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报告前瞻｜从两权结合到两权统一 强化对港“全面管治权”
依循于历届中共党代会的惯例，即将召开的二十大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代表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所做报告中，必然会涉及港澳话题。考虑到过去五年香港发生的大小事变，再对比十八大和十九大报告，二十大报告中港澳部分将出现新的论述，而最重大的变化也许就是“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将从十九大的“两权结合”进阶为“两权统一”，且将持续强化中央对港全面管治权。
过去五年，香港发生了一系列大小事变，它们及其后中央层面的拨乱反正，以及对香港未来五年的总体布局，将构成二十大有关港澳的新论述。2019年，香港爆发旷日持久的修例风波，一夕之间沦为近乎不设防的城市，激进示威者冲击立法会、焚烧国旗、涂抹国徽、纵火、阻塞交通、对陌生人动用私刑、打砸商铺、自制武器、殴打不同意见者、与境外势力勾连……面对这样的极端举动，中央并没有贸然出手，而是在特区政府确实管不了、管不好之后，从依法治港的维度推出港区国安法，并顺势而为，为确保爱国者治港对选举制度进行修改。
港区国安法、爱国者治港、选举制度改革，以及中央层面对香港由乱转治、由治及兴的阶段研判，无疑将成为二十大报告港澳部门的构成内容。在北京看来，这都属于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重新将香港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必要之举。在这些关键词之外，值得关注的是，“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将从十九大的“两权结合”进阶为“两权统一”。
十九大报告首次加入“全面管治权”
“全面管治权”最早于2014年6月10日在国新办发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公开提出，这也是香港回归之后中央推出的首份白皮书。白皮书说，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是国家对某些区域采取的特殊管理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中央具有监督权力。
白皮书首次明确中央对港全面管治权，释放了重大讯号，但当时并未掀起很大波澜。紧随其后，占中运动爆发，次年“8·31”政改方案被离奇否决，及至2016年旺角骚乱，虽然从白皮书发布到十九大召开，香港政治风波不断，但因很快就告一段落，香港继续马照跑、舞照跳，故全面管治权并没有很快见真章，至少并没有很快被香港社会感知到。
十九大报告的港澳部分首次加入“全面管治权”，强调“必须把维护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简称“两权结合”），并明确了“两权结合”是“两个确保”（“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走样、不变形”）的前提。
十九大之后，香港政治纷争仍不断，尤其是2019年修例风波的爆发，不仅将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彻底激发激发出来，也让各方再也无法对香港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北京也从以往的“有所为”转而开始更加“积极有为”，从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涉港部分对于香港究竟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顶层设计，骆惠宁、夏宝龙先后高配中联办、港澳办形成的“夏骆新局”，中联办发言人制度的重启以及两办针对香港问题的积极发声表态，都不难看出北京已经彻底转变治港思路，“全面管治权”也从纸面走向现实，并被香港社会切实感受到。
习近平“七一”讲话明确“两权统一”
2021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全国港澳研究会举办专题研讨会，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讲话中特别提到，要落实爱国者治港，并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并表示要“既尊重和保障香港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权，又切实保障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同年11月，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推出中共历史上第三份历史决议，其中谈到的港澳部分，两次提到“全面管治权”，“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落实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健全中央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治权、完善特别行政区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制度机制的重大决策”。再到习近平在香港回归2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再明确，“必须坚持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简称“两权统一”），“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是统一衔接的，也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够把特别行政区治理好。”
“全面管治权”从纸面走向现实的另一个表征，是“中国共产党”在香港更加理直气壮的存在。香港回归很长一段时间里，港人深层心理结构弥漫着恐共、惧中、反共情绪，故此虽然中央对港拥有全面管治权，但“中国共产党”在港始终束手束脚，一些原本于法有据的做法也被认为是对高度自治权的僭越。修例风波爆发后，不仅全面管治权开始落实，中国共产党也以更加理直气壮的姿态频繁在香港抛头露面。习近平访港之后，香港各界开始密集“学习习近平讲话精神”，更是前所未有。
当然，这并非无迹可寻，也在预料之中。按照夏宝龙2021年2月关于爱国者治港讲话之说法，“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我们这个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国家里，可以允许一些人持不同政见，但这里有条红线，就是绝不能允许做损害国家的根本制度，也就是损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事情。‘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者，是‘一国两制’方针的创立者，也是‘一国两制’事业的领导者，一个人如果声称拥护‘一国两制’，却反对‘一国两制’的创立者和领导者，那岂不是自相矛盾？”
直面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存在
2021年11月，国新办在香港立法会选举结束后发表有关香港问题的第二份白皮书——《“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延续夏宝龙讲话，进一步强化“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存在。比如白皮书中写道，“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制度的设计者、创立者、维护者和推进者”；“国家主体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与特别行政区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并行不悖，但主次关系不能颠倒。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宪法确定的国家宪制秩序的核心，是国家宪法制度的灵魂，在特别行政区必须得到切实尊重和维护”；“不能以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为由，排斥和对抗中央政府依法行使有关权力”；“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制度，事关国家主权安全，事关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事关香港的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定，中央对此拥有主导权和决定权。只有坚持中央主导，香港民主才能健康发展。”
今年7月1日，习近平在香港发表回归25周年讲话时亦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特别行政区所有居民应该自觉尊重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
除持续强化中央对港“全面管治权”外，以第三份历史决议作为总纲，再结合习近平在香港回归2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基本可以廓清二十大报告港澳部分的总体论述：一方面，重申“一国两制”必须长期坚持，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必须完善制度体系，修例风波之后的举措，既是修例风波这一偶然性事件倒逼的结果，也是香港回归后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必要之举；另一方面，重申经济民生是检验良政善治的标准，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此一部分，将延续习近平访港讲话的“四点希望”——着力提高治理水平、不断增强发展动能、切实排解民生忧难、共同维护和谐稳定。而后者，也是未来五年中央治港以及评估特区政府治理效能的关键检验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