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智库万字长文惹议：中国不会也不应该走回“闭关锁国”老路

引起争议的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闭关锁国”不是对明清时期对外政策的客观描述》一文（刊发于《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从纯学术角度，应该说这是一篇相当不错的社科作品，文章结构清晰，立论扎实，资料详实，是一篇高质量历史论文。

文章对明清两朝对外政策的实施效果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秉持辩证认识。如文章在一开始的摘要部分就提出，“明清时期的中国当政者从军事、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采取了以‘自主限关’为主要特征的限制性政策。这一政策没有阻断明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互鉴，但造成了消极防御和漠视西方先进科技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为近代中国陷入被动挨打局面埋下了伏笔。”

在文章第六部分“‘自主限关’政策的局限性”一节也指出，尽管明清政府'自主限关'政策具有防范外来侵略的一面，也没有阻断中外交流的进程，但不等于这一政策是完全正确的。相反，它的局限性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消极防御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对西方先进科技采取漠视态度，加剧了军事和技术的落伍。"

但通读此文，在统揽全文的基础上再认真研究该文的立意主轴，内容结构，如果说该文完全没有一点为明清两朝“闭关锁国”政策“翻案”的用意，或者没有一点就像某些评论一针见血指出的“为‘闭关锁国’洗地”的成分，恐怕也不够诚实。如果读不到这层意思，可以说根本就没有读懂此文。

有几个方面都可以体现出这篇文章的立意主旨。

第一，用“自主限关”替代“闭关锁国”，从历史事实及学术词汇层面否认“闭关锁国”这四个字，引经据典试图挖掉这四个字的历史事实基础，认为“闭关锁国”这个词语是“晚清中日语言嫁接产生的历史名词，不是对明清时期对外政策的客观描述”，本身就是为明清政府对外政策鸣冤的学术“翻案”行为。

只不过该文“翻案”翻得很有技巧，它不是直接否定“闭关锁国”这个词汇本身，而是将之纳入到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中来，将之作为一个“西方中心主义”诞生的胎儿进行否定。在民族主义热潮正炙，反西方已蔚然成为当下中国社会主要集体意识的情况下，此举不仅占到了民族主义“政治正确”的高地，可以俘获一众民族主义者的认同，还将任何可能否定这种观点的行为都纳入到“西方中心主义”这个在当下已经臭掉的“受气筒”里，使得对方失去对之进行否定或批判的勇气。

如文章第二部分最后一段明确写道：“19世纪以来，西方人惯于站在欧洲立场，以开放—封闭、文明—野蛮二元模式，评述亚洲各国尤其是中日两国对外政策。西方国家在综合国力和话语权上占据强势地位，在日常交往和文化传播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使'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变成亚洲国家对自身评价的视角，进而影响了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的自我认知。由此观之，用'闭关锁国'形容明清时期对外政策，是特定时代'西方中心主义'影响的产物，并不是对明清时期对外政策的客观描述。”

在这样的行文结论下，任何试图批驳该文观点的行为，逻辑上都已经先被作者归入了“西方中心主义”这个范畴，试问在当下中国的民族主义社会氛围下，除了极少数不顾惠誉的辩论者，谁还有对之进行批判质疑的勇气？

事实上，我们姑且不对文章就否定明清“闭关锁国”所引述的大量所谓史实进行切磋，仅就作者试图提出以“自主限关”替代历史学者提出的“闭关锁国”这四个字而言，即便是按作者的逻辑演绎，若“闭关锁国”只是近代嫁接词组，是中国既有的‘闭关’与19世纪初在日本出现的‘锁国’相结合的产物”，这个产生于19世纪初期，并经近一百年来梁启超、陈独秀、鲁迅等思想与文学大师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社会各界”背书的词汇，因为没有充分的历史沉淀，因而“不是对明清时期对外政策的客观描述”的话，那么，作者在今天所提出的、还尚未经过任何大师背书与历史检验的”自主限关”一词，难道就是一个“客观描述”那段历史实况的的准确用词？

第二，在内容结构比例上，文章为明清两朝政府遂行“闭关锁国”政策“洗地”辩护的用意也格外明显。

从整体文章结构看，行文共六个章节，其中第一节“学术界有关‘闭关锁国’及相关问题的讨论”，第二节“‘闭关锁国’概念的渊源流变”，是从对“闭关锁国”四个字进行学术溯源的方式来否定这四个字的历史基础。这部分虽然也引述了一些认为明清政府不当实施“闭关锁国”政策的学者的观点，但通观全文不难发现，这些被引述的学者或其观点，不是作为另一种观点引述以引发思考，而是在作者笔下更大程度上扮演了一个被批判的“靶子”角色，以支持自身提出的明清两朝政府并未实施“闭关锁国”政策的学术观点。如，文章指：中国学者在翻译赫尔德、黑格尔、马克思等人著作时，将本来描述地理上“隔绝”、“孤立”、“不受外界影响”的状态，译为“闭关自守”或“闭关锁国”。从严格学术意义上讲，这种译法存在明显瑕疵，无论是“hermetic isolation”，还是“seclusion”，在词源上均强调地理意义上的封闭空间或隔绝状态，而中文“闭关锁国”则强调人为的政策选择或主观上的保守与封闭，二者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别。以后者翻译前者，在不自觉中强化了人为和主观色彩，进而改变了作者原意。

而文章第三节“明清时期的中国与西方”、第四节“明清两朝中央政府的对外政策”、第五节“'自主限关'政策下的中外交流”则无一不是通过史实罗列的方式，来证明明清并未实施过“闭关锁国”的观点，其中第五节更是明确提出了作者的核心结论，即“自主限关”才是对历史的最准确描述。只是作者在引述这些史实的时候可能忘了对历史事实或人物的评价的标准，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事件或人物，或当时的国家政策，固然要把他们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评价，但是也不能完全将之从价值的层面抽离，着重于其中一个方面，甚至以某些居于次要的方面以偏概全地为之总结定性。

若以作者标准，那么隋炀帝也不能说是一个昏君，因为他修建了京杭大运河，还试图出征高丽扩展中央王朝的疆域边界，慈禧太后也不是一个懦弱无能的卖国太后，因为她任内不仅收复新疆，还曾对八国联军开战。从史实的角度看，明清两朝政府在实施海禁等政策的同时确实并没有完全禁绝对外贸易，以某些单一“通商口岸”的统计标准甚至可能还有所提升，但是就当时政府的管理价值与总体事实呈现而言，明清两朝政府肯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实施了“闭关锁国”的政策这是毫无疑问的，对当时仅具支流意义的外贸通商成绩的片面描述，不足以掩饰当时所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事实。

第三，文章的一些总结性内容描述，为闭关锁国的正当性建立论述，所体现的主旨意图非常清晰。如果说上述词汇学和历史考证的部分，对明清闭关锁国行为的辩护还比较“婉转”的话，那么这些总结性文字，就非常赤裸了。

如文章明确提出：“明清两朝实行的海禁政策并不等于‘闭关锁国’”；”清初实施‘禁海’、‘迁海’政策，是针对郑成功抗清势力采取的临时性措施，属于对内政策“，不属于对外政策，因为不具有”闭关锁国“的性质；“自主限关”政策具有维护国家主权、防范西方殖民侵略的意图，无论是形成还是发展，都有其历史合理性等等。

文章还明确提出：明清朝廷对中西交流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限制性的，并没有完全关上中国的大门，用“闭关”加以概括不符合历史实际。“限关”是自主行为，其动机是维护国土安全、文化安全，是面对外部袭扰，特别是面对西方殖民侵略威胁时，采取的防御性自我保护策略。因此，我们认为明清两朝中央政府采取的是“自主限关”的对外政策。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是否开放、如何开放、开放范围多大，属于国家主权范围。国内外一些学者简单地斥其为“落后”、责其为“野蛮”，甚至认为违反所谓“国际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综上所述，尽管从学术层面，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闭关锁国”不是对明清时期对外政策的客观描述》是一篇相当不错的文章，从“学术无禁区”的角度对明清两国的对外政策论述，无论秉持何种观点都应予以包容，但是该文为明清“闭关锁国”在学术层面进行辩护，试图为明清“闭关锁国”翻案的主旨意图是毋庸置疑的，因此而在舆论场引起争议，引起一些人批判与讨论也就奇怪了。

当然，该文在中国舆论场所以引发争论，恐怕还不止是文章上述自身的原因，更和当下的社会思潮空气，和人们对社会未来发展的认知密切相关。所谓“无风不起浪”，从“风”的层面来认知，才能看清楚“浪”起的深层次原因。事实上，中国不会也不应该走回“闭关锁国”的老路。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刊发这篇文章的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是2019年1月才成立的一家部级历史研究机构，根据官方说明，该院的“主要职责是统筹指导全国历史研究工作，整合资源和力量制定新时代中国历史研究规划，组织实施国家重大项目，讲好中国历史、传播中国文化......充分发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史学功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中国史学的智慧和力量。”这样一个新成立的具有智库性质的高级别历史研究机构，而且该文又在该院主办的《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上以“特稿”刊发并全面主推，在舆论场引起注意就事属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