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报告前瞻︱经济政策恐无新提法　不是思想问题　魔鬼在细节

中共二十大召开之际，在经济维度上，外界关注两大要点：其一是新的经济团队，其二是在二十大后经济政策会否有新的提法，助力中国经济走出低谷期。

在明年中国两会总理李克强就将任期结束，虽然还有几个月时间，但此番二十大入常名单便可知晓接班人是谁。此外，多名政策消息人士说，除李克强外，70岁的副总理刘鹤和66岁的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都可能在明年初结束任期。中共二十大有足够的空间来选择一个新的经济团队。

毫无疑问，新的经济团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二季度GDP同比增长仅为0.4%，今年有可能性首次无法完成政府既定经济增长目标，中国经济正处于低谷期，同时需要在威胁金融稳定的房地产危机以及新冠病毒“清零政策”中寻找出路。在如此背景下，期待在中共二十上给出新的指引。

但对比多年来党代会报道综合观察判断，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经济政策恐无新提法。在西方世界的一个普遍说法是“清零政策可能终结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发挥其经济潜力的最佳途径是回到改革和开放的道路上。”事实上，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在西方舆论中完全将“清零政策”和“改革开放”二元对立，但其实了解中国政治的人都知道，这完全是不同层面，不同政治意义的事情。《求是》日前发表习近平文章《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文章还在继续指出，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

除此之外，中央对经济调控聚焦一个“稳”字，将持续相当一段时期。去（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给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并提出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总基调”。这是对当下中国经济最清晰、精准的判断，而后政策也是由此统筹规划。大抵都将继续延续。

不是政策本身的问题

回顾历史，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30年，平均年增长率在10%左右的高位。2012年开始下降到7%-8%区间徘徊，“7时代”持续了四年。2016进一步减速，进入“6时代”。 一场新冠疫情，重新校正了目标。受疫情影响，较低增速的态势比预期来得更快，中国2022年将开启“5”（5%）时代（受疫情影响，2020年GDP为同比增长2.3%，2021年为6.8%）。如今，中国社会内部以及外部世界更加关注的是，“5”时代能否持续。保证中国经济不再进一步降速，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核心政治问题。

中国经济今天究竟是什么问题？固然极大受到疫情的内外冲击，但为何复工复产之后，久久还是无法恢复如常的经济活力？——投资人不敢投资，消费者不敢消费，就是如此“简单粗暴”的道理。应该切实的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方向都是对的，但如果不解决深层次问题，经济恢复的难度很大。必须要思考深层次问题如何解决，否则投资者不敢投资，消费者不敢消费，宏观政策的作用就受到很大的约束和限制。

什么是深层次问题，就在对今年的判断当中：中国经济面临的三重压力。特别是 “第一重压力：预期转弱”，这是非传统经济学伦理当中的概念，低估了其影响。为什么中国突然间就出现预期转弱？这个苗头是从企业开始，转而在整个社会传导。这还得从去年“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提出说起。“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引发了打击资本的担心。

2020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列为2021年经济工作中的八项重点任务之一。而后陆续在资本扩张的一些领域采取了一系列动作。企业界或多或少的产生了“国家要打击资本”这样的判断，造成不少企业紧张，不敢再去增加投资、增加消费。

实际上，“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并不是要打击资本。首先，资本本是一种逐利的经济范畴，资本不逐利就不叫资本；再次，资本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有可能和国家的宏观政策是相吻合的。与国家宏观政策相吻合的时候叫资本有序运行。当然，也有可能和国家的宏观政策是对立的、不协调的，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叫资本无序扩张。所以，判断资本是有序运行还是无序扩张的主要指标就是看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否协调。任何企业在逐利过程中都要注意国家宏观政策的协调。

事实上，回头看，这一年来“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也是有迹可循的，并不是全网捕杀，主要是集中在三个领域。

第一个领域是房地产。房地产资本无序扩张，不断利用高杠杆推动高地价，利用高地价推动高房价。尤其是2015年以后，大量地产商下沉到了四、五、六线城市。炒房、炒地，资本极大地扩大了资本属性，改变了房地产的消费属性。为了解决房地产无序扩张所带来的后遗症，为了“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不仅是恒大出了问题，整个产业的供应商、投资人、购房者都出现阵痛。恐怕这一波诱发了史上规模最大的地产公司暴雷狂潮，谁能想融创、富力、佳兆业、雅居乐这些的房企都能上榜单……而房地产产业一旦地震，牵涉上下游产业链出现连锁反应。

第二个领域是教育。中国教育分两类，一个叫义务教育，一个叫非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是国家拿钱，但相伴而生了各种培训班，义务教育反而导致家庭负担非常重。有数据统计，初中生每年一个家庭支付的教育费用10万左右。这个领域资本的兴风作浪，造成了整个社会焦虑，怨声载道，不得不清理。实际目的是通过这种整治，尽可能缩小因教育的公平问题而对普通大众特别是中产阶级产生的教育“内卷”现象。政令一下，教育培训行业哀鸿遍野。新东方、好未来等教育巨头股价大跌，前几年疯狂上市的多家教育培训机构直接面临退市警告。

第三个领域是互联网。互联网领域无序扩张非常明显。一些资本利用互联网平台不断推动垄断，使得中小企业实在活不下去，不断被盘剥。已经逐渐从线上发展至线下零售，如此下去，更多中小企业将没法生存。而更夸张的是互联网金融，一些资本变相地利用科技。原本，科技就是科技，不能把金融利用科技也叫科技。金融利用科技就不是科技创新，还是金融，本不能混淆。但互联网金融钻了空子，甚至把所谓的高利贷包装成普惠金融，导致企业融资成本不断上升，消费者融资不断上升。这是金融领域无序扩张是一个重要的内容。阿里、腾讯、滴滴、字节跳动一众互联网巨头无不被处罚。

当然，另一个资本无序扩张被整治的领域是娱乐圈。资本在娱乐圈不断扩张，不断包装各种所谓的偶像、饭圈、粉丝圈，导致一系列问题爆发。

坦白说，对这些领域出手整治，并有没有问题。资本“狂魔乱舞”确实扰乱了正常秩序。中央层面整治是希望更多资本进入和国家宏观政策相吻合的轨道，希望更多资本能够解决中国经济目前的短板。这些都完全可以理解初衷——促进中国“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良性发展。

但问题就出在，房地产、金融、互联网、教育培训、文化娱乐等这些说巧不巧，都是风口产业。前几年有多火爆，这一年来就有多冷清。它们都是资本密集型或资本运作型，也都得到政策大力支持。短期的“政策扶持+资本扶持”，出现了一段极度繁荣的镀金时代。这个镀金时代，成为了标杆。但突然间，政策急转直下，规范化监管体系日益织牢织密，一通“狂轰乱炸”，“野蛮生长期”结束立刻进入“冰河期”，企业立刻戴上了紧箍咒。

“规范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这是监管主基规范是正向的，但在坊间，规范性举措跟铺满舆论场的“反资本”情绪碰面后，总会催生出别样的解读：比如，把监管看成“锤”；“扯袖子也是一种爱护”，可有些人担心，会不会把手臂给扯断了；防范“大而不能倒”风险，也被有些人曲解成“大了就该倒”……相关上市企业市值不要说腰斩，直接斩到了脚跟，市值虽然不是真金白银，却是竞争力的重要组成。渐渐地，开始担心“资本无序收缩”。企业情绪的力量不容低估。而情绪的另一面是预期，也是信心。

此外，基本上这几个风口产业承包了这几年应届毕业生近60%的求职意向。如今，一刀砍下，无差别挤泡沫。当资本不再裹挟了，就业吸纳能力也迅速衰减，上下游一损俱损。没有就业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更不会有消费了。这也是居民消费倾向降，各种刺激消费政策效果不彰的重原因所在。周而复始，预期转弱，就由企业转而繁衍至整个社会层面。

由此可见，这是政策的问题吗？根本不是，都是执行层面的尺度问题。就是会“歪嘴和尚唱错经”造成源源不断的深远影响。

歪嘴和尚唱错经

“面对新阶段新形势新要求，一定要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也如此说。是的，要有对抗内外部风险的能力，就要抓住深层次问题，继续深化改革。相信中共在认识层面，早有危机意识，也绝对有足够的“工具”。但“行百里者半九”，很多政策虽然“对症下药”了，但能否药到病除，关键还在于如何“下”。在这个层面上，中共恐怕需要再思量。因为从结果看，不少政策效果打了明显折扣。

比如说疫情下的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减税降费是中国政府绝对可以夸耀的政绩。然而，如今诸多企业所面对的直接问题是，根本无法缴纳上税款，如何做到先缴再退呢？市井长巷里的店铺有多少根本缴不上那笔税款，等不到政府退税可能就要关门大吉了。现在不是“过渡”问题，是“生存”问题，这才是实事求是。那能否打破惯性的在特殊时期，对于部分企业直接免税呢？

再比如说，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一谈再谈，无法突破。以大银行为主的高度集中的金融体制，是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主要原因，其融资存在制度性约束。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拥有全国70％以上的信贷资金，在信贷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近些年，经常听到国有银行宣讲，要“推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建设”，但钱流向哪里却很诚实。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目前国有银行一半以上的信贷都是贷给了不到贷款总数百分之一的大客户，这些大客户绝大部份都是国有企业。政策从来就没有少过，奈何还是成了顽疾。中央银行顶住内外压力不断释放流动性又有何用？重点需要突破的的主要矛盾就是多年不破，在特殊环境之下就更为艰难。

再需要看到的是，面对经济失速的时候，财政发力很自然的着力点就会孤注一掷于基建投资。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但当年5月底，李克强在总理记者会上指出，“我们推出的规模性政策注重的是稳就业、保民生，主要不是依赖上基建项目，因为现在中国经济结构发生很大变化，消费在经济增长中起主要拉动作用”。事实上也是如此的，当时采取的规模性政策，用了70%左右的资金直接或比较直接地去支撑居民收入，促进消费、带动市场。

但今年内地疫情多点散发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遇到新的挑战，经济虽称不上断崖式下跌却也猝不及防。面对失速，大投资大建设突然就成了不二法门。从各地发布的项目清单来看，新基建、重大交通、能源水利、园区配套设施和重大民生基础设施等仍是各地投资重点，新老基建重大工程项目数量占比普遍超过50%。毫无疑问，重大项目作为逆周期政策下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在稳增长方面确实发挥极大作用。如此，2022年有望实现GDP增长。但就算今年GDP在强大基础投资拉动下交上了成绩单，真的就能扭转“预期差”吗？GDP是国家层面的“功课”，而“预期”更多是人心。

更要意识到，当年应对次贷危机的4万亿投资曾造成很多后溢效应——各地“大、干、快、上”的盲目建设，造成很多重点行业产能过剩、银行背负巨额信贷压力，资本市场、楼市越吹越大的泡沫……“促转变、调结构”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提上议程的。这条路径已经走过一次。

……凡此种种，都是在“最后一里路”上。“稳定压到一切”的政治诉求。地方政府“反应过度”就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在稳定问题上的泛化、扩大化趋势，实际上就是来自于一种宁左勿右、宁紧勿松的思维定势。

短期要平衡，要妥协、迁就，就像当下还是要将经济增速拉上去，而中长期还是必须化解深层矛盾，要不妥协、不迁就。 这些处理不好，那带来的就是一大堆的两难和多难。改革和社会问题，就像两只老虎赛跑，这两只老虎看来各自要素齐全，彼此似乎也看不清楚对方，但是都在往前跑，哪只老虎跑得更快一些，将决定中国社会的命运。要防患于未然，矛盾凸显隐患叠加。不克服隐患，可能往前走的路越走越窄。

方向决定道路，思路决定出路。必须认识到，中国经济陷入了一个新困境，要解决深层次的问题，中国经济面对的三重压力必须要消除，才能重回轨道。一直以来，中央经济政策方向没有问题，中共二十大亦不需要经济政策的“创新”。但显然这次挑战是对经济治理手法的一次大考，魔鬼都在细节中。对于中共而言，要有更高层次的KPI设定——言必行行必果，以结果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