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挑战｜让权力不再任性　法治是中国愈来愈迫切的工作

现在距离中共二十大的召开愈来愈临近了，法治应该会是二十大的内容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决策层一直将法治视为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十八大以来，中共决策层又专门召开中央全会专题聚焦全面依法治国，并将其上升为“四个全面”。

这一方面说明中共决策层对于法治日益增加的重视，另一方面则反映出中国法治建设依然处于进行时，仍有待下大力气去推进。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专制主义和人治传统的超大国家来说，虽然经历了近代民主共和的洗礼，但人治惯性和官僚主义仍在发挥较大影响，法治建设依旧是结构性挑战。

当前中国所面临的防疫困境和经济困境，让许多人切身体会到法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早在2020年疫情爆发之初，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要求“疫情防控愈是到最吃劲的时候，愈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但在现实执行层面，有不少地方出现层层加码、一刀切，反复冲击法治底线，比如“恶意返乡”、“种地道歉”、“铁丝锁门”与河南红码事件。

2007年制定施行的《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十一条明确规定：“有关人民政府及其部门采取的应对突发事件的措施，应当与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的性质、程度和范围相适应；有多种措施可供选择的，应当选择有利于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措施。”

可现实情况往往不尽人意，正如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在2020所警示的：“不少公职人员、尤其是地方上的领导者在过去几十年的公共生活中形成了一种不良积习：但凡有突发事件，首先想到的是把自己手中的权力扩大和运用到极致，同时把公民、个人的权利自由压缩或限制到极致，并且以这种方式向上表白自己办事‘坚决果敢’‘举措强有力’‘能干、有担当’。”

为何会这样？长期以来，中国许多地方政府施政时习惯于运动式政治动员模式，而忽略依法行政面向。不少官员习惯于提出一个又一个的政策或措施，而容易遗漏具体的政策或措施是否有法可依。不可否认，运动式政治动员模式往往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政策和措施往往相对灵活，以结果和解决问题为导向。但缺点是容易滋生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在执行过程中难免矫枉过正、层层加码和一刀切。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宏勃早前曾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法治原则》一文中认为，“作为公法的‘帝王原则’，比例原则是公权力行使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哪里有权力和权利，哪里就应当有比例原则”。他建议“政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必须以法治为导向，实现从‘政治动员模式’向‘依法应急模式’的转变”。

经济问题同样如此，若经济政策或措施震动幅度过大，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势必容易用力过猛，好心办坏事，侵蚀公众对于市场环境的信心和预期。不久前，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魏加宁在一篇演讲《中国当下，解决宏观问题要靠微观改革，解决短期问题要靠长期主义》中指出：“让民营企业、创新者拥有长期主义的话，就不能让他总是面临颠覆性的风险。”

他说：“过去，政府是鼓励发展互联网平台，但是去年变成了打击互联网平台，导致互联网平台的员工纷纷下岗，股价大幅下跌……还有，打击教培，打击网游等，也导致了大量的员工失业。如果政策环境总是面临着颠覆性的风险的话，企业家谁还敢投资？！谁还敢创新？！谁还敢拥有长期主义？！”

他谈到监管体制时表示：“当高层领导在忙于其他事情，没有注意到这个领域的时候，我们的监管就‘放羊’，比如说前些年的P2P；而当高层领导注意到这个领域的风险后，高层一发话，我们的监管部门就会‘齐步走’、‘一刀切’还要‘一步到位’。国外的金融危机往往是由于投资者的‘羊群效应’，而我担心我们中国是监管者的‘羊群效应’。后来有人还纠正我说，不是‘羊群效应’，而是‘狼群效应’。于是，监管政策在从紧，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就只能放松，否则就会出现‘同步震荡’。”

经济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条件是稳定的预期，如果预期不稳，变来变去，人心势必不稳，经济便难以发展。在改革开放已经40余年，民营经济早已是中国经济不可动摇的重要基石的今天，为何还有许多企业家和投资者动辄因“消灭私有制”、“民营经济离场论”之类无稽之谈而提心吊胆？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法治建设尚不尽人意，许多人担心有关保障民营企业正当权益的法律法规抵挡不住权力任性。

防疫和经济的双重困境，无不说明中国亟待健全法治，下大力气让外界相信权力不可任性。日裔美国政治学家福山认为，一个良好的政治秩序包括三个要素：强大的国家、法治和责任政府。福山之所以如此重视法治的作用，是因为法治可以限制和规范公权力，为社会运行提供稳定的、公开的、可以预见的规则。这一点非常重要，事关公权力能否被节制和公民权利能否得到保障，直接决定一个社会能否长治久安。可以说，对于当下中国来说，为了保护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成果，为了走出防疫困境和经济困境，让未来行稳致远，建设法治政府、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已是迫在眉睫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