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关锁国”争议背后：为何历史研究院被批一点也不冤？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历史研究》在2022年第3期推出一篇一万五千余字的特稿《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该特稿署名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于6月25日出版。纸本杂志出版后，尚且停留在学术圈，故并未引发过多关注。待到8月24日历史研究院在其官方公众号发布后，很快在舆论场引发轩然大波。当历史照进现实，人们的普遍疑惑是：作为官方智库的历史研究院，值此之际发出这样的特稿，是在为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翻案吗？更进一步追问：这是在服务现实政治吗？
要解开这些疑惑，必须回归到文本本身。历史研究院其文《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除摘要和结语之外，正文分为六大部分展开论述：学术界有关“闭关锁国”及相关问题的讨论；“闭关锁国”概念的渊源流变；明清时期的中国与西方；明清两朝中央政府的对外政策；“自主限关”政策下的中外交流；“自主限关”政策的局限性。
在摘要中，该文开宗明义，“‘闭关锁国’不是中国古代既有概念，也不是西方对中国的固有认知，而是晚清中日语言嫁接产生的历史名词，不是对明清时期对外政策的客观描述。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殖民势力，明清时期的中国当政者从军事、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采取了以‘自主限关’为主要特征的限制性政策。这一政策没有阻断明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互鉴，但造成了消极防御和漠视西方先进科技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为近代中国陷入被动挨打局面埋下了伏笔。”
在正文部分，该文着重论证了两个核心问题：首先，不应该用“闭关锁国”来描述明清社会，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自主限关”；其次，不能全盘否定明清时期的对外政策，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这样的政策选择有某些合理性和必要性。
对于第一个问题，该文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通过详细梳理学界对“闭关锁国”的讨论，以及此概念的渊源流变，得出结论——“19世纪以来，西方人惯于站在欧洲立场，以开放—封闭、文明—野蛮二元模式，评述亚洲各国尤其是中日两国对外政策。西方国家在综合国力和话语权上占据强势地位，在日常交往和文化传播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使‘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变成亚洲国家对自身评价的视角，进而影响了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的自我认知。由此观之，用‘闭关锁国’形容明清时期对外政策，是特定时代‘西方中心主义’影响的产物，并不是对明清时期对外政策的客观描述。”
对于第二个问题，该文第三部分先批驳了西方殖民势力东来给晚明和清朝统治者带来的巨大冲击。“充满活力的欧洲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用炮舰、用商品、用《圣经》、用血腥的暴力方式中断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自然历史进程，开始全球范围的殖民征服、掠夺和统治。”具体到当时的中国，历经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荷兰、英国、俄国等势力侵入与掠夺，此类殖民化浪潮让中国当政者有所警惕。为应对西方殖民势力的步步进逼，明清两朝统治者从军事、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比如在军事上，加强对西方国家的防范，“立中外之大防”；在经济上，限制对外贸易区域，以便有效管辖；在文化上，对西洋科技和文化，采取“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的态度。
就此，该文第四部分得出结论——“明清朝廷对中西交流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限制性的，并没有完全关上中国的大门，用‘闭关’加以概括不符合历史实际。‘限关’是自主行为，其动机是维护国土安全、文化安全，是面对外部袭扰，特别是面对西方殖民侵略威胁时，采取的防御性自我保护策略。因此，我们认为明清两朝中央政府采取的是‘自主限关’的对外政策。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是否开放、如何开放、开放范围多大，属于国家主权范围。国内外一些学者简单地斥其为‘落后’、责其为‘野蛮’，甚至认为违反所谓‘国际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为了进一步论证此一结论，文章在第五部分着重介绍了“自主限关”政策下的中外交流，包括朝贡给赐贸易、朝贡贸易中附带物品交易、遣使出洋直接贸易、民间互市贸易等，而且中西经济贸易往来之频繁，在贸易规模、出口商品与白银和其他海外商品的涌入方面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就此该文得出结论，“自主限关”没有阻断明清时期中外经济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互鉴，明代中国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不消说，此一部分也是今次舆论争议最为激烈的，被认为是在为“闭关锁国”背书，是典型的“闭关锁国有利论”。
其后，虽然该文在第六部分也很辩证地点明了“自主限关”政策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消极防御占据主导地位，16—19世纪，西方殖民侵略势力汹涌东来，频闯中国大门，但明清统治者并未对这一历史大变局进行深入分析和科学判断，相反满足于传统的朝贡体系，以“天朝上国”自居，心存通过限制或减少对外往来换取天下太平的幻想；其次，对西方先进科技采取漠视态度，加剧了军事和技术的落伍，康乾时期，清廷虽然感受到了欧洲殖民侵略的威胁，对其心怀警惕，也察觉到西方在不少领域已经领先中国，但墨守成规的保守观念、“不贵异物”的陈旧思想，使其对西方科技进步缺乏足够的敏锐性，在接受西方科技知识时疑虑重重、步履蹒跚。
除了局限性之外，该文第六部分一方面强调，“明清两朝统治者对近代中国的落后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另一方面也认为，“今人不能把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历史责任完全推给清朝政府”；一方面强调，“自主限关具有其合理性，它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西方殖民主义者血腥东扩的步伐”，另一方面也深信“自主限关也有明显先天缺陷，不仅具有浓重的守成性，而且具有很强的保守性”。在该课题组看来，只有必然性才能解释这一切，因为“近代中国和西方发展差距的拉大，并不仅是明清两朝对外政策单一因素所导致，它既是中外历史漫长进程中，各国发展此消彼长的必然结果，也是封建制度根深蒂固的必然结果，还是明清时期思想意识、社会制度、内外政策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仅仅停留在某一点上来分析和阐释，难免失之偏颇。”
基于以上论述，该文结语总结道——保守、落后、封闭不是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内容，也不是明清时期对外交流的全貌，不能把明清社会标签化为“闭关锁国”。明清历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社会制度，还是对外政策，既有其长也有其短，既有其优也有其劣，今人既不能为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封建礼教歌功颂德，也不能以“闭关锁国”全盘否定明清历史对中国、对世界的意义。
如果这只是停留在学术圈的一篇文章，应该不会引起如此大的舆论震荡，但当这样的学术文章打破圈层走入普罗大众场域，势必引发超出文本本身的担忧和警惕。抛开文本本身，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该篇署名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的特稿，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推出，本身就是对社情民意缺乏认识。今天的中国和世界都在激烈的冲突和动荡中，尤其是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防严控下，坚持“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近乎另一种“闭关锁国”的状态，舆论很担忧中国会重蹈覆辙，走回头路。在这样的巨大担忧之下，作为国家级智库的社科院，推出如此特稿，为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正名，属于典型的“撞枪口”。而类似这样的脱离民众的先例，已经有不少，比如上海民众尚未从两个月静默的阴霾中走出来之际，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党代会上高调宣布打赢大上海保卫战，北京党代会报告中“未来五年”引发的人们对防疫悲观预期的争议。
早在2002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访问香港时，在香港礼宾府讲话中这样说，“我因为在中国搞经济，半个世纪多了，50多年了，我对于中国经济的每一个脉搏的跳动，我都还是听得出来的。”对今天各地的执政者和类似历史研究院之类的官方机构而言，也需要“听得出来社会脉搏的每一个跳动”，或者至少对疫情之下公众的普遍心态抱持着同理心，并适时调整与社会对话的方式，逐步增进官民互信。
其二，虽然今天的中国不可能与世界脱钩、走向闭关锁国，但各种迹象却也让民众忧心忡忡，基于此，就算历史研究院万字长文解释历史的复杂性，并呼吁人们跳脱二元思维辩证看待明清对外政策，仍难掩历史映照进现实之后，人们在巨大不确定性面前的无力感、危机感。
今年5月，《香港01》在《坚持动态清零政策 中国正在与世界脱钩、自我封闭吗？》中曾做过分析，不管是客观条件还是主观意愿，今天的中国都不可能与世界脱钩。但就像历史研究院其文所秉持的理念一样，现实政治的演进往往充满了各种偶然性，历史也往往是在两股力量的较量与撕扯中以“进两步、退一步”甚至“进一步、退两步”的方式前进着，尤其在大流疫和外部世界激烈变局增加了越来越多不确定性的当下，稍有不慎，便可能走向自我实现的预言，犯下颠覆性错误。为了稳预期，上海疫情之后，官方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重建改革开放以来的两大基本共识——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以说，历史研究院这篇不合时宜的特稿，不仅让重建基本共识的努力大打折扣，也让本就低迷的民众预期雪上加霜。
作为历史研究院，可能觉得很委屈，自觉被误读了，所以还投诉了《批驳历史研究院“闭关锁国有利论”》一文作者，给出的理由是“此文的内容在公然造假，恶意污蔑我院发表的文章，并在标题上以‘批驳历史研究院’作为噱头，博人眼球，手段恶劣，对我院声誉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属于严重侵权行为。”但如果从其文抽离文本引发的影响来看，历史研究院却一点也不委屈，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受各方因素影响的综合体，任何一个行为本身都可能产生预料之外的溢出效应。对今天的中国来说，迫切的问题，是为“闭关锁国”正名，还是重建改革开放的共识，避免重蹈覆辙？任何学术研究如果脱离现实本身，最终注定被现实击得粉碎。