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智的政治学说——政治的神学，一种仍未进入大众视野的研究方法
对共同体和权威的思考方式
政治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可以说是人文学科中最受欢迎的一个小分支。然而，任何涉及到现实（与纯粹的逻辑和概念相比）的应用性人文科学都必定以不同程度或不同角度谈及到人类政治，这使得政治哲学虽然有广泛作用，但好像缺失了一个学科应有的清晰界限。
如果要强行为政治哲学划分一些针对性的内容，那我们似乎不应该从它所谈的对象（政治活动和结构），而是要从它的方法出发理解：政治哲学不将任何政治现实的元素当成一个不需反思、被给予的事实（given fact），而是要有意识地用理智解释、推论和构想政治现实的根据和各种可能性。
政治哲学的重点是“理智解释”，这个方法和原理相对于以法学、权威和传统来解释政治。理智解释与权威和传统解释的差异非常明显，后两者将某一些元素看成是已有真确性的第一因，它们的思考会围绕著这些第一因的衍生物或对抗因素，但对这个第一因本身不作质疑（例如：权威说了算、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生活）。
法学解释与理智解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这两者都会以推论为核心方法，但是法学仍然需要将现存宪法看成最终真确性，如果宪法与时代的伦理要求有不一致的地方，法学家和法院也不可以超出宪法规限，以纯然理智或道德信念来解读和判断现实纠纷。
政治哲学作为一种反思活动，可以说有一种特权，不需要以任何一个现存东西为解释的最终根据（这也是政治哲学受欢迎的主要理由，但也因为这种特权，它的任何解读也不会有真实和直接的决策效果），而是要反思全部元素，论证这些元素在理智上或人性上的必然性。如果说现代性的最大特征就是祛魅（Disenchantment），那么政治哲学的诞生就反映了现代思想的形成。
马基雅维利：政治的重点是“实际上做什么”，而非“应该做什么”
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和启蒙运动时期之前的霍布斯都被看成现代思想的起源，便是因为他们已经有意识地祛掉权威的神秘性，要用理智来穿透它，理解它如何来自一些人性的先天预设。人类一直思考政治体应该怎样构成，但是如果只反思政治体的构成，而没有有意识地谈到权威的理智来源，那么这种思考只能被称为政治学，还未到政治哲学的维度。粗略来说，政治哲学要做的，是先思考人性的必然性，然后再构想权威及政治体的可能性，以及评估现存政治的价值和应然去向。
我们今天谈的政治的神学（Political Theology）也是一种以理智方法解释政治的反思活动，但仍然与当代政治哲学有著重要的区别。德国法学家施米特（Carl Schmitt）引入政治的神学概念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它的地位即使是在学院里仍然相当边缘，而大众对它几乎未有听闻。但政治的神学的独特研究方法和视野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它，而且它也是当代哲学的一个重要构成元素和思想来源。
政治的神学不是政治化了的神学
一说到神学，不在欧美基督教教会背景下的我们，可能会将它看成一种服务基督教教会和教条的伪科学学说。相对于前现代，基督教神学在西方社会的重要性当然也大大下降，一直与神学密不可分的哲学，在今天也已经可以完全脱离基督教的影响。那么政治的神学是一种回归前现代或迷信的复古研究方法吗？这涉及到我们要如何看待神学。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政治的神学并不是政治化了的神学（Politicalized Theology），有不少人认为神学既然是研究上帝或万物起源，就应该有一种纯洁性，与世俗和现世社会区隔开。这种视角下的神学是非政治的，因此所谓政治的神学只是一种变质或堕落了的神学，甚至是为政教合一、神权政治服务的学说。
这种见解在后纳粹时期的德国神学界和法学界都颇为流行，在纳粹党掌权之前由新教徒改宗为公教徒的基督教会史家皮特森（Erik Peterson, 1890-1960）可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皮特森的改宗起源于他反对政治与宗教、世俗与神圣之间合流，他认为新教一直有模糊政教界限的危机；到了1933年希特拉掌权，这个危机成为事实，更让他确信宗教必须独立于政治。
然而，即使我们认同政教分离、宗教势力不应该以非理智的话语方式干涉社会生活，但也不等于要将宗教和神学排除出政治领域之外。从现代政治的方面来说，出于普及性和民主性这两个特质，社会上任何成员和结构都有权力和义务分担或参与政治决策，任何宗教的信徒当然都不应该被排除；而从基督教教义来说，神学以至是耶稣的教诲本身就有强烈的政治和社会面向——换句话说，一种非政治的、“纯粹”的神学不论在现代政治还是基督教教义来看都不是正当的。神学并没有被政治化，因为它本来就有政治表达的内容在其中。我们绝对不能将政治的神学这个概念理解为被利用来服务统治阶层的神学，因为任何样式的神学都在服务某种政治图景，而政治性本身并不是一种错误或变质。
延伸阅读——例外状态的政治哲学(III)：社会被磨平后，管治成为纯粹技术问题
政治的神学作为研究方法
简单来说，神学是研究神及万物起源的一种学说，它来源自某个宗教，因而需要诠释宗教典籍和教条的概念和逻辑，并且以此来解释和指导世界。虽然基督教（先不论其宗派）的神学著作最为有名，但广义来说，任何一个宗教都有它的神学。
虽然人们可以相信现世社会和来世、神的领域对立，然后拒绝神学与政治合流，但神学永远有著一种政治倾向和共同体意识。既然如此，为什么施米特又需要提到“政治的”神学？这不是一种多余的形容词吗？
施米特的故乡抵抗了俾斯麦在德国统一后发起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f），一直保留公教传统和教廷影响力，拒绝改宗新教（Protestantism）和完全投入自由主义文化，他本人也自豪于这个德国公教徒（Catholic）身份。虽然如此，当施米特重新引入政治的神学一词到法学和社会学时，他想要做的不是提出一种新的或者更有政治意识的神学，而是要建构一种社会和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从神学论述理解同时代的政治论述。
因此政治的神学本身并不是一种以辩护宗教为目的的新式神学，也不完全是用理智解释和建构共同体图景的政治哲学，而是一种对比神学、形而上学和同时代的政治理论和国家学说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当然，对上帝和世界起源的信念和政治理论之间有相关性并不是什么新发现，以普遍人类解放为任务的马克思主义一直都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概念和意识形态理论来理解宗教信念的经济关系来源，因而他们的行动并不会停留在宗教教条的辩解，而是要从经济关系的转型来挑战宗教力量对大众的枷锁。其实我们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也是某种政治的神学立场。
然而，除了将宗教信念归纳为经济关系的反映外，政治的神学也可以有各种取态和立场，它本身只是一种研究方法和视野，并没有预设神学和政治、经济等现实问题之间谁是因谁是果，它甚至没有预设政治行动的倾向。这可以说是政治的神学和政治哲学的最主要差别：政治哲学的理智论述也隐含著一种对应然性的倾向，有政治行动或政策管理的目的，而政治的神学更想要做的只是分析人们的世界构想与政治论述之间的同构性，并不预设行动或应然性的主张。
因此，对施米特来说，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还原论倾向方法并不是必须的，他甚至不认为神学只是一种统治阶层用来迷惑大众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对世界秩序的构想。人们如何构想总体世界的秩序，也会决定他如何理解政治，反过来说，一个人对政治的理解和预想，已经预设了他怎样理解世界的构成形式。
延伸阅读——现代社会流行“去政治化”，但政治差异与友敌关系是不可化约的
无神论者也有神学？
对施米特来说，神学既然指的是世界秩序的构想，而不只是某个特定宗教的理论学说，因此他的政治神学也可以用来研究任何一个论述，包括无神论者的世界构想。但这样说听起来非常奇怪：无神论者为什么又会有神学？为什么施米特不将这种研究方法称为“政治的形而上学”，以容纳更多不同主张的世界理论，反而要保留神学这个名称，并且古怪地将自然神论、无神论都归入成某种神学理论？
这是因为施米特认为无神论也只是一种预设和信念，而不是一种完全理智和绝对客观的知识体系——他认为任何世界理论和以此为基础的政治理论都必定带有主观信念，理论家或信仰者在推论其理念之前已经对世界的性质作了一个决断，换句话说，任何政治理论都有非理智的面向。
例如，当代流行的平等主义认为社会中的各个元素和各个成员都有同等地位，权威的存在和合法性也是因为全部成员将自己的权力让渡给它，以防止个体之间的残酷竞争做成不公平甚至是社会集体的崩溃，因此权威并不能做出僭越人民意愿的滥权行为，也不能够纵容某个社会成员占据更多的权力。施米特并不反对平等原则，也不是认为一种不加以控制的个人主义更正确，而是要指出这种平等主义预设了一种世界观：性质（Quality）差异的事物可以被看成权力量（Quantity）均等的交换单位。而这种世界观本身是一种信念，因为“性质差异的事物能够被看成平等”，以及“性质差异的事物不能够被看成平等”这两个悖反的命题，在理智推论上都能够成理，无法完全驳倒对方——理智推论不能决定哪一个命题正确，哪一个命题错误。
采取基本命题来建构理论，已经溢出了理智的范围，而涉及到信念：纵使平等主义者可以用理智来推论全部社会成员和结构之间的平等秩序和从属关系，但将成员看成能够互相交换，社会不存在一个中心结构，本身已经是一种信念上的跳跃，一种认为世界是这个样子的决断，而不是纯然紧密的推论。
既然任何政治立场和它预设的世界观都只能够是主观信念，不会是完全客观、唯一正确的知识，因而政治的神学要调查或分析的并不是哪一个世界观在理论上更真确，这对施米特来说是一个假问题。世界本身就有杂多的秩序，人们也必然有无数种世界理论和政治理论衍生，一个信念必定和另一个信念发生斗争关系，在本质上就无法以理智思维来化约和整合，我们也不可能站在一个无立场的纯理智或普遍性的高度去评价不同的信念。
当然，将无神论者或平等主义者的政治构想也理解为一种特殊信念只是政治神学的起点，我们还没谈到这种理解会生产出什么样的视角和现实分析。我们很容易理解明显的神论和政治理论的关系，例如印度教经典中的瓦尔那（Varṇa）宗教性概念支持著印度社会的种姓不平等制度。然而，自由主义、平等主义等不需要宗教经典或超现实构想来支撑的政治思想，又会有什么样的世界信念？这种世界构想和政治理论之间的关系不像印度教和种姓制度那样，能够被我们容易发现，但却也是施米特毕生研究的重点。
因为篇幅所限，我们会在之后的文章继续介绍施米特的政治神学研究以及他对现代政治理论的见解，以及简述其他非理智的政治学说（例如尼采哲学）如何分析启蒙运动后的现代政治生活。
非理智的政治学说（下）——无法可依的建国过程才是法律的真实根据
_________________
下载《香港01》App ，按“＋”号加入《哲学》抢先看文章：https://hk01.onelink.me/FraY/hk01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