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抗命．三】如何让“暴力”不成为抗争运动的焦点

上文提及，在近期一连抗争事件中，我们不时见到有报道指出有少部分抗争者出现向警方扔掷石块、铁条，或是如同7月1号时以相关器具破坏立法院内外相关设施的情况发生。当示威者或因情绪过于激昂、遭到警方的阻拦镇压、或基于有其他原因，而有一般民情认为“暴力”的情况出现时，政府及示威者又应如何面对？台湾清华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陈弘儒陈弘儒认为，警方在面对少数被社会大众视为“暴力”的情况时，应与整起抗争行为切割出来单独处理，不宜轻易将抗争活动定性为“暴力”；而示威者也要注意其目的与手段间的紧密关联，才不至于让整起运动的诉求因为暴力一词所掩盖。

承接上文：【公民抗命．一】从太阳花学运到冲击立法会　非典型的抗争【公民抗命．二】面对警力镇压　台港示威者反应大不同

“当然，如果在抗争现场出现少部份我们一般界定的‘暴力’情况，警察当然必须有执法行动，但这部份应该独立处理，因为它不代表所有参与抗争群众的行动特色。”陈弘儒强调，七一当天在立法会外冲击玻璃墙、最后强行冲入立法会内的人数，远低于参与七一游行的人数，因此，警方不宜对所有抗争群众进行高强度的镇压，或将整起运动轻易定性为“暴力”，否则将忽视运动大多平和的过程。事实上，特区政府及警方在回应七一示威活动时，已区分为和平游行及暴力冲击。“去冲撞玻璃等行为在某程度上当然应该谴责，但需不需要花太多精力在这个部份？我个人是比较迟疑，因为‘暴力’这个词本身就有很强的道德负面标签，在讲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不是在描述一个行为的特色，而是贴上一个道德评价，到最后大家就只会聚焦在‘唉哟你看，这就是暴力’，原本应该要关注的议题跟焦点很容易就被移转掉了。事实上，在不服从中，暴力与财物损害是可以被区分的，例如Gene Sharp在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一书中，也认为暴力与非暴力二分法是过于简单，并且将财物损害（material destruction）独立出来。 ”

陈弘儒的说法，与有份占领立法会的示威者之一、《香港民族论》编者梁继平事后接受传媒访问的说法不谋而合，他也“不希望公众只记得破坏的行为”。然而，这浪漫的期望与香港的现实之间，仍有很大距离。在太阳花学运时，反对方常会以“暴民”形容攻入立法院及行政院的示威者，并以“暴民就该镇压”、“不需要管暴民说什么”等口号声援政府；时任行政院院长江宜桦在太阳花学运五周年接受电台采访时，也愤慨地重申冲入行政院内抗争的民众是“土匪强盗般的暴民”，他从不后悔以警力镇压，而抗争者事后倒也不以为意，甚至常自称“暴民”自嘲。然而，在向来讲求“和理非”的香港，社会大众仍较接受以上街游行等温和节制的方式表达诉求，这也是2014年的伞运中群众与大台之间的分歧点，即使有激进抗争者认为和理非的方式根本没有效果，但仍有大部份人坚持必须坚守最严格的“非暴力”原则，才能在香港争取最大的支持。尽管在本次运动中，勇武派与和理非之间看似已不再分裂，改而采取“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方式分进合击，但群众仍对政府是否将抗争定性为“暴动”十分在意，就怕在相对理性和平的民情氛围下，“暴力”一词恐会触动港人的敏感神经，而使运动失去正当性。

陈弘儒认为，虽然行动的可接受度与是否暴力不一定有必然关系，但他亦提醒，行动时必须考量到手段跟目的间的适当性，思考行动的目的、所要诉求的对象，以及想达成的效果是什么。若要寻求社会大多数支持的话，可能要考量大众是否接受这样的行为；但如果目的不是为了寻求支持，而是要唤起社会关注的话，那重点就在于行动的过程。他说：“不服从的风险之一就是最后可能会失焦，抗争者主观预期行动后产生的效果是在哪部份，观看者接收后产生的想法又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动态的过程。如果说行动后变成大家都聚焦在暴不暴力上面，那可能就是不成功的。一个好的行动者如果认识到行动手段，会掩盖掉运动正当性的讨论，他在下次行动便会稍作修正，让手段跟目的之间取得平衡，但要怎么修正？还是要依具体的情况来决定。”

若尝试厘清示威群众对于7月1日当天试图攻占立法会的原因，我们会发现其实每个抗争者各有因由，有些人表示立法会早已失去职能，进行破坏只是突显立法会存在本身的荒谬性；有些人认为和平手段已用尽，升级占领行为始能给港府更大压力，使其正视抗争者诉求；有些人在绝望感笼罩下，悲观地认为已无路可退，唯有放手一博方有一丝契机。每个人的出发点都有所差异，确实难以归纳总结。当社会已经转变 港府应如何应对陈弘儒说：“罗尔斯式的公民抗命概念有很强的清晰性，强调争取民意的支持。但如果现在的抗争者着重的是要表达不满、要大众关注到这些诉求，或者要向政府官员施压，希望政府官员接受这个诉求，这其中就有些微的差距了。当然罗尔斯只是我们理解现实世界的起点，而不是一个终点，社会总是会发展出不同的公民抗命概念观，但政府要怎么面对这个转变就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

他表示，从这次一连串抗争可以看出，香港的社会运动参与者的个体性都很强，好处就是每个人都能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行动，但不好的地方是较难达成整体目标。他建议，清晰表达诉求仍是比较好的发展方向，而且要加强手段运用和目的之间的紧密关联性。陈弘儒最后提醒，反修例运动对抗程度已逐渐提升，由于个体性高的特质，政府难以预测双方的后续互动关系，当局唯有虚心面对抗争者的合理诉求，并深入理解民怨何来，才能消解社会不断攀升的情绪与矛盾。

上文节录自第170期《香港01》周报（2019年7月8日）《从太阳花学运到冲击立法会　非典型公民抗命如何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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