在抨击理性将人分为“正常”与“非正常”的暴虐行为。此书一开始即援引帕斯卡（Blaise Pascal）的一句话：“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亦即不断作出分类的疯狂。

傅柯的思想的激进维度还在于，他把理性与非理性在本质上等同起来。尽管人们认为两者是不同性质的范畴。傅柯指出，癫狂并不比那个“不断热衷于区分正常与不正常的理性本身”更不正常。换言之，在傅柯眼中，如果说癫狂是在普遍理性的社会中出现的产物，那癫狂的确是特殊的、少数的精神病，但普遍理性的社会就是普遍的、多数的精神病。有一个西方的笑话很能够表达出傅柯的意思，有一个人问：“为什么是精神病人被关进精神病院，而不是我们﹖”有人答道︰“因为我们的人数比他们多。”有没有想过，正常人可能只是普遍的疯子？

无独有偶，中国也有一个非常类似的故事，在《宋书》中，有一篇名为〈狂泉〉的文章。故事大约是在一个国家内有一口井，国民饮了井水后，无一不发疯。终于有一天，这个国家只剩下国君一人没有饮用井水，一众国民反而认为国君才是真正的疯子，于是合谋把国君抓住，用尽各种方法，包括针灸、草药试图治好国君，国君被折磨得半死不活。最后，国君自觉受不了折磨，决定喝上几口井水，随即癫狂起来，终于全国上下都发疯了。故事的结尾云︰“君臣大小，其狂若一，众乃欢然。”意思是全国所有人都发疯了，因此人人都自认是正常人，大家都满心欢喜。

记得前几年，有一套名为《雾地异煞》（The Mist）的电影，其中一个剧情是众人为了躲避隐藏在大雾中的怪物，纷纷涌进超级市场里避难。剧中有一个类似神婆的狂热宗教分子，经常大声疾呼谁人是不信神、不为神所喜的“异教徒”，谁人又是“圣洁者”。她鼓动人们说，正因为这些“异教徒”的存在，人们才会被怪物猎杀。人们为了性命安全或出于愚昧无知，果真按她的指示去追杀“异教徒”。电影带出的道理很简单，无非是那个不断作出分类的行为，才是最极致的疯狂，而遵从这套区分逻辑，并自命正常人的人，只不过是多数派的“癫佬”而已。

回到青山开放日。这几天青山医院人山人海，人们在面书上疯狂“打卡”，在“青山医院，我入院了”的告示牌下兴高彩烈地留影。某些人可能暗自欢喜自己是一个正常人，但又可以体验一下日常生活难以企及的经验。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Lucretius）曾经说过︰“狂风在起波浪时，站在岸上看别人在苦难中挣扎，是一件愉快的事。”说起这个“爽”，莫过于自己站在安全的位置，与苦难保持距离，对苦难进行想像体验，但又不是“来真的”。不过在卢克莱修笔下，站在岸边“食花生”的人们，可能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精神病——集体精神病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