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污名同性恋 她只身状告中国教育部：访“保守”的平权者秋白
记者第一次见到秋白，差点没认出来。如此前见过的照片，秋白穿衣风格简单利落，背著斜跨包，安静地出现在我面前，只不过整个人都瘦了一圈。她活脱脱是一副赶著毕业设计的大四学生模样，“每个人都说我瘦了一圈，我究竟瘦了多少圈？”秋白笑道。
普通的中山大学毕业生秋白，于4月8日夜晚在一个名为“修正教材”的微信群中做直播分享，尽管群内人数不多，秋白依旧没有怠慢。一个多月以来，秋白在线上号召大家分享收集到的错误教材讯息，并组织群友与编者、出版社联系并修订。
教材有什么错误讯息？“行动教材”又是什么？要揭露这些疑问，便得提起秋白“不普通”的身份——“中国同性恋受教育权第一案”的原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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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病化16年，中国同性恋仍有“病”？
“中国同性恋教育权第一案”是近年来中国性少数群体维权案件的典型之一。作为首位、亦是唯一一位起诉教育部的同性恋者，在这场“孤军作战”教材保卫战中，秋白败诉了。
秋白在进入大学后，确认了自己是同性恋。如同大多数同性恋者的沉默选择，秋白一开始并不敢“出柜”。当时，正是中国知名社交平台微博的兴盛时期，微博承载了许多难言之隐，秋白会在微博上搜寻同性恋的讯息，却发现讯息良莠不齐，呈现两极化。有的微博普及了实现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国家，“让人充满希望”；有的微博则称同性恋是“反自然、反人类”，这让秋白不禁开始思考这两种差异巨大，却都拥有很多讯息量的观点。
此外，她还向医学院的同学借阅教材，以期教材能够答疑解惑。没想到中英文版本的教材差距悬殊，中文版本的教材认定同性恋为病态。还有医学院的师兄告诉她，曾有医学院的期末考试题，将同性恋视为疾病当作正确答案。不仅如此，2014年，秋白在大学图书馆查阅了医学类、心理学类和大学心理健康类教材，发现国内教材出现大量将同性恋污名化的描述。
此后，秋白参加了大陆专注青少年同志权益的NGO同城青少年中心（GLCAC）发起的教材调查行动，结果出人意料。该调查抽取90本专业课教科书和心理健康教育类公共课程书本作为样本，发现80%的教科书含有对同性恋污名和歧视的内容。
譬如，在2002年出版的《大学生心理健康与调适》中出现了这段文字：“性倒错即平时所说的性变态⋯⋯性倒错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同性恋、异装恋、恋物癖⋯⋯” 在2010年出版的《变态心理学新论》中，介绍了矫治同性恋的方法，“将厌恶性刺激与同性刺激对象相结合，以使同性恋丧失对同性的性兴趣”，即当看到同性刺激对象（即同性恋者认定并与之产生性爱行为的同性对象）引起性兴奋时，立即口含一片事先准备好的黄连，使之产生强烈的苦味体验。
错误的教材讯息会给学生带来消极影响。在这场调查行动中，秋白访问了看过教材的同性恋者，发现有不少人看过教材后产生负面情绪。有抑郁症患者在看过《变态心理学》书中有关同性恋的内容后，病症复发。此类书籍往往将同性恋与爱滋病联系在一起，却无详尽解释。
事实上，早在16年前中国已对同性恋去病化。2001年，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学会等单位制定了《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其中“自我和谐型同性恋不再被划为精神障碍疾病”。该标准被视为中国同性恋群体正名之路的里程碑。然而至今仍未有足够的法律条款，例如针对同性恋群体的反歧视法、同性婚姻、同性伴侣共同抚养权等，可以保障同性恋群体的权益。
做第一个举手的人
为了打响这场“教材保卫战”，秋白开始给编者和出版社写信，希望从源头上解决污名化的问题。
2015年3月19日，秋白与同伴在广东省教育厅发起举牌行动，这是她第一次“公开出柜”。四天后，国家新闻出版总局信访室主任致电秋白，告知她举报信将被全数退回，而广东省高等教育厅则否认污名同性恋。此后，秋白起诉广东省高等教育出版社，案件不被受理；上诉广州市中院，则维持原判。
教材保卫战道阻且长，秋白选择执意前行。2015年8月14日，秋白起诉中国教育部不作为，不料当天旋即获得立案，“中国同性恋受教育权第一案”的称号诞生，教材污名化进入舆论视野。案件几经波折，终于在2016年6月14日，秋白第三次起诉教育部不作为时，获得北京中院立案。
然而2016年9月12日，教育部在案件一审中称，教材并未侵犯学生受教育权，秋白败诉。而后秋白向北京高院上诉，时间最终带给秋白二审终审败诉的结果，这是在2017年3月2日，教材保卫战已打响近两年，而秋白三年多的大学时光都在与教材污名化搏斗。
北京高院的终审判决理由为：“秋白所举报事项并非仅涉及秋白个人，而是涉及到包括秋白在内的众多不特定之相对人。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秋白本案所主张的相关权益，特别于其他众多不特定之相对人，故秋白与教育部之间并未因举报行为形成具体化的行政法律关系，教育部是否以及如何处理秋白的举报申请，并不直接影响秋白本案主张的个人权益⋯⋯不构成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无利害关系”成为判决争议点。秋白的律师王振宇表示，法院实际上是在程序上拒绝接受、审理该案，并没有进行实体上的审理。他认为，“无利害关系”是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过程中，行政机关和法院驳回原告起诉的惯用理由，是一种技术手段。
秋白原本以为，在同性恋者面对的众多歧视问题里，解决教材污名化是最简单的。“一开始没有想这么多，就是最简单的。因为有些编者本身就是学校老师，你可以简单找一下他们，去聊一下天，可能就解决了，我觉得就是一本教材而已嘛。”
而在最初，秋白亦没想过会走到前线。她尝试鼓励同是受害者的同性恋朋友当诉讼当事人，无奈未果。
同性恋去病化已经16年，现时仍有许多同性恋者因为缺乏自我认同，不敢贸然“出柜”，连在课堂与老师讨论教材问题，都会考量“因言被出柜”的风险。“很多性少数（人士）是这样的，不敢做第一个举手的人。”面对数量庞大却囿于掩藏自我的受害者们，秋白感到愤怒。尽管有“枪打出头鸟”的风险，她仍然选择成为第一个举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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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付出的代价：被出柜
成为“第一人”往往需要付出代价。对秋白而言，代价并不令人意外。在正式起诉教育部后，校方开始变本加厉地对秋白施压，辅导员向秋白父母告知她是同性恋，秋白就这样“被出柜”了。
对大多数同性恋者而言，向家人“出柜”不仅是构建身分认同的最后一步，亦是最难的一步。
秋白的父母来自农村，他们的日常生活与“同性恋”毫无瓜葛，在他们眼中，女儿生病了。接到辅导员电话、得知女儿是同性恋并起诉教育部一事后，秋白父母的反应是，“辅导员会不会不喜欢变成同性恋的女儿？”
“出柜”后的秋白犹如走进另一个柜子，父母将她带回家，去做心理咨询和内分泌科就诊。秋白本以为医生们在受过医学教育后，应该比她更了解“同性恋”，不料医生草草做出“同性恋是不正常的”的诊断，让秋白父母更加坚信女儿生病了。
家庭之外，校方的压力像一张大网朝秋白扑来。自2015年“举牌”行动之后，校方担心秋白败坏名声，辅导员多次“约谈”秋白，禁止她接受外媒采访、劝解她“管好自己的前途”。秋白“被出柜”后，校方的一系列施压举措曝光在公众舆论下，校方旋即成为众矢之的，不再直接向秋白施压。尽管案件最终败诉，校方没有放松警惕，依旧会向秋白的同学、室友旁敲侧击地询问她的近况。
然而不仅当事人需要付出代价，在中山大学倡议平权的学生、老师亦受牵连，尽管他们与“中国同性恋教育权第一案”并无关系。中山大学一门有关多元性别的公选课，在秋白起诉教育部后的第二个学期被叫停。而曾经风光一时的性别论坛，在校方压制的大环境下亦逐渐没落。秋白认为，这是校方“一刀切”的作法。
面对压力会害怕吗？秋白笑了笑，提起她的精神补给剂——电影《女权之声：无惧年代》（Suffragettes，又译：妇女参政者）。“我觉得偶尔看看会给我打下鸡血，去看看先辈们，我觉得自己这种代价都不算是很大的代价。”
这部2015年上映的英国历史剧情片，讲述了1910年代英国妇女为争取选举权，毅然走上街头抗争的故事。女主角 Maud Watts 受到运动感染，打破自己身上的枷锁，投入妇女参政者的行动。
影片中有一句台词令人印象深刻： “We don't want to be law breakers, we want to be law makers.”，但无论是 “breakers” 亦或 “makers”，都需要付出代价。Maud 付出的代价，是工作和家庭，这几乎是大多数人一生的追求和守护。
秋白认为，如果妇女参政者们不敢放下自己的生活，不敢投身争取，根本无法赢得的妇女权益。“整个家庭把她赶出门，工作都没有了，人家还愿意去做。我才只是很小的伤害，后退的话，我真是有点太弱懦了。”
行动者可能付出了很大努力，却什么都改变不了
2014年9月至12月，香港发生雨伞运动，87枚催泪弹引爆两岸三地。伞运即将步入三周年，当时产生的影响至今仍无法估量。
雨伞运动爆发前不久，秋白参与的教材污名化调查刚刚结束，同城青少年资源中心发布《高校教科书中同性恋错误和污名内容调查报告》。伞运时期，秋白特意从广州来到香港，找了本地朋友带她去现场。在香港，秋白看到许许多多年轻人站在街头，现场气氛与内地主流媒体描述的暴力抗争不同，她看到许多学生和年轻人和平占领街头，她看到了街头课室和制作黄丝带的现场。“那个时候雨伞运动给我最大的感触是，学生是很有力量的，”秋白忆述，“（现场）有种力量感，（他们）可能有其他途径推动真普选，不一定要占领整条街道。但你要想，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条路径，而不是其他你觉得温和的路径？”
观摩伞运和自己参与平权行动的切身经历，让秋白意识到自己要成为一个为公共利益发声的行动者。“每个人都会受益的，每个人也可能成为少数人。”
作为平权运动的行动者，时常会面对作秀、炒作等质疑，与论的洪流难以预测。秋白坦言，面对质疑，行动者会有无力感。就教材保卫战而言，期望改变的不仅是教材，还有教育制度和社会结构。秋白希望能多从行动者的角度出发，“他可能付出了很大努力，也撬动不了什么。”
但正是因为很可能什么都改变不了，行动者才有存在的意义。“如果那时候放弃了，可能什么都改变不了，如果坚持一点点，可能就改变一点点。”秋白说道。
站在前线的秋白有清晰的细小目标，亦清楚漫漫长征路的方向何在。秋白坦承，自己做的事情不可能令世界变得更好，必须有持续不断的努力、不同人站出来发声，才可能改变现状。“就算（中国）同性婚姻有一天合法化了，也不代表歧视真正消除了。我觉得不管是教材改变还是婚姻合法化，反歧视立法也好，很多事情可能只是一个开始，这样的事情可以做的还有很多。”
行动者，无须多言
2016年12月26日，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化修法草案初审通过，这无疑是两岸三地同志平权运动的一座高峰。每年台湾的同志游行，都有许多大陆同性恋人士前往。
同志运动轨迹铺陈了30年，台湾已经进入同志婚姻平权法案的实质讨论阶段，回望海峡对岸，大陆有大量性少数群体仍无法见光，歧视与污名化、恐同言论、扭转治疗、形婚成风等现象层出不穷，官方亦未正视性少数人群权益。
虽然近年来社会平权活动氛围紧缩，中国仍有几起惹人关注的同志维权案件。2014年12月，中国首宗同性恋矫正案胜诉，这起案件则牵扯出中国同性恋群体遭矫正治疗的产业链，可以看到，迄今仍不乏有诊所提倡同性恋做矫正治疗。2015年12月24日，就中国同志导演范坡坡对其执导的同性恋题材纪录片，遭大陆多家视频网站删除后进行维权一案，法院最终判范坡坡胜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删除视频无根据。2016年4月13日，中国首宗同性婚姻维权案在长沙开庭，但仅在数小时后，法官便宣判原告败诉。
种种案件，是否暗示著大陆有同志运动了？秋白顿了几秒，“我们圈子内也有讨论同志运动有多少年⋯⋯有说法是中国同志运动三十年，但对中国来讲，有没有同志运动，我觉得都可以打一个问号。”
秋白认为，谈及社会运动，需有集体行为去反应问题、提出抗议，是一群人持续性、有集体性地实现一个目标。在中国，集体表达诉求、发出抗议声音的可能性却很低。秋白以教材行动为例，中国同性恋去病化16年后，在出现如此严重的教材污名化情况下，仍未能聚集一群人来反映问题。“我觉得很难说有一个运动存在，只是一些零零散散的小活动或小行动。”
秋白也曾失望过，教材保卫战打响两年以来，虽然有同伴帮手记录行动，亦有一些人开始寄信向编者、出版社反应错误讯息，但迄今仍然未有第二个人站出来起诉教育部。但秋白计划在毕业后，继续将教材行动做下去。“我没感觉自己做的事情是有利或无益，或者是否会让官方更讨厌我们。我比较确定的是，我现在做的事情肯定是正确的。”
正如 Suffragettes 里所言：“It deeds, no words.” 行动者，无须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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