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公祭日成中日关系信号灯　日方无空间回避历史问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13日亲临南京大屠杀80周年公祭，随行的还有数位党政军政治局委员级人马，政协主席俞正声亦到场发表讲话。日本近年多次向中国释放善意，似乎有意改善中日关系，然而这次公祭体现了中国重视历史问题的意识：尽管中日关系应当进一步缓和，但在日本政府彻底正视历史问题之前，中方仍会有所保留。

自2014年全国人大设立全国公祭日开始，每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馆均会举行隆重的国家公祭仪式。自习近平在2014年出席典礼并发表讲话后，随后两年仅由政治局委员级别的人大副委员长李建国，以及中央组织部部长赵乐际，作为最高级别官员出席。

在80周年这样重要的纪念日，以最高规格进行仪式属应有之义。今年的公祭规模与2014年类似，除代表中共和国家最高领袖的习近平外，政协、人大、国务院乃至解放军都派出代表；出席人员中，丁薛祥、刘鹤、许其亮、黄坤明均为刚刚当选的政治局委员。尽管俞正声和刘延东已卸下党职，却依然位列党和国家领导人排名前列。对比往年国家公祭典礼的演讲，俞正声今年提到中日关系的部分，尤其值得注意。“中日两国是近邻，是搬不走的邻居。中日民间交流历史悠久，底蕴深厚。中国有意继续深化与包含日本在内的周边国家的关系。”语气之温和，是历来演讲中首次出现。

不过，尽管语调好转，但借此庄严场合，中国继续向日方展示清晰信号：对于南京大屠杀这类事关中国人民感情和尊严的问题，中国的态度十分坚定，不会因为两国关系的高低而有所松懈。

    中日关系的两道墙

上月11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习近平在越南岘港会晤。当时，安倍晋三刚刚经过大选洗礼，习近平也借由中共十九大奠定地位。习近平罕有地在酒店过道等候安倍，并将其引入会议室，而会谈气氛亦一改2014年的苦闷与尴尬。会谈期间，安倍提出希望在明年访华，并期待习近平访问日本。

在紧接进行的东盟峰会上，安倍更向记者表示希望以201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年为契机，尽可能改善双方关系。日本外相河野太郎11月13日在电视节目中亦提到，希望能在年底至明年1月举行中日韩首脑会议，进而实现中日领导人互访。可见，安倍晋三改善中日关系意图明显，态度急切。而期待中的访华行程也可能在2018年实现。

对中国而言，改善中日关系的前提，必先解决两个问题，其一是持久存在的历史争议。自小泉纯一郎携内阁参拜靖国神社以来，北京方面便认定日本右翼势力对政府有较强的影响力，其后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右翼史观教科书，更加强北京抱持这种看法。安倍晋三在任期间，任命曾否认南京大屠杀百人斩、鼓吹战争合理化的稻田朋美为国防部长，亦使他的“右翼”形象再次被认证。

另一问题，则是2012年日本宣布国有化钓鱼岛，所引发的持续安全竞争。在中国看来，这行为破坏了中日两国的互信。日本政府随后通过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和《防卫计划大纲》，更是将钓鱼岛的对立长期化，中国外交部彼时直指此举“渲染中国威胁论”。当时，正值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日本便抓住机会扩展军备，加强对华军事制衡，使两国互信踏入恶性循环。

2014年后，中日双方在安全问题上的矛盾开始缓和，两国恢复交流。尽管该问题有待解决，但可以看出中日关系已有不少进展。今年11月，两国亦在上海的高层会议上达成设立热线和冲突解决机制，防止东海和钓鱼岛擦枪走火。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好转，先是习近平在越南摆足礼节与安倍见面，再到俞正声话语中积极正面的中日关系，不排除日本在最近对中国的频频示好之内，包含了在钓鱼岛方面对中方提出更实质的承诺。作为现实主义政治家的安倍很清楚，在中美关系逐渐回暖的今天，于安全问题上发力并不明智。

    历史争议持续纠结

相比近几年出现的安全冲突，历史问题困扰两国的时间似乎更长，而且分歧亦更加根深柢固。踏入新世纪以来，中、日、韩三国曾两度提议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却屡次功败垂成。更为棘手的是，安全问题尚可通过政府间的沟通纾缓，但在历史问题上达成共识，不仅需要政府努力，更需要国家内所有政治派别，乃至一般民众的参与。

一直以来，日本首相和政府在重大纪念日均会发表相关谈话，否定二战时军国主义政权所犯下的过失。直至1995年的终战纪念日上，时任首相村山富市发表经典的《村山谈话》，承认日本借由殖民统治和侵略，对许多国家的人民造成重大伤害与痛苦，并郑重道歉。

至今，日本政府对于二战的官方立场并未偏离《村山谈话》。2005年小泉纯一郎的终战谈话中提及：“我谦虚地对待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而安倍晋三在2015年亦做出类似表述：“我国对在那场战争中的行为多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更提到这些历代内阁的立场今后也将是坚定不移的。

听其言，仍需观其行。尽管日本对待二战的官方说辞同德国并无差异，但在实践转型正义以取得邻国信任上，却远远不及。目前东京市内仍找不到一座国立纪念馆，是纪念在二战中受到殖民统治和战争罪行的受害者，这正是缺乏应有之义的表现。相比之下，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便矗立在柏林国会大楼附近，而几乎每个德国大城市都设立相关设施，缅怀逝者，警惕后人。而在慰安妇问题上，日本各界的表现更令人侧目。

美国三藩市议会上月26日决定受赠一座纪念二战时被日军当成慰安妇的少女雕像，随即被右翼政党维新会执政的大阪市解除了友好城市关系。早前韩国民间人士在釜山日本领事馆外设立慰安妇铜像，日方更召回驻韩国大使及驻釜山总领事抗议。尽管日韩早前已就慰安妇问题解决达成协议，但在大部分韩国人看来，日本以协议为由，禁止铜像设立，似乎只是用金钱赔偿掩盖历史，丝毫没有反省和道歉的意味。

这也是周边国家仍对日本保持怀疑的原因：在他们看来，每隔十年的终战谈话不过是重复口头上的说辞，意图麻痺和隐瞒国际社会，或堵住周边国家的嘴。而日本对于战争的态度，却是一如既往的暧昧。

    收窄分歧之路漫长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林泉忠早前接受《香港01》访问时提到：“日本坐了亚洲头号交椅差不多一个世纪，然而，随着中国崛起，进入21世纪后，逆转的势头愈来愈明朗。日本人不认为自己已经被中国超前，这种想法其实相当普遍。过渡期有一个特征，就是大家都未做好心理准备，两国国民欠缺心理调适，便容易有摩擦，令民族主义高涨。”一直以来，有看法认为日本存在类似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维模式：顺从强者，忽视弱者。这种阴霾似乎一直笼罩日本社会—历史的责任归属并不重要，只需要当下强过对方，便以为能将历史责任一笔勾销。

自甲午战争起，日本的综合国力都强于中国，更远甚临近的韩国。当面对局势逆转时，惊恐、困惑和焦虑必然交织产生。在中国方面，军事和经济力量虽然增强，国民却未有“大国风范”，在此情况下，民族主义也容易滋生和高涨。在未来的几年乃至几十年内，日本对于中国的焦虑和不安只会持续甚或加剧。

对于上升期的中国而言，在妥当处理与邻国关系，尤其是与日本关系的同时，也需时刻谨记自己真正需要的是利于宝贵的发展机遇，实现现代化强国建设。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从根本上改变中日之间的实质关系，彼时，日本方才会直面历史，乃至摆脱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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