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喜欢就“取消”她!杨丞琳会是下一个J.K.罗琳?
台湾艺人杨丞琳参加浙江卫视《还有诗和远方3》节目的片段近日在台湾被挖出,她自称“在台北长大的广东人”,又说由于早年家中经济条件不好,所以在台湾没吃过什么海鲜,“在那吃海鲜是奢侈的”云云,顿时引爆台湾舆论场,被贴上“辱台”的标签。有其他台湾艺人批评杨丞琳“想赚钱何必消费台湾”,也有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赵怡翔劝她“尽快放弃台湾籍”。
上内地节目等于替中共宣传?
一段艺人在节目上的轻松对白,何以一夕在台湾演变为民族主义情绪大战,网友纷纷出征挞伐,连台湾“内政部”都加入战局,Facebook小编制图讽刺“笑死,有人说台湾吃海鲜很奢侈”,令杨丞琳紧急关闭Facebook与Instagram留言,还被网友拍到她“双眼无神”现身北京机场。
回顾来龙去脉,有台湾网友翻出7月3日播出的《还有诗和远方3》节目,并将杨丞琳与来宾的对话,包括“我在台北长大,但我是广东人”、“其实我在中国台湾没吃过海鲜,早年家里的经济压力也挺大的,其实吃海鲜是奢侈的在那”等画面截图流传。
但关键是对话截图刻意省略了“早年家里的经济压力也挺大的”,也未说明杨丞琳其实说的是“台湾”,只是经节目后制字幕改为“中国台湾”,从而点燃了台湾互联网舆论场的敏感神经,认为杨丞琳为了赚人民币而不惜“改换身份”和“丑化、矮化、出卖台湾”。还有一些恶意扣帽子,刻意将《还有诗和远方3》放大为“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文化传播节目”,以此证明杨丞琳是在“替中共宣传”。
J.K.罗琳被“取消”引发的反思
杨丞琳在台湾的遭遇,不禁令人联想起近年来在西方世界此起彼落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所谓的“取消文化”,系指一些名人或企业团体,因为发言或行为触及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等“政治正确”的价值观红线,在“犯众怒”的情况下遭到群众抵制,为此付出取消追踪、作品除名、丧失代言等被“取消”的代价。
“取消文化”在西方世界大行其道,例如2020年美国影音平台“HBO Max”宣布,暂时下架1939年上映的经典电影《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原因是该片美化与浪漫化蓄奴制,涉嫌“刻画种族与族群偏见”。又如同年全球掀起的推倒铜像运动,连哥伦布也难逃幸免,铜像被以不当对待美国原住民为由而推倒焚毁,还被丢进了湖中。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西方“取消文化”更是盛极一时,不只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Pyotr Ilyich Tchaikovsky)音乐会曲目被叫停,“国际爱猫联盟”还表明禁止俄罗斯参加猫咪大赛。
广为受到议论的,当属《哈利波特》(Harry Potter)作者J.K.罗琳(J. K. Rowling)。2020年她在个人Twitter分享了一篇讨论生理期与卫生条件的文章,不满该文标题刻意不用“女性”来称呼“有月经的人”,在LGBTQ社群引发强烈反弹,跨性别者认为罗琳将其排除于“女性”的身分认同之外,甚至将她指控为“恐跨症”。
J.K.罗琳不仅遭受网友洗版砲轰,改编自其原创作品的几部电影,“原作J.K.罗琳”等字样也“被消失”。此外,2022年2月美国《纽约时报》在YouTube推出一系列呼吁订阅制的广告影片,尽管诉求是强调种族与性别多元,但其中一则影片的主角却言及“想像没有作者的《哈利波特》”。在此之前,《纽约时报》也曾刊出题为《哈利波特迷重新想像没有作者的世界》(Harry Potter Fans Reimagine Their World Without Its Creator)的报道,无不给人一种媒体力量在推动“取消”J.K.罗琳的感受,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取消文化”在“政治正确”的大旗下,宣称是要打破社会原有固化的成见与歧视,却形成了另外一股走向教条、不能接受批评的话语权力结构。西方世界不是没有反思的,比如超过150位学者、作家和艺术家连署发表公开信《致正义与公开辩论》(A Letter on Justice and Open Debate),其中就直指审查的风气正在蔓延,人们不能容忍相左的意见,用公开羞辱或排斥的方式削弱了公共辩论。
台湾键盘出征取消了民主精神
台湾哲学学者卡维波曾在接受《香港01》记者采访时,敏锐地提醒了当前流行的“政治正确”的局限与偏见,几乎都源自西方现代个人自由主义的主流价值,建立在西方中心的世界历史书写以及社会建构上。如果将之用以观察台湾社会的“政治正确”,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观察到,由于台湾民选政治的脆弱性,以及两岸问题的复杂性,令台湾的“取消文化”在互联网时代还伴随着“出征文化”一同出现,在议题上往往又沿着政党与国族认同的界线展开。
杨丞琳的“海鲜辱台”风波其实只是冰山一角,近年来类似的事件可说是层出不穷。比如演艺重心放在中国大陆市场、政治态度偏向北京的台湾艺人,往往会被痛斥为“舔共”,甚至还会要求他们放弃台籍、不要使用台湾的健保等等。又如台湾公视曾放映一部关于“新疆再教育营”的纪录片,节目邀请学者根据其研究分享不同的观点,也被网友出征灌爆Facebook留言区,迫使公视道歉下架,“调整”后再重新上架。
除此之外,与执政党意见相左的艺人,同样也会面临“取消文化”的巨大压力。此前台湾艺人徐小可只因不认同台湾政府的防疫政策,就被互联网出征到在夫婿阿Ben的陪同下直播落泪道歉。更别说疫情期间民粹被鼓动之下,连新加坡总理夫人何晶、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等国际人士,都难逃台湾键盘战士的“取消文化”进击。
回过头来看杨丞琳的“海鲜辱台”风波,背后恐怕还夹杂了选举动员的风向操作。就在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身陷“免治马桶厕所偷窥”,以及竞选办公室干部充斥着执政党法政高官子女等风暴之际,互联网上突然抛出杨丞琳在两个月以前的节目片段,而且还存在着透过断章取义的方式引发怒火之嫌,将焦点全部转移到杨丞琳身上。再加上台湾政府部门“内政部”、“农委会”以及绿营政治人物们也从各自的位置上使出“组合拳”,不免令人产生政治操作与带风向的疑窦。
2016年以降,两岸官方冰封、民间怒目相视,台湾社会对于大陆互联网“小粉红”举报“台独艺人”的作风不以为然且义愤填膺。可是于今在政治力量斧凿斑斑的引领下,台湾互联网民粹一点就燃、一触即发,不只转移了各种内部问题,还屡屡站在“爱台湾”的道德制高点上,以纠察队或先锋队之姿,对不同想法或“政治不正确”的个人和群体发动互联网霸凌,毫不避讳进行思想言行的审查和检肃。问题是,台湾民主一向自诩包容多元,政治意识形态的敌我“部落化”,令社会沉浸在民粹的亢奋中,最后恐怕连进步的动力与反省的能力,也被自己给“取消”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