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戴耀廷对话──和平非暴力原则毋须恪守了吗？
2013年1月16日，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占中三子”之一戴耀廷发表了“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信念书，希冀借由公民抗命的方式争取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信念书中提到，“争取在香港落实民主普选所采取的公民抗命行动，虽是不合法，但必须绝对非暴力”，戴耀廷在入狱前接受访问时曾强调，每人有不同信念，而他坚持的是和平、非暴力抗争，他只会推动这个，不会参与赞成暴力的公民抗命运动。
然而今年10月15日，戴耀廷对外发表了《反抗专制与政治洁癖》一文，文中提及面对现时《逃犯条例》修订所引发的一连串社会抗争，抗争者必须恪守一些政治道德标准，但不用将此标准订之过高，只要不违背争取公义的目标即可。距离占领中环已经过五年，这期间是否也让戴耀廷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与转变？
“我自己还是会遵从和平的原则，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和你怎么看其他人做什么是两回事。”当问到戴耀廷是否认为，在目前社会状态下已不需再严守和平非暴力原则时，他开宗明义便强调，自己对于和平抗争的信念仍未改变，只是当社会出现重大转变，某些人采取较为激进的武力时，不应一味谴责谩骂，而是尝试理解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社会运动的运作是否也要跟着作出调整。
“我有一些不同的反思，过去我们太过强调跟从自己认为对的原则，所有人都应该跟着这个原则去做，没有跟随就是错的，在2014年是有这种想法。”戴耀廷停顿了一下又解释，其实占中时这种原则也没有很强烈，只是判断在相对保守的香港社会，要推动公民抗命极为困难，只能订定较高的标准，让更多人接受这场运动。
社会难谓公义 可放宽暴力界定？
他提到，当初公民抗命所参考的模式，是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及罗尔斯（John Rawls）所要求的定义与条件，而两人谈及公民抗命时的背景，都是以一个接近公义的社会作为前提。如今香港正慢慢堕落，已难谓是个接近公义的社会，继续紧抱原先标准去看香港的社会运动太过“离地”，反而让许多无法达到抗争要求的人被边缘化，如同美国民权运动时极端路线的麦尔坎．X（Malcolm X）被非暴力的马丁路德金边缘化一般，但其实民权运动的成功，两者都功不可没。
若真如戴耀廷所言，香港在警察与制度暴力之下，已处于“难谓公义”的社会，他为何还要坚持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抗争？
“这是我个人信念的问题，源自于我的基督教信仰，但就算读同一本圣经，大家也会对内容有不同见解，同样是基督徒，有些人可能坚持和平非暴力，有些人可以不完全接受和平方式，所以我们要分别我要求自己跟要求别人，不一定会是一样的。”
何谓“有原则暴力”？每人标准不一
戴耀廷解释，他自己对暴力的使用订了很高的标准，但没有权利以同样的标准要求他人，有些人或许标准比他更高。他举例，如果今天有人对他进行攻击，他只会防卫或逃离，而不会反击攻击者，若是一名孩童受到生命威胁或身体受到伤害，他一样会为了解救孩童攻击施暴者，但在完全和平主义者眼中，他这种行为同样难以接受，每个人对于使用暴力的原则与标准都不尽相同。
他强调，当香港在趋近不公义且制度暴力的情况下，要求抗争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暴力已不切实际，但也不代表可以使用任何、任意的暴力，而是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有原则的违法使用暴力”。
但在极其复杂的社会情境之下，警察以暴力制服示威者可以解释为“情况危急下的适当反击”、“维护社会秩序所必需之行为”；激进示威者同样会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对抗暴政”、“表达诉求”，不论警方或示威者，每个人必然都认为自己的暴力行为是为达一定目的而情有可原，如果每个人的标准不一，那所谓“有原则的暴力”，其界定是否过于浮滥？
“这就是大家要讨论的事情，大家使用暴力的原则是什么？现在这个讨论还不够，我们需要一个公共讨论的过程，把所有相关资讯都掌握后，大家去讨论什么情况下应该做出什么判断，凝聚出多数人的共识去影响较为激进的示威者，这也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
和理非应带出讨论 反思使用暴力
马丁路德金所提出完全非暴力的标准，在戴耀廷看来已难适用于香港，但香港也不应该因此走向极端暴力，他说，撰文的目的就是希望提出一个自认较一般人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并带出大家的讨论。他承认在目前的状况下，要能理性讨论使用暴力的界线与原则并不容易，但如果每个人都仔细思考过后才有所行动，可能会有更好的结果。
他指出，政府常呼吁“和理非”应与勇武割席，并对暴力情况予以谴责。但“和理非”的责任不在于谴责或阻止激进示威者的行为，尤其在社会不公义的情况下，政府同样纵容了制度暴力的产生，“和理非”没有权利与责任，更没能力阻止他人行使暴力。戴耀廷认为，“和理非”只要理解激进示威者的想法，尝试说服他们“你的想法不一定是对的”，并提出多数人能赞同的原则，便已做到该做的事。
戴耀廷认为，目前最困难的地方在于，当抗争者把焦点对准政府的制度暴力时，对于何时能使用怎样的武力已经难以判断。以他自身的标准，有原则的暴力应该仅限于正当防卫的情况，且只能使用对等的武力，并在达到目的后就应停止。
“譬如有警察在拘捕示威者，你如果认为拘捕不合理，尤其是现在没有人相信警察的时候，你要把这个人救出来，那只要做到能救出这个人的武力就足够了。如果这个警察是落单的，没有去攻击或拘捕任何人，就让他走了吧。或是示威者为了减缓警察行进速度把汽油弹扔在地面，那或许可以接受，但如果是扔在警察身上，那这手段已经超过了，因为警察还没施用致命的武力，所以一切还是要问你自己的原则，你要解释为什么要做到这个地步？要达成什么目的？这个方法是否符合手段？”
情境背景复杂 如何形成共识？
假想多数人都形成共识，与戴耀廷相同，把原则设定在紧急防卫的情境下，才能以适当、有效且对等的武力防卫，但每个人对于紧急的定义都不尽相同，有些人觉得等警察出手后再防卫就好，有些人可能觉得一看到警察就要围堵，让他无法找同伴增援，甚至有人会声称，对警察或白衣人的攻击，也是为了避免日后受到对方暴力报复的做法。当社会背景如此复杂时，每个人在当下总会在大原则下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解释，这原则要订到多么细致明确，才有可能形成标准一致的规范？
“所以除非你是绝对的和平主义者，连破坏物品也当成是暴力，不然在每个人对防卫危险的主观认知不同时，真的很难做出判断。”
戴耀廷承认，在他文中引述的《A Duty to Resist: When Disobedience Should Be Uncivil》虽然对此有深刻的分析，但也只是说明了当政府纵容制度暴力去威胁其他人的生命安全时，可以使用有效对等的武器去抗衡，但对于具体的判断同样没有太细节的说明。
“但其实你看到有些抗争者会出现‘私了’的情况，也有人会去保护那些被打的人。如果再发生有些人已经没有攻击力了还被继续殴打的情况，却有更多人去保护的时候，代表民众希望这种情况不再出现，也代表大家反思的能力慢慢成熟了。不需要大家写出来说我们同意什么，看具体的行为就能知道，大家是不是接受了某个原则。”
他强调，没有大台不代表大家形成不了共识，这场抗争具有自学、自我修正的能力，他的撰文绝非要鼓励使用暴力，而是批判政府与绝对和平主义者的说法太过“离地”，并希望“和理非”能讨论使用暴力的原则问题，也让前线借此反思合理的界线。
在示威者心中，“公义”两字可能早已遥不可及，但示威者或许也能从戴耀廷的说法中思考，我们的行为是否基于一直以来所深信的崇高理念、是否为了达成向往中的理想社会，抑或在对抗强权的过程中，使得我们与心目中强权的模样愈来愈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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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86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0月28日）《与戴耀廷对话—和平非暴力原则毋须恪守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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