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值？一个结构主义的观点（一）

意义给出的最初步活动就是辨异、区分、标识，对对象给出不同的值。

“泰斯特先生已经到达了那般境地，他找出了我们忽略的精神法则。想必他已经花上几年的时间致力于这项研究：更加确定的是，他又花了几年，更多的岁月，来让他的发明臻于成熟，并让它们成为本能。找到了，这并没有甚么了不起。难就难在补充你所找到的（Trouver n'est rien. Le difficile est de s'ajouter ce que l'on trouve）”。

                                                     ——梵乐希《与特斯特先生共度傍晚》（Soirée avec Monsieur Teste）

从混沌到象征

结构分析的种种操作是如何可能的呢？本文想回到这个问题的最基本面，讨论那个从语言学处理值的模式推到其他领域的合法性。其实，最一清二楚的说明莫过于李维史陀本人所写的东西了[1]，其他二手说明其实都属冗余，除非可以做到像德勒兹那样用更抽象的方式来观看结构主义这一套知识的运作规则。[2]不过我们不拟举李维史陀最正面的题材（亲属关系、社会组织、图腾、分类、神话等）为例，转而从那些最简单的经验质材之比较来入手，或许可以提供一个更富哲学味的引论。

首先，为了更方便掌握到人类意义活动的本质，让我们冒著重蹈在场形上学之覆辙的危险，先接受一个希腊流变学派的——当然也是尼采式的——前提，即假定存在本身原来是浑沌的、流动的、尚未区分的、往任何方向的、无法确定其形式的整体，是无限多力量的碰撞、倾轧与扭结。换言之，存在就是连续的物理量的游戏，这里的物理还不是被科学所限定的物理，而是任何显现的力量与其效果，借用巴塔耶的话，就是整体性。[3]这便凸显出意义活动的特性，那就是要在连续流动、变化的物理量上截获、切分出区段（discrete），然后在区段跟区段之间做出辨别，人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去认识，这就是意义的给出。比方说，色彩在其自身是一系列物理量的连贯振动，借用一下贺德林在思考韵律的本质时所改写的赫拉克利特的话，那就是在自己身上做出差异（έν διαφέρειν έαυτώ）[4]，它纯然只是反射在不同质材表面而在频率上自我差别化的连续体，它不是颜色，也没有颜色，就如庄子所说的“天籁无声”。然而，人的认识不得不把它一节一节地截断开来，看做是分布在光谱上可彼此区别的色段序列，“吹万不同，使自已也，咸其自取”（〈齐物论〉），我们给出意义的运作方式生来就是如此。[5]

所以，意义给出的最初步活动就是辨异、区分、标识，对对象给出不同的值（value），从最基础层次的感官知觉到高层次的思想观念莫不是建立在划分的前提上，而最基本的划分就是给出值的两极，积极跟消极，比方说在道德领域划分善恶、在审美上划分美丑、在经济上划分赚赔、在游戏上划分输赢、在政治上划分敌友、在宗教上划分圣俗等等，若不预先这么划分，这些领域都将不可能。耐人寻味的是，在十九到二十世纪交替的那段期间，或许存在著某种转向价值分析的知识型（episteme，借用傅柯的话），我们看到至少有五位代表：马克思对劳动成果之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与剩余价值的批判性分析；尼采对重估一切价值的呼吁；佛洛伊德把经济论当成是描绘心理形上结构（meta-psychology，或译为后设心理学）的观法之一[6]；涂尔干以圣俗二分去定义宗教，以及——可能来自一个让人料想不到的领域——索绪尔革命性地用值的概念重新研究语言。或许除了马克思外，其他人多少都先接受了一种同时代的热力学、流体力学以及声光效果的物理－生理学研究的自然论。如何从能量的物理－生理之流转译出意义？这正是索绪尔的工作。

相对于前四位，索绪尔是在最底部的层次用最科学性的态度研究值的问题，并迳把语言理解为一套相对的值的系统（a system of relative values）。他至少让我们洞察到四个真理[7]：其一，语言意义的最小值就是声音的物理能量与心理的再现联想两者之间的交合处，也就是所谓的能指（signifier）跟所指（signified），这样的值见证了外在与内在、可见与不可见、物理与心理、可知觉与不可知觉两个层面的嵌合及转换，形成硬币般的正反两面。也就是说，意义不单只是方向的确定，更是——借用德勒兹与瓜塔里的话－－新维度的打开（这里特别是内在化的维度），从功能到表达的层次转换[8]；其二，这样的值不能孤立来看，只能放在一个编码系统内部才能确定其相对位置并分析出其运作规则；其三，该规则是在一个比做为最小单位的语词（让我们先笼统地把词素（morpheme）包含在语词中）[9]更低的层次上运作的，也就是音素（phoneme）的层次，它的值不在声音特色，而是以消极的方式在差异与配对中构成了意义（sense，在此值跟意义是同一回事），往下比，它高于自然的声音，但往上比，它还不能满足语言的最小意义，因为它没有概念内容；其四，自音素起往上推，任何语言层次的意义都预设了说话者与听话者同步性的收⇄发交换，即预设了社会。语言即社会事实（the social fact）[10]，更是象征，所谓的symbol或symbolic，本质上就是sun-bolon（符征）：先擘开、剖半、对分，再吻合、若合符节，如此一来一往，重复词的价值直到它们均质化为止。[11]

做为文化产物的语音

如此一来，在宇宙的能量变化之流中，在各种生命都多少自有一套符号表达中，索绪尔算是很成功地用非常刚性的判准把人的语言从自然界当中一刀切划出来而成为一块独立且严格界定的领域。[12]我们来看看，语言的侦测意义的方式与其他知觉活动侦测意义的方式，是否真的有那么不同。以上文提到的色彩的例子来做比较，我们发现语言与色彩似乎颇为相似，两者都是在连续的能量振动波中截获一段辨异单位，由此确定它的值。能指不就是在声谱上切分出来一系列的听觉链吗？但能指跟颜色单位最大的不同在于词的语音并非总是在单一线条上相后相继的，两个音素（乃至以上）同时叠加在一起往往才是常态，比方说子音加母音。另外，语音虽然分段却可以保留连续变化的状态，即前一个音还没消失而余留在此刻的音，或是下一个音已经抢先启动而渗入目前正在进行的音。[13]

所以，语音与颜色既可类比又不可类比。李维史陀指出跟颜色更可一起构成类比的，是噪音。它们都属于那种离不开自然基质的初级代码，虽然说当下听到的噪音总是含混不清的，而进入眼帘的色彩总是散开来的，不过只要人们专心便可以认出其原貌，比方说色斑原来是草丛间的花朵，而噪音原来是步履或风吹。[14]基本上不存在意义为零度的声音，或是说，根本没有“纯粹声音”这种东西，海德格说我们听到的其实都只能是事物，比方说牛车的吱吱作响、引擎转动、啄木鸟、鞭炮等[15]，我们在此看到一个现象学与结构主义尚未分歧的点。[16]然而一旦涉入语言，其方法与立场就大异其趣了。如果说语音和颜色有不可类比之处，那就意味著语音与噪音或自然声响并非完全等同。音素固然离不开自然而可被视为初级代码，因为人体的发音与调音器官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但它主要是在不同层次上运作，也就是在一套系统中被处理与分布，那已经是属于文化层次的东西。甚至可以说，语音是人自己在演化中不断加工、改造而成的制成品，所以能指的两个侧面－－听到的（acoustic）跟发出来的（articulatory或genetical）－－形成一道彼此反馈的回路。跟视觉经验相比，语音展现了更明显的积极跟主动。换言之，那包容各个发音部位的开合、收放、阻扰或变形的整套调音（articulation）与控阀的生理系统就是文化本身了，这正就是人类语言被更严格地界定为调音语言（articulated language）[17]的原因。最佳的证据就是“能指的任意性”这个人人耳熟能详的讲法，李维史陀进一步还原出个中缘由：音素做为初阶代码不但有意义（sense，跟自然噪音处在同一水平）还有一种潜在的能指值（the virtual meaning of signifier）而略高于噪音，但这种潜能被二级代码－－也就是真正的能指－－所吞扼杀、噬掉、抹消掉了，它成为二级代码的条件、材料跟手段而成就了后者的表意作用（signification）。于是，音素只能被能指抑制在非指称（non-signifier）的水平，唯有诗歌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回复它原本可能的表意能力[18]，但那已经是否定的否定，是对自然的模拟和隐喻。我们看到李维史陀的还原说明不得不是共时性的，因为不存在著历时上音素与能指先后出现的时间差，而就算没有能指，音素也永远不可能真的独自发展成一套表意系统，办到的话它就不是音素而是变成能指了。换言之，音素与能指是一种逻辑关系，而非生成关系，彼此相互预设。故音素有表意的潜能一说，永远只是相对于能指而虚设的逻辑假观，却又是必要的。

参考资料

[1] 见《结构人类学（I）》第一部份的几篇文章，《遥远的视野》第九章〈语言学的教益〉以及散见于各本著作中的说明。

[2] Gilles Deleuze, ‘A quoi reconnaît-on le structuralisme ?’ in F. Châtelet, 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VIII. Le XXe siècle, Hachette, 1973.

[3] Georges Bataille, L’histoirse de l’érotisme, Œuvres complètes, VIII. Paris: Gallimard, pp. 545-46.

[4] Lacoue-Labarthe指出，如果不得不局限于摹仿论的语言来说明，贺德林认为与其说艺术是在模仿自然（physis），不如说是在模仿自然那种自我差异化的技术（techne），所以这种摹仿论其实是延异的先驱：自然做为所谓的起源总是已经是第二次的东西了，因而并非与艺术对立起来，或用德勒兹的话来说，艺术已经在自然当中了。我们做这样的延伸并非扯开话题或无关紧要，因为这不仅涉及到李维史陀从《神话学》第一部的〈序曲〉到第四部的〈终曲〉的转向―大自然自身已经透过二元编码的的方式在不断地自我差异化了，而人的心智不过是这种趋势的极端成就―也涉及到所谓后结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激进推进而非否定。关于贺德林的理解，见Philippe Lacoue-Labarthe, La fiction du politique: Heidegger, l’art et la politique, Christian Bourgois éditeur, 1987, p. 104.

[5] 不过这里涉及到一个复杂的问题，那就是颜色不仅是看到的，还是讲出来的，即须要用语词去指称，而随著语言文化的差异，人们对色彩的指称在数目上跟含意上都不太一致，这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内，相关讨论可见Brent Berlin and Paul Kay, Basic Color Term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69).另外，尼采早就指出希腊人的“色盲”，似乎希腊人看出去的色彩世界跟我们大异其趣，见《朝霞》第426节。

[6] 经济论（economic）、动力论（dynamic）和区位论（topographic）为后设心理学的三种观法，论者认为佛洛伊德后期又多了一种：发生论（genetic）。

[7] 也就是说，以下这四点不限于索绪尔本人的讨论范围跟层次，而是把后人的观点也纳进来。

[8] “恰恰当环境组份不再是方向的而变成维度的、当它们不再是功能的而变成表达的，领域就出现了。当节奏有了表达性时，就有了领域”。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lated and forword by Brian Massumi,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p. 315.

[9]）所提出 Mouton Publishers, 1980. P. 14. 换个说法，词素以上的辨异是建立在所指层次，具有积极的文法意义，比方说印欧语言的曲折变化，而音素的辨异是建立在能指层次，只有消极的值而没有文法意义，见Roman Jakobson, Six Lectures on Sound and Meanin按照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的基准，语言单位可分为两大层次，从词素算起，词素以上的是语意层（semantic level），而还不构成语意的是特征层（feature level），音素是被分解在特征层中。Roman Jakobson and Morris Halle, Fundamentals of Language, The Hague: g, translated by John Mepham, Preface by Claude Lévi-Strauss, Cambridge: MIT Press, 1978, 第四讲。

[10] 有学者指出正是对共时性的重视让涂尔干与索绪尔不谋而合地突破了实证主义的框限而分别建立了现代社会学跟语言学，见Joseph Sumpf, ‘Linguistique et sociologie’, in Langages, 3e année, n11, 1968, p.9.根据一种说法，索绪尔是受到自己学生梅耶（Antoine Meillet）所引介的涂尔干思想的影响而建立了语言的社会系统观，而梅耶正是《社会学年刊》的撰稿人。见Witold Doroszewski, ‘Quelques remarques sur les rapports de la sociologie et la linguistique: Durkheim et F. de Saussure’, Journal de Psychologie normale et pathologique. Vol. 30, pp. 82-91.

[11] 李维史陀在〈语言与社会〉一文中用一小段点到为止的话臆测了语言活动甫现世的状况，其奇特之处在于把语言交换的动机跟男人交换女人的动机相提并论。这个说法在他两年前的大作《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已经提出来了，不过在此留下一个未解之处。他似乎暗示一个词的诞生是负荷著某种价值的，那是真正的价值，而非语言学的眼镜底下那种已经不痛不痒的语词的值：“正如在女人的案例一样，难道不应当从某一种对半的表象（split representation）中去寻找那个促使人们去“交换”言语的原初冲动吗？而那个被切半二分的表象本身就是象征功能（symbolic fonction）首度亮相的结果。打从一个声响对象（sound object）一下子在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被领会为某个可以提供一个当下的值（immediate value）的东西时，它的价值就有了一种矛盾本性，它唯有透过互补价值的交换（exchange of complementary value）才能被中性化，而且整个社会生活都可以化约到这样的交换”。Claude Lévi-Strauss, ‘Langage et société’, Anthropologie structural, Paris: Plon, 1958, pp. 70-71.

[12] 索绪尔并不排除一套可以涵盖自然万物的符号学，而语言学只是隶属于其中的一门亚科学。我们知道，罗兰．巴特颠倒了这样的主从关系。

[13] 所谓的说话含糊不清、黏在一块，其中一种就是指这样的情况。

[14]Claude Lévi-Strauss, Mythologiques. Le cru et le cuit. Paris: Plon, 1964, p. 27.

[15]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lated by J. Macquarrie and E. Robins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2, p. 207.

[16] 我们可以看到这分别开出至少两种路径：摆脱人本主义现象学而往下通达到自然世界的知觉现象学，如Tim Ingold和James Gibson，以及摆脱人本主义语言学而往下通达到自然世界的生物符号学，如哥本哈根学派，另外或许还存在著结合两者的第三种路径：Göran Sonesson，还有德勒兹―瓜达里哲学。

[17] 拉丁文articulus有表达，又有昆虫之类的关节、肢节的意思，这很贴切地形容了人类语言发音的特性：既切断又连接回去，相我们用唇、齿、舌、颚等去截断或放送声音，然后连成一个词，在连成一个句子。

[18] 诗歌可以让人回去专注在一个音素的表意效能，比方说李商隐的“高阁客竟去”（〈落花〉）或是莎士比亚的’Death’s second self, that seals up all in rest’（Sonnet 73），但那往往也非一个单词所能做到，还是要一组词或整个句子。

备注：

本文所用原图为Maurice Henry所画，并于1967七月一日在 La Quinzaine Litteraire首次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