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与“并吞”的辩证：台湾人为何应该关心中共二十大？

中共二十大开幕倒计时，一海之隔的台湾对之抱以与己无关的态度，视之为邻岸“强权”行礼如仪的政治盛事。不过媒体各种关于二十大铺天盖地的报道，近乎吹毛求疵、以偏概全的挖掘各种小道消息，还是能折射出其内心世界多少能感知到这场大会的份量，从而以符何台湾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做法建构出合乎想像、令人“舒适”的“二十大”认知。

如果是美国想要解决“统一”问题

放眼台湾坊间或舆论场关于中共二十大的讨论，无不集中在香港和台湾过往惯习的人事、高层派系权斗等“宫廷剧”，或者是限缩在领导人个人及外延而出的“集权”、“扩权”、“扩张”等形象，心底始终刻划着“反共”这副眼镜透视出来的中共样貌。与此同时，随着两岸情势剑拔弩张，又夹杂着愤怒、抗拒、忧虑、惧怕等复杂心理，一股脑儿地投射到这场大会上。

然而如此认识的历史根源，来自于台湾掌握政治社会话语权的精英，移植了西方看待和理解世界和事物的方法，当一切视野皆化归到“权力”为基础时，凡事终究会走向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在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眼中，“中国崛起”必然导致“中国威胁”这个结论，是新的“霸权”对现有霸权的挑战和取代，从而站在自己的历史脉络与思维模式，推导出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

台湾社会在长期的内战与冷战壁垒意识催化下，很自然而然地接受且内化了西方这样一套认识论，并用以理解自己与中国大陆、与世界的关系。当对岸已然成为了“理所当然”的“霸权”时，一切作为纽带的历史当然不再重要，被抛诸脑后，因此拒斥、恐惧与统一有关的任何话语，将自己放到了无辜被害者、弱势者的位置上，视之为“霸权”要侵害自己的“并吞”。

可以看到“保台”这样的说法近来大幅出现于台湾执政者和民间社会的语境之中，这里并不是说“保台”心理没有道理，它当然有其生长的土壤成因，但往往在不分蓝绿政治人物的引导下，就走进了二元对立式的“权力”思维，认为台湾面临的是“大欺小”、“强凌弱”的处境，当彼此意愿成为不可化解的矛盾时，终将迎来一场“血腥”的“战争”。最后只能摆荡在民粹“抗中”与挫折悲观之间，沉沦迷茫下去，却错失掉还有很多能够化解分歧、解决冲突、寻找新关系与新定位的机会和可能。

台湾不妨换个角度思考一下，如果今天是美国要解决“统一”问题，最有可能的方式就是发动一场战争，丢几颗炸弹，用“拳头”应对一切，反正拿下来了就是它的。历史上的案例不胜枚举，虽然无关“统一”，但不听话就揍你，揍了就得臣服，难道不是美国对待其他弱势国家的“常态”？

可是中国大陆面对分裂已然超过70年的台湾，为什么没有像美国那样直接扔下炸弹就“完事”？而是不断申明“和平统一”大政方针，几代领导人在“和平统一”之路给出承诺并累加下来；又或者为解决台湾问题设计出“一国两制”的构想（只是先用于香港和澳门），并给出了“两制台湾方案”的倡议。两相对比之下，其实可以看出中共不同于台湾所习以为常的“世界”的思路逻辑与行事作风。

揭开中共“底色”清晰面貌的过程

谈到这里，才能扣回本文的主题。台湾需要真正去理解中国共产党怎么思考、想做什么？或者说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怎么思考、想做什么？而且在方法论上，还需要跳脱出西方神学式的意识形态宣传，以及中共官媒以内宣为主的说话方式。而二十大作为中共在关键历史转折时期的重要党代表大会，也是影响香港、台湾和国际格局的里程碑事件，便是一个对台湾来说从陌生、抗拒，走向重新认识的契机。

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究竟想做什么？真是像西方世界说的要打造一个“霸权”、成就一个“帝国”？还是有着奠基于中国历史文化脉络，体现中国本位和主体性的理论和实践？2012年的十八大，是习近平时代的开局起步；2017年的十九大，则是习近平时代的巩固深化；即将揭幕的二十大，可以说是十九大的“延长线”。透过关注中共二十大，可以更清楚厘清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将路向何方，将如何布局内政、经济、中美、港台等问题。

在这十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共治国理政的关键词；在接下来的五年乃至十年，或许还会更为频繁地听到“共同富裕”、“历史自信”等关键词。无论对于香港或台湾来说，这些宏大的词汇或许与自身原来的文化环境格格不入，从而感到不解、无感、隔阂，但仔细推敲仍然可以一窥习时代中共的“底色”，是一个带有深刻历史主义，在传统思想、西方思潮和马克思主义之间不断寻求调和，以清晰化自我面貌和内在精神的过程。

在西方和港台一些人的眼中，今日中共所标举的价值，往往被贴上“四不像”或“逆行”于“普世价值”的标签。然而，就像鲁迅说过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中共如何在历史根本与时代变化中求索出既有原则性又有包容性的发展道路，二十大或将给出答案来，不只对内交代、对港台宣示，也是对西方世界质疑声浪的回应。

“修昔底德陷阱”非中国的认识论

从过去十年在政治方面的具体实践，台湾研究中共的专家杨开煌有其特殊的观察和总结。他认为“民本政治”的政治观在中国历史早已深入人心，中共也不能自外于此，习近平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以及他反复说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成为了“不忘初心”的内涵。

进一步落实在政治制度上，杨开煌认为，“社会主义治理式民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中“政治现代化”的面貌之一，体现中国“以民为本”的政治观，无论在国家发展速度、国家未来性，或是人民在国家发展中的获得感、满足感或幸福感，都与西方式民主走出了迥异的一条路。

如此的政治观还能在“一国两制”的架构中看到影子。无论其原始初衷，还是在香港经历了几度政治波折而不断调整完善的边界与框架，都不能否认“一国两制”的精神确实展现了透过商量解决歧见的中国政治文化。最后的具体实践，还是会指向了社会怎么发展、生活怎么改善的核心关怀。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和历史文化“基因”起作用下，当西方不断指责中国是“新帝国主义”、攻讦中国图谋成为世界“新霸主”时，事实上中共从来都没有承认、认同过“修昔底德陷阱”这样的说法。因为这是西方看世界的方法，而不是中共的，更不是中国的。

中共二十大能否“为台湾所用”？

同样的，北京表达出来的“统一”决心和意志，既有其主观基于历史的责任，也是客观上国共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至于怎么做？就像第三份台湾问题白皮书所说的：“愿意在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就解决两岸政治分歧问题展开对话沟通，广泛交换意见。”

近来北京也开始抛出各种“统一后”的治理蓝图，包括“长期困扰台湾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众多难题，可以在两岸融合发展、应通尽通中得到解决”、“台湾财政收入尽可用于改善民生，多为老百姓做实事、办好事、解难事”等等。倘若抛开政治成见，中共给出的统一表述，本身就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涵，不同于西方权力意识下往往通往冲突的零和角力。

长期关注两岸关系并投身和平统一运动的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元，他告诉《香港01》记者，台湾在当前的形势下最大的困境在于“僵化的习惯性思维”。吴荣元进一步解释，由于美国长年在台湾身后“影武者”的角色，形成“台海无事”的习惯性思维，时间历经几个世代，僵化了台湾社会对大陆终将解决台湾问题的危机意识。吴荣元感叹道，“台湾想割断历史，但逃不了被历史解决的命运”。

台湾要想走出“僵化的习惯性思维”困境，甚至能够从“战争”和“并吞”的惶惶不安的心理泥淖中挣脱出来，就更有必要真正地去关心中共二十大。不光只是盯着“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还可以从二十大展现出来擘划中国未来五年十年发展的“阳谋”，掌握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从中找到台湾可以安身立命的机会与空间，并且“为台湾所用”。就这层意义而言，谁能说中共二十大与台湾没有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