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关锁国有利论”是误解：对中国历史研究院万字长文的反驳

日前，一篇名为《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的文章在网上热传，引起许多人的疑虑。这篇文章原载于《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6月25日出版，当时未引起太大争论，但8月24日全文发表在中国历史研究院的微信公众号后，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国历史研究院是2019年成立的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相关研究所为基础组建的国家顶级研究机构，而《历史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历史专业学术性顶级刊物。为何一个顶级研究机构发表在历史专业学术性顶级刊物的重磅文章，竟能引起那么大争议，让许多人感到惊诧？

这是因为不少人担心《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一文在曲解历史，为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辩解，恐不利于当下中国的对外开放。有分析将《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一文概括为“闭国锁国有利论”。但研读一万多字的原文后会发现，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一文并未给“闭关锁国”洗白，而只是反对用“闭关锁国”来形容明清两朝，认为“保守、落后、封闭不是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内容，也不是明清时期对外交流的全貌，不能把明清社会标签化为‘闭关锁国’”。该文认为明清两朝不是“闭关锁国”，而是“自主限关”，“具有维护国家主权、防范西方殖民侵略的意图，无论是形成还是发展，都有其历史合理性”，但纵使如此，“它的局限性十分明显”，“明清两朝统治者对近代中国的落后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自主限关只换来短暂的成效和一时的喘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明清王朝的命运和中国社会的走向”。

《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一文的核心观点是摘要的内容：“‘闭关锁国’不是中国古代既有概念，也不是西方对中国的固有认知，而是晚清中日语言嫁接产生的历史名词，不是对明清时期对外政策的客观描述。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殖民势力，明清时期的中国当政者从军事、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采取了以‘自主限关’为主要特征的限制性政策。这一政策没有阻断明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互鉴，但造成了消极防御和漠视西方先进科技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为近代中国陷入被动挨打局面埋下了伏笔。”

为了论证这一观点，该文包括六章内容和一个结语。第一章是梳理“学术界有关‘闭关锁国’及相关问题的讨论”，认为“国内外学术界目前对‘闭关锁国’的研究虽然没有达成一致认识，但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一部分对不同意见都有所呈现。

第二章是分析“‘闭关锁国’概念的渊源流变”，认为“它不是中国传统的历史概念”，“中文的‘闭关锁国’是近代嫁接词组，是中国既有的‘闭关’与19世纪初在日本出现的‘锁国’相结合的产物”，“19世纪以来，西方人惯于站在欧洲立场，以开放—封闭、文明—野蛮二元模式，评述亚洲各国尤其是中日两国对外政策”。该文认为，“由此观之，用‘闭关锁国’形容明清时期对外政策，是特定时代‘西方中心主义’影响的产物，并不是对明清时期对外政策的客观描述”。

不可否认，“西方中心主义”和“开放—封闭、文明—野蛮二元模式”的确是世界近代史以来常见的思维特征之一，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地区同样受到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或者受到西方影响的学术，都是“西方中心主义”和“开放—封闭、文明—野蛮二元模式”，否则容易沦为极端盲目排外，自绝于世界文明。该文在论述“闭关锁国”是“是特定时代‘西方中心主义’影响的产物”时并未给出充足理据，而只不过仅从时代环境推断（近代中国使用“闭关锁国”是为了实现推动革命及社会发展的目的，引起强烈“共鸣”，1978年以后使用“闭关锁国”是为了改革开放和反思文革），理由笼统，不够细致和精确。

第三章是论述“明清时期的中国与西方”，认为“有两个基本事实客观存在”，一是“中国仍是一个封建国家”，“二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其在全世界的殖民扩张”。应该说，第一个事实存在重大争议，已经有相当多的的研究表明封建社会的说法脱胎于马克思对西欧中世纪国家形态的描述，与中国先秦时期有相似之处，但用来概括秦朝以来的传统中国社会并不准确。第二个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但忽略了西方自文艺复兴、航海大发现和宗教改革以来出现的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启蒙运动、科学技术革命。

该文认为，“西方殖民势力东来，是晚明和清朝统治者面临的最大历史变局”，“中国当政者对东来的西方殖民势力是有所警惕的”。这一说法有其依据，西方在殖民时期的野蛮扩张的确劣迹斑斑，给西方之外的广大地区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光是贩卖黑奴的历史罪孽，至今都在影响美国。但在当时那种以殖民扩张为主要特征的世界丛林秩序下，怎么应对西方殖民势力考验着明清统治者，消极防御非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会陷入盲目自大和固步自封之中，错过世界人文社科大发展和科学技术革命带来的文明浪潮。

第四章是分析“明清两朝中央政府的对外政策”，认为明清两朝统治者“首先，在军事上加强对西方国家的防范”，“其次，在经济上限制对外贸易区域，以便有效管辖”，“明清统治者对西洋科技和文化，采取‘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的态度”，“明清朝廷对中西交流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限制性的，并没有完全关上中国的大门，用‘闭关’加以概括不符合历史实际”，“‘限关’是自主行为，其动机是维护国土安全、文化安全，是面对外部袭扰，特别是面对西方殖民侵略威胁时，采取的防御性自我保护策略”。

这一章观点至少有两方面不妥，一方面对明清两朝统治者的决策有过度体认和美好想象之嫌，皆是站在论述明清两朝统治者决策必要性的基础之上，却对负面影响着墨不多，更未讲清楚明清两朝统治者的闭关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维护君主专制统治，满足王朝上层集团的私利，是为了防范人民，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以说，正是因为明清两朝的统治在后来越来越腐败、堕落，不断失去民心，才有近代仁人志士的革命救国。

另一方面有将“闭关锁国”片面理解为绝对意义上的封闭、保守、对外隔绝之嫌，以至于只要找到明清时期的反例，便进而质疑“闭关锁国”这一写进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历史定性的正确性。须知，历史和人性一样，都是高度复杂的，明清两朝几百年历史更是复杂无比，“闭关锁国”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性说法，从来不是指绝对意义上的封闭、保守、对外隔绝，而是说相对于当时西方社会发生的剧变，相较于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相较于人文主义、理想主义和启蒙运动，彼时仍沉溺于天朝上国迷梦，被君主专制、种种不平等礼教束缚的明清两朝，在主要面向呈现出“闭关锁国”特征。毕竟，哪怕是今天世界最为封闭的国家，比如朝鲜，都有各种与外界联系和交流的渠道，但你能说朝鲜并非一个封闭的国家吗？

第五章梳理和分析“‘自主限关’政策下的中外交流”，通过列举朝贡给赐贸易、朝贡贸易中附带物品交易、遣使出洋直接贸易、民间互市贸易，认为“中西文化交流在明清时期持续发展，中学在西传，西学在东渐”。这一章观点的逻辑谬误和前一章相似，都是通过查找明清两朝的一些中外交流例子来否定“闭关锁国”之说，却不知以那时候中国疆域之大，社会情况之复杂，怎么可能没有中外交流，但是否只要有中外交流，便能证伪“闭关锁国”？恐怕未必。一个国家几百年历史，想找一些反面例子，实在太容易，不能仅仅因为一些反例，便以创新之名，轻易推翻既有经典论述。学术当然要有创新，要有反思和质疑精神，但应该小心求证，若论据难以支撑大胆怀疑，且针对的又是重大经典命题，未免容易引起误会。

就像我们说一个人是好人，另一个人是坏人，并非是指好人什么都是好的，坏人什么都是坏的，而是说从主要矛盾、主要面向着手。评判明清两朝是否“闭关锁国”同样应该从主要面向切入，既没必要全盘否定，二元对立，将明清两朝简单理解为绝对意义上的封闭保守，但也不能为了语不惊人死不休，轻易否定“闭关锁国”之说。何况“闭关锁国”早已不是指限制人员和贸易交流那么简单，而更多指向专制主义、蒙昧主义、种种束缚人的礼教共同影响下的政治经济文化愚昧状态。

第六章分析了“‘自主限关’政策的局限性”，承认当时明清政府“消极防御占据主导地位”，“对西方先进科技采取漠视态度，加剧了军事和技术的落伍”，“在明清对外关系中，中国一直处于被动地位而疲于应付，时而多口通商，时而‘一口通商’，管理措施细碎烦琐，消极防御注定不能改变中西力量对比”。该文认为：“历史再次证明一个基本规律：因循守旧而不解放思想，抱残守缺而不与时俱进，墨守成规而不勇于改革，就会导致国力衰竭，社会停滞，民不聊生。只有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才能与时代同行。”这一结论是有道理的。

该文结语写道，“保守、落后、封闭不是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内容，也不是明清时期对外交流的全貌，不能把明清社会标签化为‘闭关锁国’”，“今人既不能为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封建礼教歌功颂德，也不能以‘闭关锁国’全盘否定明清历史对中国、对世界的意义”。诚然，“闭关锁国”作为一种习惯说法，并不意味着明清时期是绝对封闭保守的，但“闭关锁国”确实是明清时期的主要面向。

稍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全盘否定明清历史的意义，明清作为延续几百年的时期，自然有其意义，“闭关锁国”的说法本身也不是全盘否定，而是对明清时期一种描述。著名的李约瑟之问所提出的“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恰恰是明清两朝的最大追问。明清两朝有其贡献和意义，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时期，但不能不反思的是，曾经领先于世界的中华文明进入明清时期后，在人文社科思想、科学技术等层面严重落后于西方，以至于鸦片战争时期与西方狭路相逢时，落后、封闭、愚昧的大清帝国不堪一击，从此中国进入屈辱、悲惨的近代史。

对于今天中国来说，当然可以对自己的历史多些温情和敬意，当然可以去重新挖掘过去历史少为人知或者被遮蔽的一面，从本国历史汲取智慧和力量，但也没必要回避、遮掩自己历史中存在的问题。近代中国为何要走上救亡图存之路，为何一代代仁人志士为了民族复兴而努力，为何会有革命，归根结底是因为传统中国积累的问题和危机在明清两朝总爆发，达到一个高潮，让中国严重落后于西方，以至于近代中国国运沉沦。当然，落后不代表要挨打，但在当时世界丛林秩序下，落后国家势必没有尊严。

总而言之，《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一文有许多说法可供参考，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历史的复杂性，并承认了“因循守旧而不解放思想，抱残守缺而不与时俱进，墨守成规而不勇于改革，就会导致国力衰竭，社会停滞，民不聊生”的朴素道理，但在论证为何明清两朝不是“闭关锁国”时不仅理据不够充分，无法有效挑战中国历史教科书对于明清“闭关锁国”的既有定论，而且容易造成误会，让不少人疑虑是否在给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辩解。

除此之外，《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一文有过于体认明清两朝统治者之嫌，且对开放和保守的理解有失偏颇，未能意识到开放是启发民智、尊重常识理性、开放对待世界各地文明的包容力量，是一种走出君主专制统治下封闭愚昧的进步力量，而不只是限于是否有通关、是否有贸易和人员往来。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已经和世界各地紧密相连、深度互嵌，中国人视野、知识面、生活观念、生活方式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便是开放的力量。与之相比，用“闭关锁国”来概括明清两朝时期的主要面向纵使有点标签化，但至少目前来看，大体是说得通的。一个国家当然要学会与自己的过去和解，要走出历史悲情，但应该站在人民大众和现代文明的视角，要敢于自我反思和超越。一个国家只有虚心承认自己的不足并不断改进，才能进步。至于有声音担心《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一文是在隐喻现实，笔者倒认为不必过于担心，时代早已不同，从40多年打开对外交往那扇门开始，除非出现不可预估的极端情况，中国绝不可能再关上开放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