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中线”区隔两岸敌我 也可以是跨越政治的想像︱专家有话说
【编按】“海峡中线”一直是两岸关系纠缠的议题之一，作为美国主导的国共内战副产品，北京始终否认“中线”的存在，而台北则以此为安全保障、敌我壁垒的界线。直到2022年佩洛西（Nancy Pelosi，又译裴洛西）访台，解放军“围台”军演，实质打破了“海峡中线”，令台海情势进入新一阶段。台湾大学现代中华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梅家玲，近日出版新书《文学的海峡中线：从世变到文变》，从两岸文学史的角度指出，“海峡中线”虽是两岸形成隔绝的藩篱，但也可而此思考超越政治、跨越中线的文学之路。本文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王德威为《文学的海峡中线》所撰写的推荐序，突显了“海峡中线”分隔又连接两端的文学隐喻，为台湾面对台海危机赋予了重新想像与判断的无限可能。
“海峡中线”是台湾海峡中的一条无形界线，东北─西南走向，长度约500公里。中线的设定始于1954年台湾与美国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美方为控制国共对峙局面，要求国军必须在台湾“海峡中线”以东活动，自此台湾空军即以“海峡中线”规划防空识别区。
中共政权既然视台湾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自然不承认中线存在。然而在冷战格局中，这条中线却发挥相当作用。两岸1950、60年代屡有军事冲突，之后紧张局势趋缓，不跨越中线成为双方默契。20世纪末以来台湾政局变换，中线问题又成焦点。2022年夏天台湾与美国互动关系热络，8月初解放军围绕台湾军事演习，越过中线，至今已成为常态。
文学与海峡中线有什么关系？这条在地图上由北纬27度、东经122度延伸至北纬23度、东经118度的虚拟直线，是由美军势力主导，以军事制约为前提的“互不侵犯的假想中线”，中共称之为“伪命题”。然而不论是虚拟、假想，或是伪命题，中线的确在历史时刻中发挥作用，维持海峡两岸起码的和平。
假作真时真亦假，道是有时恰似无。海峡中线不像东西柏林森严血腥的围墙，也不像南朝鲜危机四伏的38度线。在波澜汹涌的水道中，它间接靠航海与卫星仪器确定方位。中线是一个象征符号，甚至隐喻，演绎20世纪中期一段波诡云谲的政治叙事。中线虽为虚构，但落实其“存在”的军事角力和外交运作却无时或已。跨越与否的凶险和结果成为不断揣测、协商的前提。在想像与实存、修辞与政治、拓扑与疆域间，海峡中线既划分又连接两端，出虚入实──就是一种“文学”。
另一方面，文学领域是否也有一道海峡中线呢？这是梅家玲教授新书《文学的海峡中线：从世变到文变》的重点。1949年后现代中国文学一分为二，各自形成论述。早在1920年代共产党已经发展文学的革命功能，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毛泽东高举工农兵大旗，强调文学为意识形态服务。革命成功后，毛对文学的操弄变本加厉，各种清算运动每每从文学开始，可见一斑。
相形之下，国民政府的文艺政策摇摆得多，早期一面认同五四新文艺启蒙，一面自许为正统传人，一面向往苏联式文艺机器，企图控制“上层建筑”。国民党政权来台后痛定思痛，认定五四新文学为动摇国本的乱源之一，因此多所压制，同时在“大中国”前提下，对本土文学传统视若无睹。反共抗俄成为文学使命。
然而有心之士，不论本地文人或新近渡海而来者，坚持以文字铭刻所思所闻，居然创造出奇花异果。1960年代之交现代主义、乡土文学兴起，各自将台湾文学导向不同方位。80年代末以来台湾本土意识崛起。台湾文学又经历一次洗礼，如何与中国区隔成为又一代学者文人念兹在兹的课题。
据此，两岸文学可谓泾渭分明。跨越中线与否仿佛看不见的攻防，战争与和平，民主与极权，故土与离散，正统与嬗变这些命题都将遭受考验。然而两者论述其实暗通款曲，都是以国家主义绑定文学叙事，而国家文学又是19世纪西方国族主义论述透过日本转口中国的舶来品。换个角度思考，两岸对文学与个人、社会、国家所做的有机连锁，何尝不正是传统文学思想的影响？从“文章经国之大业”到“兴、观、群、怨”，老中国“文”与“政”的纠缠历久而弥新。
梅家玲教授的《文学的海峡中线》以20世纪中期以降为背景，探讨现代中国文学在台湾灵根自植的一页。她不仅视海峡中线为军事座标，标明世纪中期两岸分立的事实，也视其为一种感觉结构，投射国家危机或转机的临界点。值得深思的是，梅教授的研究点出“文学的海峡中线”其实变动不居。因应时代政治氛围，它可以是反共的，也可以是反中的；可以是延续古典、一以贯之的，也可以是落地生根、自成一统的；可以是写实主义的，也可以是现代主义的，可以是历史的先入为主，也可以是历史的后见之明。
这引入此书的另一个重点。既然文学的海峡中线未必总一清二楚；文学生产与诠释也未必总如应斯响。台湾乡土文学标榜的模拟式写实难道没有大陆乡土文学的影子？现代主义到底是去政治化还是再政治化的美学实验？反共文学的八股何以与共产文学八股似曾相识？文学史是文学对国族历史的复写，是文学脱离或陷入“国家”束缚的记录，还是作家各行其是的见证？
本书透过文学史书写、国、语、文辩证，国文教科书编纂、文学期刊的推出，还有大学（尤其是文学系所）作为教育机构，对以上各种观察做出回应。全书共分为六章，首先以20世纪中期两位文学学者黄得时与台静农的文学史书写，点出“中国文学”到台湾的微妙变迁。黄得时（1909-1999）成长于殖民时期的台湾，大学期间即展现文学热忱，积极投入各式文艺活动，1943年发表《台湾文学史序说》，为日后《台湾文学史》书写首开其端。黄所论述的“台湾文学”以明清之际沈光文渡海来台，成立“东吟诗社”推广文运为起点，不仅将此后宦游来台的清代文人之作纳入文学史，更认为“康熙雍正时代的儒学是培育下一代本土文人的道场”。
正当黄得时等在地知识分子自觉酝酿台湾文史脉络的同时，一辈大陆文人学者渡海而来，台静农、许寿裳、魏建功、夏济安、英千里、殷海光等都先后参与台湾去日本化，再中国化的过程。其中台静农（1902-1990）的案例尤其特殊。台早年厕身左翼运动，与鲁迅来往；抗战后因缘际会来台，任台大中文系主任长达20年。由于国共局势使然，他对早年经历讳莫如深。但所著《中国文学史》却透露曲折线索，让我们得以一窥其人心事。
梅教授提醒读者，黄得时、台静农的文学史书写一方面各有所本，一方面也分享当时流传的泰纳（Hippolyte Taine）文学史观。泰纳以“种族、环境、时代”作为衡量文学、历史、国家联动关系的方法，在在显示19世纪欧洲实证主义的知识结构；文学成为现实的简单反映。黄、台虽然承袭此说，却各有修订。黄对台湾历史记忆频频致意，台则对中国文学的形式与寄托别有领悟。他们怀抱的“史识”与“诗心”毕竟注记了个人的块垒。
其次，梅教授将重点转向文学知识生产的场域，检视文学如何透过“国语”和“国文”被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一如“国家文学史”，“国语”与“国文”也是经由日本输入晚清，进而落实为各级学校的文化实践。两者都脱胎于19世纪国族主义“言文合一”运动。据此，白话被视为纯洁透明的表意工具，直通文字、文化、以迄民族国家精神；文言则被视为传统图腾，装点封建菁英的教养和趣味。这一“言文合一”的诉求又被左翼运动放大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利器。其极致处，1930年瞿秋白（1899-1935）等人甚至提倡汉字拉丁化运动，彻底废除中文。
诚如梅家玲指出，“语”与“文”是相对概念，二者的辩证交融，原是持续发生的自然现象。中国幅员广大，各地方言杂陈，原无统一的“标准语”。反倒是自秦汉以来即已统一的“文”，不仅成为境内交流沟通的重要凭借，甚至远播东亚，形成“汉字文化圈”。唯“文”须经学习而得之，仅能流通于士人阶层，一般庶民难以亲近。现代民族国家兴起后，除以制度化的方式订定“国语”，以利全民沟通，更企图普及教育，进一步打造“国文”，形塑全民“共同体”。如此一来，古已有之的“文”，在是否应该、以及如何成为“‘国’文”的过程中，平添争议。
不少台湾学者倡导台湾话与台湾文的独立性，却不自觉地发扬五四时代由胡适、陈独秀等所推动的白话运动。他们的言文合一理想令人发思古之幽情，继承而非拒绝了五四、甚至中共左翼传统。更反讽的是，推动台语拉丁化的学者同时与帝国殖民及列宁左翼语言策略形成应对，仿佛经由文字语言的统一操作，摆脱杂质，即可形成有效政教机制。近年的文白之争仍然延续此一辩论，梅教授的研究因此特别值得玩味。
梅家玲的国语文探源学也为当下（台湾）大学国文课的存废之争提供又一省思角度。如果国文攸关国家想像共同体的建立，提议废除者必须扪心自问，他们是期待将语文教学与国家民族主义脱钩，解放文学的多义性；或是改头换面，将国语文教学置于另一套国家民族主义的框架，继续国／文的正当性；或是仅仅现学现卖，追求语文的实用性？
梅家玲的回应之道是重建历史脉络，审视1940年代以来郭绍虞、魏建功、朱自清、杨振声等学者在不同语境所编纂的国文教材。文言还是白话？实用还是修养？认同还是反认同？这些辩论非自今始，唯有明白了“国文”本身的前世今生，继之而起的辩论才能切中要害。“国文”课程、内容和教学法当然有与时俱进的必要，如果仅操弄国／文转型正义，不过将时钟拨回到百年前的“文学革命”时刻，将原本千丝万缕的“传统”简化为铁板一块。至于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在AI时代不是有点落伍了？
以上话题引领我们进入本书第二部分。梅家玲以三章篇幅分别讨论1950年代迄今三本（台湾）学院派文学杂志：《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与《中外文学》。《文学杂志》由夏济安、刘守宜、吴鲁芹等人主编，上承抗战前朱光潜等京派文人主编的《文学杂志》精神，标榜文学的自由主义，创作、翻译、评论并重，尤其呼应英美新批评主义，强调文字、形式所承载的审美表现和伦理意涵。这和50年代的宣传文学不啻背道而驰，以此夏济安等人以曲折的方式表达他们的信念。《现代文学》创刊于1960年，顾名思义，不但着眼“现代”的历史现场感，更鼓吹“现代主义”的前卫风格甚至意识形态。这本期刊以其糅合东西的想像和突破现状创作力，成为台湾文学传奇。《中外文学》则由台大外文系主编，自1971年创刊至今从不间断。不论早期的论述、创作齐头并进，或之后对各种文学文化专题的介绍，无不引起学界注意，尤其在比较文学的介绍以及“台湾文学”的思辨，可谓开风气之先。
上述三本文学杂志相互衔接，承先启后的意义不在话下。梅家玲也以之作为验证她对文学史、国文与国语、文学与教育等议题的实例。20世纪中期历史转折时刻，黄得时、台静农各自为古典中国文学和台湾文学写下他们的见证，从而为台湾的中文文学教育拉开序幕，那是古典与现代，此岸与彼岸的尝试性接触。1940、50年代的“国文”、“国语”运动，不论其霸权逻辑如何运作，毕竟培养一个世代的青年学子掌握汉语文字语言，进而表述立场，创作文学。《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中外文学》不仅提供创作翻译平台，更彰显一项事实：只要文网言禁稍有空隙，文学立刻展现自为自主的力量，或创新语言形式，或试探理念欲望，迂回、冲撞权力当局设下的尺度——或曰中线——内外，凸显禁忌，甚至突破禁忌。
20世纪中期的台湾文学与教育制度在国家权力的监管下运作，绝非理想。吊诡的是，当权者的文工机器毕竟不够精密，因此给予台湾文学意外的空间。相对共和国滴水不漏的文学生态，台湾在反共文学之外兀自发展出不同声音。1954年美国在台湾海峡设下中线时，毛泽东正磨刀霍霍指向胡风──中共最重要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家。早在前一年，由上海到台湾的诗人纪弦（1913-2013）创办《现代诗》，掀起新诗革命，为台湾的现代主义拉开序幕。当文化大革命斲丧所有文学自由时，台湾的《现代文学》、《中外文学》正欣欣向荣。
1980年代以来台湾主体正名呼声此起彼落，文学率先推波助澜，功不可没。一页页的中国蜕变为台湾文学的历程，正是文学的海峡中线“这一边”的故事。文学与国家的关系既然若即若离，我们无从预测未来台湾文学的“代表性”如何。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文学作为文化建构，必须给予想像力与创作力的极大空间。这样的多元想像力是立场，也是能力──台湾回击中国大陆文学政治的最佳利器。
《文学的海峡中线》思考台湾光复以来从“中国化”到“本土化”的过程，但拒绝给予简单的线性答案。如前所述，所谓海峡中线起自军事部署，但更可以是关于作为政治的“文学”隐喻。借此，梅家玲教授关心的不只是中线如何分隔敌我的方式，而是中线如何导致──甚至投射──逾越与跨越的威胁，以及种种协商。在这层意义上，文学想像其实是政治判断，面对危机，赋予无限可能。
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思考本书另一潜在命题，那就是文学作为“渡”的能量。近年台湾文化论述标榜海洋想像，但举目所见，无非是根深柢固的本土纠结。海洋所承诺的深邃、流动、神秘变化似乎都平面化、一体化、座标化了。就着梅教授对海峡中线的叩问，我们或可提议，汉语传统的台湾文学始于先民渡海而来的离散或移民经验：随机应变的“过渡”，无可不可的“让渡”，意料之内或之外的“偷渡”，铤而走险的“强渡”；还有最耐人寻味的，文字、语言与书写形式你来我往的“摆渡”……。
现当代中国或台湾文学何去何从？选项之一，用理查·罗蒂（Richard Rorty）的话说，文学“视一切事务为语境选择的产物而非由内在性质的决定，将客体溶解为功能，将本质揭示为注意力暂时的焦点，将认识理解为如何成功地使信念和欲望之网以更贴合，更优雅的式样组织起来。”这才是海洋而非陆地的想像。无形的中线下，那汹涌的波涛与暗潮永远指向流变。或许“渡”的想像可以成为梅教授另一项有关文学、历史与修辞政治的研究计划。
梅家玲教授以研究六朝文学起家，之后转治现代文学而见重两岸。两者乍看似无关联，但何尝没有对应之处？魏晋六朝将近400年，是中国历史的大分裂时代。南北之间以长江为“中线”，各自发展独特传统。南朝文章绮丽多姿，日后被视为古典审美意识和人文精神崛起的关键——而那是晋室“南渡”后、与在地风土所融合的成就。千百年后，有多少人记得南北朝政治的残暴混乱？历史的分合从不稍息，唯有文学渡过，也渡引，乱世，成为一代又一代兴叹的焦点，记忆的结晶。梅教授费时十年，研究当代文学“中线”何在，回看来时之路，能不发思古之幽情？是为序。
本文经时报出版公司授权转载，原题为《“海峡中线”，就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