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被孩子系结可致精神分裂症?贝特森论语言与“元语言”之运作
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可以说是最让人好奇又担心的精神疾病,这是因为它的幻觉症状动摇了我们对真假的认知和确信。在今天,脑神经科学或精神科医学从脑病变的研究视角中找到有效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方法,以脑神经药物来抑制某些机制作用,以消除幻觉,让病人得以重新投身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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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谈的人类学家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并不否认脑本位的精神分裂研究和治疗,但他更为着重语言及意义的作用。虽然脑神经药物治疗对宏观的社会健康治理来说是一种更有效益的策略,但贝特森认为语言或社会沟通模式的研究对精神疾病的认知和治疗有着重要价值,这是因为语言是“正常人”与精神病患者都有的共通性,如果是从共通性出发治疗,那我们就不会把患者看成是不可拯救、需要被隔绝出社会的异类,而且反而可以看到一个社会系统是怎样构成。
语言与元语言的区别与运作
对贝特森与其他 50-60 年代的研究者来说,精神分裂症最核心的特性表现在患者的语言行为上。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沟通方面有三个明显弱项:1,他不懂归类他人信息的沟通模式(例如:开玩笑、指责、命令、客套话等等);2,他不懂归类自己信息(包括言语的和非言语的,例如语气、身体语言、表情等等)的沟通模式;3,他不懂归类自己思想、感觉的模式(幻想、闹情绪、确知事实)。
不单是这些日常沟通模式出现问题,从更根本的语言和逻辑结构来说,患者连种属关系和三段论都无法准确理解。
最为人所熟悉的三段论例子是这样的操作:
大前提:动物都会死;
小前提:人是动物;
结论:人会死。
而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推论过程中,三段论却会被扭曲:
凡人会死;
凡草会死;
人是草。
对日常沟通模式难以分辨、无法准确推展种属关系和三段论这两大类症状,实质上都是同一个问题:精神分裂患者无法使用元语言(meta-language)。所谓元语言,就是谈论语言的语言。因为语言在本性上就存在不一致性,所以元语言对人类沟通效果来说是必要的。
语言的不一致性包括一词多义、象征、相关词、幽默、言语内容和形式的差别(例如情人用温柔俏皮的语气说“讨厌”,实质表达的是喜悦)等等,而我们在社交时,为了准确理解他者语言的意义和目的,就会需要采用元语言来厘清不一致性,避免误解和尴尬。比如我们会问对方是在开玩笑还是认真,这个问题的作用在于确定对方是在用哪一种语言模式表达,让我们可以采取一个相应的语言模式来理解他的话。用元语言来辅助语言是“正常人”的重要能力,而精神分裂患者恰恰就是不能够有效运用元语言,除了导致他无法与他人有效沟通和理解自己的内心状态,也会让他出现错误信念、幻觉或幻听。
焦虑母亲与双重系结的困境
那为什么一些人会无法使用元语言,甚至发展成有幻觉的精神分裂病患呢?在所有人的成长和学习经历中,语言都是系统化传授的,而元语言却不会被当成一种正式教育,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其他形式学会元语言。因为在家庭或学校环境里,不同的人都在使用不同语气和说话节奏,不同角色又会有社会分配给他的语言内容,不同场合和时间社会规范也会有所改变(例如节日中某些日常禁令会被悬置),语言模式的错误归类又会引起冲突,所以即使我们并不会正式学习元语言,但会在社交过程中一直积累元语言的经验和应对习惯,理解语言的表意与实意可以不一,并且懂得反思和询问。
元语言的学习其实与语言学习同样基本和自然,在客观上语言的不一致性是正常的,不会导致精神疾病。这意味着,元语言的缺失来源于言说主体自身,而不是出自语言的本性。贝特森认为元语言缺失的第一个构成条件是双重系结(double bind)情况的不断发生:所谓双重系结指的是某个言说者所讲的两句或以上的话之间的意义是相互矛盾的,这导致信息接收者无所适从。它的结构一般是这样的:言说者先提出一个禁令:你不能不做 A,之后又会提出另一个相反的禁令:你不能做 A。接收者不论做 A 还是不做 A,他其实都是既遵守禁令,又同时违反禁令——无论如何他都不能赢,必定犯错受罚。
但好像禅师说话时也会刻意使用双重系结,以让弟子悟道,并不会使他变成精神分裂。因此精神分裂和元语言的无法使用还需要有第二个条件的出现:双重系结的发生环境决定着信息接收者的生死和成长,而且他无法逃离这个环境。这个会持续出现双重系结,而且信息接收者无法逃离的环境就是家庭。
贝特森在自己的研究以及他所参考的资料中都发现,许多精神分裂患者从小就处于母亲对他长期施加双重系结的环境中,而且这些母亲都有焦虑倾向。贝特森所说的焦虑不是今天意义下的焦虑症,而是指母亲对孩童长期抱有的矛盾情绪和自我怀疑。
这位母亲的焦虑理由可以有很多原因导致:孩子性别不是她想要的;孩子的出生是意外;她没做好心理准备就结婚,因而觉得自己的家庭和孩子都是违背她意愿出现——简单来说,她觉得孩子对她自己的自我理解和人际关系构成阻碍甚至威胁。在焦虑母亲—精神分裂倾向孩童(不一定指有血缘关系,只要有这种负责养育和下禁令的成年人和接收禁令的孩童就可以形成这种关系结构)这对关系之中,双重系结的发生是更细微的。
贝特森提出了这样的典型例子:母亲会因为自己的需要或对孩子的厌倦,命令孩童去睡觉,暂时疏远他——这种情况很常见——但是,如果这位母亲有焦虑倾向,她在下这个命令时,立刻又意识到她这样说会显得自己没有母爱。为了达到让他去睡的目的,同时又掩饰自己的厌倦感,以免显示自己没有母爱,她会强调叫孩子睡是因为他累了,“我是为了你休息才叫你去睡”——用一种亲暱的语言表达疏远的指示。
对于这位母亲来说,因为她的焦虑,无论孩子去睡还是不去睡,她都会有负面反应:如果孩子去睡,她会不满他反映了自己的疏远需要,让她意识到自己不是好母亲,之后对孩子作出过度强迫性的亲爱姿态,以弥补这个自责意识;如果孩子不累,她会意识到自己撒谎被看穿,而且不能让孩子暂时离开自己,所以会用更强硬的语气命令孩子睡觉,强迫他相信自己是真的累了。无论如何,母亲的焦虑都会加强,而且这个孩童怎样做,母亲都会对他产生负面情绪(惩罚的产生),不可能赢。
但这两个条件(持续发生的双重系结和不能逃离的家庭环境)本身还不足以导致精神分裂或元语言缺失,而是会促成第三个最有决定性的条件:如果孩子意识到母亲说的话表里不一(表面意义是关心他休息,实际意义是要疏远他),处于高度焦虑的母亲可能会爆发,压抑孩子使用元语言去质疑她的用意,阻止他意识到语言的表里不一致性。
因为双重系结不断发生,而发生的环境又决定孩子的生死、无法逃离,所以他必须学会制止元语言的使用,以满足母亲的焦虑要求。长久之后他无法区分语言的表里意义,没有工具去理解语言模式,而且当他与母亲以外的他者沟通,需要辨认他人信息或表达自己时,就会因为害怕惩罚而不自觉但又自动地排除了元语言。
元语言缺乏的人并不一定会患上精神分裂症,当他在社交经验中察觉到他者的话语有多重意义时,他可能会只选取一个解释,这也不会产生精神问题;但他也有可能回想起长期处身的双重系结情况,开始怀疑母亲一直以来表达的亲密或正面信息其实是厌恶,继而精神崩溃,诱发出精神分裂症。
缺失元语言的精神状况
缺失了元语言,就无法理解意义内容和意义形式之间的不一致——而这不只会影响到日常沟通,也会导致患者不懂区分自己的幻想、记忆、无意识流动的影像与现实和真确感知之间的差别,因为不论是外部活动着的语言还是内在思想,都存在着内容和形式的二元关系。
精神分裂患者或者元语言功能失当的人在社交时也会开发出三种不同的感知习惯:某些病人会将别人说的话的表面意义当成是唯一意义,因而不理解笑话、反讽或夸张修辞,甚至因而作出合逻辑,但是社交不恰当的行动或反应,例如某个人用脏话辱骂病人的母亲,这个病人会以为这句话是将会发生的事件,因而想要立刻赶到母亲身边保护她,这个行动是合乎逻辑的(母亲将受害,需要去保护她),但在社交上是过敏和不恰当的。
另外一些病人则相反,觉得别人所表达的表面意义都是假的,背后必定有什么隐喻,变得多疑和恐慌,害怕被对方欺骗。例如某个陌生人对这类病人说“今天天气很好。”他可能会以为这个陌生人想要加害于他,或者是对他作出性暗示,而真实意义只是礼貌性地问好。
另外还会有退缩性和冷漠僵硬的倾向,病人因为拒绝使用元语言理解自己和他者的沟通用意,因而将任何话语都一并当成无意义,对自己与他者的社交需要不当一回事。
严重的精神分裂患者甚至会有幻听、幻觉或错误信念。在这些症状中患者自己在用象征说话和思考,但因为他缺少了分辨模式的能力,不能把象征定义为象征,反而以为自己的言语或思想的字面意义就是真实意义;幻听则是他脑海里随机浮现的声音,但他却无法将它们辨认为无意义,反而把这些声音感知为有不可见但存在的人与他对话。
换句话说,“正常人”与精神分裂患者其实一样,都会有幻想、象征性思考、零碎的记忆影像或声音,但前者在元语言的辨析功能下能够过滤和区分清楚真实、外部与幻想、内部的语言和思绪,而精神分裂患者则因为被压抑了区分字面意义和真实意义的能力,任何浮现在脑海中的语言都会被一并当成外部而来的真实刺激。
延伸阅读——
《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精神病是大脑问题?还是因创伤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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