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李成・四｜非铁板一块　中国高层政治灵活性被西方忽视

自今年7月正式落户香港大学，李成便进入快马加鞭的工作节奏，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尤其是频繁地来往于中国内地、台湾、东南亚。12月15日，由其担任创始主任的香港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举办成立仪式。在该研究中心的简介中这样写道，“治理问题从未像今天一样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关注”，“今日的香港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都更适合成为研究中国与世界治理问题的国际枢纽。”“更重要的是，香港还将在塑造国际舆论环境方面发挥微妙而又深刻的作用。”此外，据李成介绍，中心建立伊始将重点关注五大领域：科学与技术变革、气候变化与新能源、经济与金融改革、政治精英与代际更替、中美关系与地缘政治博弈。

在落户港大之前，李成在美国学习、工作的时间达38年之久。1985年到美国读硕士、博士，2006年加入美国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2014年成为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首位华裔主任，在华盛顿深耕多年的李成，早年专门研究中国技术官僚、中产阶级等前沿问题，撰写和编辑多本着作，并译介了《中国思想家》丛书，以期增进西方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认识。日前，李成接受《香港01》专访，话题涵盖中美关系、技术官僚、中产阶级等，这都是李成专门研究的领域，也是关系当下和未来的重大命题。访谈分五篇刊出，此为第四篇。

香港01：中产之外，您很早就开始研究中国的技术官僚，二十大之后您在台北也与中研院院士吴玉山有过一次活动讨论这个问题。二十大至今已经一年，您怎么看中国今天的政治生态，以及新型技术官僚团队的施政表现？

李成：我1985年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主要是想读文学的，因为我本科论文是关于比较文学，后来发现走错专业。伯克利有三个研究亚洲的专业：语言和文学，亚裔研究，亚洲的政治经济。我进了亚洲的政治经济专业。 吴玉山当时也在伯克利，他读博士，我读硕士，我们的恩师是同一个人施伯乐 （Robert Scalapino）。在选题时开始注意到中国的精英政治，尤其是中国开始上升的技术官僚。我问导师应该选哪个题目，他说，研究中国的技术官僚，很少人在做。这个问题会越来越重要。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念了博士学位，主要是在研究中国技术官僚的发展。

技术官僚或技术文官的概念，狭义讲是学工程和自然科学的。我是比较早的把这个概念用到中国政治研究中。因此，一开始受到受到许多西方学者的批评。到了江、胡执政时，他们才开始认可了这样的概念。而我在80年代后期就发表关于技术官僚的文章，1987年开始建立数据库，逐渐完善和充实很容易看出中国精英变化的趋势。

中国精英的转换速度之快是其他国家罕见的，而这一切都是在一个“一党执政”的体制中发生的，它外观上的“不动”和内部的不断驱动和轮换，就是中国政治很大的特点，往往西方只看到了它表面上的“不动”或者说是僵化，而忽视了它内部的不断更换的灵活性。中国是一个一党制的国家，但并不意味着就是党内一成不变或铁板一块，实际上里面有很多派别，所以我比较早的时候就引用了所谓集体领导的概念。当时用集体领导的概念，西方很多学者不认同，认为不存在什么集体领导，而是九龙治水，各管一摊。后来当权力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后，西方学者开始讨论集体领导多么好多幺重要，我觉得有点讽刺，从中也能看出一种对中国政治的固有偏见。

具体到方法论，先是从数据库开始，后来建立一些政治框架的分权模式，包括权力制衡和集体领导。加入布鲁金斯学会之后，经常接待官员或访问北京，所以跟中国官方有了很多第一手的观察和接触，同时布鲁金斯学会也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建立合作机构，这也是近距离观察和接触很多技术官僚和非技术官僚的过程。接下来，到了人工智能时代，我也开始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使用做一些研究，不过对于这样的研究我始终是有保留的，本质上我认为政治学与其说是科学，还不如说是艺术，因为有些东西需要一种深刻的人文历史的了解，数字是说明不了的，定量研究所能说明的也是有限的。

从中国历史看，儒家传统是不太注重技术的，毛泽东时代不认可知识分子的领导力，到了邓小平时代发生了变化，邓小平实际上促进了中国技术官僚的上升，虽然他自己不是学工程的，但他知道工程师的重要，提拔了很多有工程学背景的领导干部，包括江泽民、李鹏等。到了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大多数技术官僚学电子工程、土木工程等专业，一般来讲都是在一些小型工厂工作，主要政治生涯是地方上的磨练，一步步被提拔起来的，并没有什么国际化的背景。最近10-20年，尤其是十九大到二十大提拔的技术官僚，大多数是学习人工智能、环境科学、生物科技、航空航天等专业，很多都有国际化的背景，他们是我说的“中国技术官僚2.0”，他们受重用跟中国最近几十年经济和科技的迅速发展息息相关。

香港01：关于十九大和二十大之后的变化，其实我们注意到，这个周期很多政治伦理也在变化，包括党政关系，以及党内民主是否已经名存实亡。该怎么理解集体领导与党政关系的变化？

李成：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当中，威权主义始终是占上风的。在邓小平时代有很多政治制度上的尝试，包括集体领导、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提出对各级官员年龄的限制，以及任期的限制等等，包括我曾经提出的党内派系竞争模式，都是一种尝试。在尝试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问题和危机，比如九龙治水，以及薄熙来、令计划、周永康事件等危机。这个过程实际上也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历史和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的，同时也跟世界上很多互动和变化也是紧密相关的。

现在美国的民主出了很多问题，尤其是2020年1月6日的国会山骚乱，矛盾已经如此尖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会反思，并且又回到对政治制度的多视角研究和反思，这需要更多的对话，更多的尝试，不同政治模式的取长补短。我觉得未来可能需要一场关于政治制度适合性的全球性大讨论，现在时机还没有到来，因为目前很多政治冲突都迫在眉睫，包括战争、贫富差距、种族矛盾、文化战等都在起很大作用。但迟早需要一场深刻的关于政治制度的讨论和研究，因为很多固有的观点必须得到新的检验。

香港01：关于政治制度适合性的讨论，可否展开来谈谈？背后的问题意识是什么？

李成：可以这样说，我是在西方受教育的，对西方的民主曾经非常热情，但最近很多事情让我不得不重新思考很多问题，包括美国作为灯塔国，权力正常的转移都出现了挑战和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西方民主需要重新检验和有更多的思考，这并不是说要用其他的政治模式来取代西方的民主，而是要对民主出现的危机做出检讨，从理论上进行思考。因为只有从源头上检讨，才能理解美国目前社会的撕裂，以及国内的不安全感从何而来。现在检讨和思考才刚刚开始，这个过程需要平等的、理性的、冷静的对话。

不过，我观察到一个现象，西方很多学者的书很快就介绍到中国来了，好的坏的都有，但中国学者的书几乎很少被介绍到西方。美国迄今为止只有两套中国学者的丛书，一套是我编的《中国思想家》丛书，包括何怀宏、胡鞍钢、贺卫方、俞可平、李春玲等人的著作。另一套是贝淡宁编的，巧合的是，我们两人现在都来到了港大。我们在中国的书店里可以看到很多已经被翻译成中文的西方学者的书，但是到美国的书店去看，有几个中国学者的著作能够出现在美国书店的书架上？是零，这是很不对称的，这对美国学术界和外交界也是一种损失，是很悲哀的事情。

作为一个开放自信的社会，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学术界这叫开放吗？这叫自信吗？这叫包容吗？所以我也想告诉中国学术界，不需要妄自菲薄，认为什么都是别人的好，而且西方的很多理论实际上已经被证明是错的，所以平等的对话显得越来越重要，同时也希望中国国内的学者能够有一些理论上的突破。

至于中国学术界，假以时日，中国的思想家会走向全球， 但是这需要一个宽松的、开放的学术环境，这很重要。尽管追求独立不是目前中国智库发展的重点，但是有一个学习的氛围、有一个开放的氛围、有一个多元的环境，会帮助中国能够产生世界一流的学者。目前，中国对外交流的方式、中国智库的声誉还处在低潮期。智库发展不是搞公关、不是搞宣传，更多的是一种交流，是一种文化的对话。我们不能夸大文化上的不同点，在有些方面中国当然有它的特色，但如果过度强调特色，就会限制自己的视野和对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