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渊大饭店》:法兰克福学派的父亲结

撰文: 吴冠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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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冠纬

 

每个儿子在父亲眼里都是不成才的,而儿子只能在顺从或反抗中找寻父亲的形象。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曾写下这段话,“如果佛洛依德不是在日耳曼─犹太语言文化的环境中探究,那么我们可能就没听闻过‘伊底帕斯情结’”。法兰克福学派(The Frankfurt School)第一代学人,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

马库色(Herbert Marcuse)等,均为德国籍犹太裔;他们的父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时,因经商致富,进而跻身务实的中产阶级并融入德意志社会;然而,这些同化犹太人(assimilated Jews)之子却没有照他们的期望脚踏实地、成家立业,反而追求著看似无用的哲学专研。

 

欢迎来到深渊大饭店

英国左翼出版社 Verso 今年(2016)出版的《深渊大饭店─法兰克福学派众生相》(Grand Hotel Abyss: The Lives of the Frankfurt School),是由卫报(The Guardian)艺文版专栏作家 Stuart Jeffries 所作,搜罗了法兰克福第一、二代学人的轶事。尽管有些部分读来过于臆测,但书中的故事赋予法兰克福学人更立体的生活形象,也对法兰克福学派杂揉马克思主义及佛洛依德心理分析的批判理论,找到更生活化的论据基础。“深渊大饭店”是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György Lukács)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之词,认为这些学人沉溺在遥不可及的理论殿堂,其实只是无用的虚无主义而已。同样的,当68学潮爆发时,学运领袖 Rudi Dutschke 及 Daniel Cohn-Bendit 也不见得认同法兰克福学派将理论跟实践分开的作法。这些曾被奉为左翼批判的教父们就此被请下神坛:例如阿多诺在课堂就曾因为他不赞同当时学运的街头路线而被学生当众羞辱。

从第一代到第二代

家父长的权威是两面的,一方面期望儿子发展如自己的意想,另一方面也希望能给儿子最好的资源。马库色的父亲就给他一栋公寓及古董及出版生意的持分,好让马库色在完成一战兵役“拍马屁”(马库色担任工作是在马厩)及佛莱堡大学博士学位后,经营了六年的书商生意。阿多诺则是第一代法兰克福学人最养尊处优的公子哥儿,即便是两次大战的兵马控偬,他还是能够维持著惬意的生活品质——1922年开始经济大萧条时,阿多诺全家还能到义大利奢华渡假,更不用说二战期间,阿多诺的流亡地点仍在牛津、纽约、洛城等物价高昂的地方。阿多诺的父亲是法兰克福一带的大酒商,当年为了娶信仰天主教的义大利女伶 Maria Cavelli-Adorno,也因弃犹太教改宗而闹了家庭革命。带有天主教真正“西方”的优越感,更使得阿多诺能够在发展其思想体系上更加容易抽换“西方—犹太”的族裔认同,来开启启蒙辩证。而阿多诺的家境优渥,雄厚的经济及文化资本,也让他更能自信流畅表达自己,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话事人。

法兰克福学派杂揉著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心理分析对家父长权威的依存及取而代之,从第一代法兰克福学人的资本家父亲的父子情结,或许也能找到生活化的论据;然而,当这些法兰克福学人成为德国学界的山头时,却也扮演著智识界具有权威的父亲。待到发展到第二代时,法兰克福学派的父子情结也从家族父子关系转移到知识师徒关系。第二代的法兰克福学人,年轻时也曾参加青年团的哈伯马斯,是阿多诺的第一任研究助理;其日后发展自身的思想体系是有别于第一代深陷于德国黑格尔—叔本华悲剧论的历史观,反而回到康德建构式的道德蓝图。哈伯马斯念大学时就曾公开挑战海德格的纳粹倾向及其思想体系的“德意志内在性”,算是开启自己无役不与的公共知识份子之路。锋头正健的哈伯马斯,不只在学生刊物、报章杂志发表己见,更在50、60年代的欧陆风起云涌下意气风发,例如与当时代表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的基民党议员且社会研究所委员会主席的 Franz Böhm 激烈交锋,使得 Franz Böhm 指责哈伯马斯及其学生团体激化政治对立,是左派法西斯;有趣的是,若干年后,哈伯马斯也用同样的话来批评 Rudi Dutschke 为首的德国68学潮。

当时 Franz Böhm 的指责对社会研究所造成很大的压力,而且哈伯马斯的锋头实在太健;尽管霍克海默怀疑哈伯马斯有些文字是出自于同僚阿多诺之手,但为了社会研究所能够继续拿到政府经费,还是赶走了哈伯马斯。这也不是霍克海默第一次斩断同侪后辈的学术之路,例如本雅明的教授升等论文没通过也是因为他;之后,哈伯马斯到了马堡投靠由马克思主义者Wolfgang Abendroth领导的马堡学派,完成了教授升等论文,也就是日后名闻遐迩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哈伯马斯日后回到法兰克福大学,展开了与上一代“深渊大饭店”法兰克福学派思想体系的断裂:一方面承袭法兰克福学派在欧陆思想的位置,另一方面借由现代性重建计划连结上自由主义为首的英美思想体系,完成了法兰克福学派在知识上的伊底帕斯行动。

 

此书在最后一章,以Jonathan Franzen在2001年的小说《修正》(The Corrections)最后的“伊底帕斯行动”作结:自学术界转行到媒体界的故事主角卖光所有批判理论的书丛——那些他一本一本从书店捡买回来的——就为了换点钱讨好新认识的女友。事实是,面对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法兰克福学派之批判虽仍旧有效,但同样地背离了现实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问题;批判理论只陷溺在哲学理论的深渊,而无法提出实践的解决方案,就像《深渊大饭店》这本书最后提到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废青,也就是那些成千上万过劳、低酬的劳动者,虽看似被史上最大社会主义革命强国中解放出来,却只是为了世界另一端那些玩著平版的消费娱乐,而游走在剃刀边缘。法兰克福学派的“深渊大饭店”与其说是理论的虚无深渊,倒不如说是资本主义的深溺其境:You can check-out any time you like, but you can never le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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