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性恋受教育权第一案”败诉 中国平权路仍艰难（下）
2017年3月2日，“中国同性恋受教育权第一案”在北京宣判。该案原诉人广州中山大学学生秋白（化名）因大量高校教材出现污名同性恋的内容，向教育部申请教材监管讯息公开。在教育部未答复的情况下，秋白于2015年8月17日以“教育部不作为”为由提起诉讼。2017年3月2日，案件几经波折，终以败诉落幕。近年来，在同性恋平权议题上，中国有几宗案件倍受瞩目，然而如同大部分平权案件，该案在上诉前并不被看好，质疑、嘲讽声不绝于耳，败诉的结果亦不出乎意料。
尽管首宗“同性恋受教育权案”败诉，但案件点燃的火花并未随即消逝。案件为什么会败诉？该案在同志平权路上有什么影响和意义？案件背后暗示了中国高校同志群体处境是什么？同志NGO从业者、性研究学者、法律专家将一同从这宗同性恋教育权案，解读案件留下的意义，反思高校同志圈的现状。
本文为“中国同性恋受教育权第一案”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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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风气缩紧，恐同思潮回溯
艾晓明表示，在中大“彩虹社”成立前后，大学环境相对而言更为开放和自由。然而十多年后的社会环境，言论自由的风气缩紧，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在性、性别等边缘议题的讨论。
2015年底出台的《电视剧内容制作通则》（简称：通则）规定，禁止在电视剧中出现的内容包括，“表现和展示非正常的性关系、性行为，如乱伦、同性恋、性变态、性侵犯、性虐待及性暴力等”，通则点名同性恋，并且将其与性侵犯等犯罪行为等量齐观，引起网络舆论反弹，被指有关规定涉歧视同性恋。
通则很快施行在影视产品中。2016年初，涉及中国同志校园题材的网络剧《上瘾》红透互联网，但在上线1个月左右便在全网“下架”。该剧在1月29日开播以来，短短十余天就取得总点击量过亿的成绩。
同性恋校园题材的网络剧毕竟是虚构的，那么在现实中，同志学生的处境如何呢？
就在4月16日，某大学有两名女生高举横幅抵制同性恋，上面写道“维护中华民族传统伦理 捍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抵制西方腐朽思想侵蚀 让同性恋远离大学校园”，影下横幅的相片在当天旋即刷爆微信朋友圈。
拉横幅的其中一名女生为医学博士，她在事后透露，截止17日早晨，已有十多名教师及三位中央教育部、省教育厅领导明确表态支持她们的举动，“我作为一个医学博士，有责任从理论上加强公共卫生安全。” 她还表示，“让同性恋远离校园”并不意味著要消灭同性恋，而是要进行“改造和教育”，例如采取不和同性恋接触，不进行同性恋活动。
她还提及此番行动旨在跟随“中央政策”，既然同性恋在中国不为主流价值观接纳，同性恋者就应该适应这种社会身分地位，为自己异于常人的选择承担代价，而非让社会为其“买单”。
近年来，在大学中亦不乏有恐同言论。2015年，中国知名大学复旦大学在军训动员大会的艾滋病讲座中，在“男同学要努力培育异性恋的性取向”一节，提及男同学需“树立正确的异性交友观”，“要学会与异性交往”，在网络引发争议。类似言论，出自大学教师之口的情况并不少见。
艾晓明指出，现时大学内有“非常保守的、很明显的恐同思潮在泛滥。” 艾晓明曾于2003年在大学筹办兼备校园社团性质和NGO的“性别教育论坛”，在国内属于先锋之举。当时就性多元的议题，在大学内还有“施展拳脚”的空间。她认为，倘若秋白上诉教育部的事情发生在2005年左右，“也不是太大的事”，彼时能够请到台湾最激进的性权派领袖来校演讲，能谈性工作、能谈同性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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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力量可以留下什么？
大环境收紧，恐同思潮暗涌，女大学生状告教育部的新闻在讯息如洪水的时代里，能留下什么印记？
性别研究学者黄海涛认为，如今同性恋已不再是禁忌的话题，过去的媒体报道更多呈现了猎奇心态，把同性恋当作一种景观。但近年来，包括秋白在内的多起事件让公众意识到，同性恋群体不仅存在，而且拥有他们的权利，“（这些行动）已经把能见度和倡导的行动提升到同志人群自我赋权的层面。”
黄海涛指出，这种能见度建基于法治社会的承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同志群体能够自觉地运用法治工具进行维权行动。
谈到近来在中国兴起的粉红经济浪潮，在社会上似乎营造出了属于同志群体的空间。同志群体的身份认受度是否有实质性的改变？黄海涛指出，粉红经济体现出同志或许能在私人领域享有优质的生活，有一小部分精英可以在商业的浪潮下获得他们的优势，甚至被社会接纳，“但这部分人的经济地位较高，在社会上也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他认为，总体而言同志被社会接纳的部分是非常小的。
在官方话语体系中，同志议题还囿于灰色地带。黄海涛提出，LGBT属于一个突破口，在解决妇女、儿童和移民问题时，LGBT也成为国际人权领域的最新发展领域。然而中国官方目前仍避免在性少数议题上表态，“官方引出了一个灰色地带，他就不能对这件事情表态，他还觉得这件事情是不能说的事情。”
难以启齿的原因有二，其一，LGBT议题和别的人权议题面向相若，一旦被政治化就不好办了；其二，官方亦有在文化层面的顾虑，LGBT议题有违中国官方所倡导的的那一部分传统价值观。
尽管如此，黄海涛认为在争取同志平权的路上，个体事件还是能带来零星的突破。“虽然面对这样的环境，也不是说同志群体就坐以待毙，没什么事情可以做。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可以做的事情，因为毕竟这个社会，政治空气是一部分，但科技、商业..社会进步还是有很多空间。你可以利用社会进步做一些事情。你必须在政治空气没有松动的时候，可以在别的地方开一些新的战场。”
个体维权行动可以不断创造先例，拓展空间，“像一个发动机一样，推动一个运动往前走，而不在于取得一时的进展，或一时的挫折。” 而人们可以通过前驱者努力的个案，摆脱一些恐怖的想像，去做一些微小的努力。
“中国同性恋受教育权第一案”终审判决后，败诉的秋白没有怠慢，仍在组织志愿者向有错误讯息教材的出版社反馈，目前已有出版社和编者给出积极反馈，承诺将在再版时作出修订。
台湾知名作家白先勇曾在同志文学作品中写到：“在我们的王国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 对中国同志群体而言，或许白昼尚远，但依旧有人朝著夜色褪去的路上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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